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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蒙科什·米克绍是犹太委员会的成员，他的故事同样怪诞。10月16日，也就是萨拉希政变的第二天，一群箭十字党党徒试图抢劫犹太委员会的总部，多蒙科什打电话给宪兵司令费伦奇·拉斯洛，向他求助。这位宪兵司令负责驱逐犹太人，他仅仅回答：“一切正常。现在犹太人罪有应得了。”[94]尽管如此，多蒙科什还是骗箭十字党的暴徒说，费伦奇派了巡逻车来，所以他们最好离开。于是暴徒离开了。随后，多蒙科什穿着上尉制服，开始以费伦奇的名义发放“官方证明”，解救了很多犹太人，并释放了一些被箭十字党关押的犹太委员会成员。他看似权力很大，最后居然被任命为隔离区警长，因为别人以为他是国防部的代表，而且没有人意识到，他本人就是犹太人。[95]附近的箭十字党民兵如果在隔离区外抓住了犹太人且没有把他们带到多瑙河堤岸枪毙的话，就会把他们押到多蒙科什的“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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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反犹法在议会得到了匈牙利三大教会代表的支持。但在1944年，很多教会组织目睹了驱逐犹太人的暴行，转而开始营救犹太人。1944年夏初，加尔文宗和路德宗教会联合发表了新教备忘录，呈交给总理斯托尧伊。6月29日，天主教会的谢雷迪·尤斯蒂尼安枢机主教写了一封公开信，谴责对犹太人的迫害。斯托尧伊的回应是禁止出版该备忘录和在教堂诵读这封公开信。当年夏季，加尔文宗的劳沃斯·拉斯洛主教以及谢雷迪都不断谴责对犹太人的遣送，但公众没什么反应。箭十字党夺权五天之后，劳沃斯·拉斯洛主教写信给萨拉希，请求他将布达佩斯宣布为不设防城市。12月1日，他又写信给萨拉希，要求停止对犹太人的迫害。[96]较小的教会组织联合起来进行营救活动，教会领袖也都知情。但往往只有部分犹太人，尤其是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得到了教会的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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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的警察总长谢代伊·久洛和他的副手久洛伊·久洛也尽力帮助隔离区里的人。箭十字党内部甚至也有少数良心未泯的人参加了营救。其中最有名的是绍洛伊·帕尔，此人于1942年退党，霍尔蒂停火事件之后又重新入党，负责同警方联络。在这个岗位上，他能够出比以前更多的力来营救犹太人。他禁止在没有正式批准的情况下运走犹太人住宅内的财产，这样就保留了50%到60%的动产。他说服箭十字党的组织工作者格拉·约瑟夫对暴行发出抗议，并敦促警方开展调查。他向瓦伦贝格告知箭十字党计划在隔离区开展的大屠杀，他的副手派尔耶希·费伦茨甚至搬进了隔离区，试图改善那里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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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血统的医生耶莱齐安·奥劳曾是箭十字党的副青年领袖，但在1939年被开除出党。霍尔蒂停火事件之后，他重新入党，成为第6区的第二副长官。作为该区唯一识文断字的官员，他的任务是填写官方的逮捕证，因此得以拯救很多人的性命，尤其是在齐奇·耶诺街1号。他从瑞士大使馆得到了保护这座房屋的证件，然后从内政部获得许可，把它改成犹太医院，尽管在纸面上它是箭十字党的诊所。400多名犹太人，包括40名医生，在这里得以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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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次，耶莱齐安凭借镇定自若避免了暴露。1945年1月，一名箭十字党指挥官率领30名武装人员包围了这所房子，逮捕了耶莱齐安，并宣布要按照规定杀死屋内所有的人。耶莱齐安出示了内政部的命令，但是没有用，于是他请指挥官开始搜查。医院里刚刚送来一批被炮击炸伤的人，武装人员不得不在呻吟着的濒死伤员之间走过。耶莱齐安对此事件结果的报告颇有些浪漫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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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紧张的搜查持续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然后他归还了我的手枪，让我召集医生。……有些妇女晕倒了，一个可怜人承受不了这悬而不决的紧张，从三楼跳楼自杀了，护理员……找到了她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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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被集中到一个房间之后，指挥官站在屋子中间，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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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来，是为了把藏在这房子里的400名犹太人和他们的领袖耶莱齐安一起杀掉。我来就是这个目的，但我今天看到的和经历的是我没想到的。要不是亲眼看到，我绝不会相信，短短几周就能在市中心建立起这么一家运转良好的医院。你们在这里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很了不起，我必须得向你们鞠躬，虽然我知道这是犹太人做的。我保证，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会骚扰你们。再坚持几天吧。解放的大军已经在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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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奖励你们的伟大成就和英雄主义，我会保证你们的安全，我会确保……在新的匈牙利国家你们不会被划为犹太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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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医院里的人们活了下来，但在红军到来之后，有个医生捏造罪名诬告耶莱齐安，他因此被红军逮捕，几个月后才被释放。1981年，耶莱齐安获得“国际义人”称号，这是以色列向所有营救过犹太人的人士授予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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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立国的使馆不断对迫害犹太人的行为提出抗议。1944年10月21日，教宗特使罗塔同萨拉希谈判了两个多小时。11月17日，他联合各中立国的使馆向箭十字党政府联名抗议，要求立即停止对犹太人的驱逐和残害。12月23日，各中立国再次向匈牙利政府联名上书，但此时政府已经逃离首都。各国都拒绝撤出使馆人员。1945年1月5日，瓦伦贝格向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发出最后的集体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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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12日，佩斯第6区圣伊什特万广场附近的72所房屋得到了瑞士使馆的保护。11月15日之后，这一地区被正式指定为国际隔离区。最初的目的是将所有持外国护照的犹太人集中到这里。这些房屋的设计承载能力是3969人，但一开始就安置了15600人，最后达到了40000人。理论上，这些房屋享有治外法权，每座房屋应有两名警官把守，但是箭十字党的人仍然不断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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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隔离区比所谓的“普通”隔离区（不久之后在第7区建立）危险，因为它离多瑙河堤岸较近，箭十字党的人很容易进来行凶。到1944年11月底，只有32000名犹太人，而不是预期的100000人，进入了“普通”隔离区；同时期，国际隔离区的“瑞士保护屋”却住进了上万人，而不是原定的7800人，于是箭十字党产生了怀疑。他们发现，很多保护证件是伪造的。这些房屋遭到了重点搜查。因为很难鉴别真实的和伪造的证件，很多人被不加区分地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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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18日，在第7区开始建立隔离区，专门关押没有保护文件的犹太人。11月21日，内政部部长沃伊瑙·加博尔正式下令把这些地区改为“普通”隔离区。所有没有保护证件的犹太人必须于12月2日之前搬到这里。12月10日，该地区被木板栅栏封闭，只留下4个出口。约6万人被关进4513座公寓，有时14个人同住一个房间。根据计划，所有犹太人，不管有没有保护证件，最终都要被关到这里来。每人每天的粮食配额是900卡路里，加上犹太委员会和中立国使馆送来的给养。事实上，5个厨房每天只能提供每人790卡路里的热量。有时运送食物的人遭到抢劫或者被炮火击中，人们就只能整天挨饿。隔离区内唯一的警察局在沃伊瑙的命令下被关闭了，隔离区的内部安全由无武装的犹太警察负责。但一心要抢劫的箭十字党暴徒根本不把犹太警察放在眼里。一名目击者回忆了12月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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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的考津齐街上，虚弱的人们垂着头，推着手推车。咔嗒作响的小车上，赤裸裸的尸体黄得像蜡一样，摇摇晃晃。一只贴着黑膏药的僵硬的手臂垂了下来，晃荡着，敲打着车子的轮辐。他们停在考津齐澡堂前，笨拙地转进格子门。在澡堂的院子里，饱经风吹雨打的门面之后，尸体堆成一堆，冻得僵硬，像是木头。……我穿过了克劳乌扎尔广场。在广场中央，人们或蹲或跪，拿着刀从一匹死马身上割肉。马头放在几米外。黄色的和蓝色的肠子像果冻似的，闪着冰冷的光，从残缺的死马体内迸射出来。[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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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十字党不仅对各个隔离区的居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甚至还侵犯了城内其他地方的中立国外交机构。1945年1月7日，瑞典使馆有人被杀，瑞士使馆也发生了流血事件。[99]德国人倒是相对人道。虽然德军经常围捕犹太人、强迫他们修筑工事，但总会把他们活着送回隔离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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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14日到1945年1月18日，隔离区每天的平均死亡人数是80人。和平时期该数字是8。[101]有段时间，每天都有50到60具头部中弹的犹太人尸体被送到法医研究所。12月28日，箭十字党党徒和一些违反命令的德军将一大群犹太人从拜特伦·加博尔广场的医院拖到多瑙河堤岸，将其全部处死。一周之内犹太人自杀事件的数量就超过了1943年匈牙利全国的自杀人数。“很多老人、年轻姑娘和孕妇自杀。有些母亲用擀面杖把不情愿自杀的女儿打晕，把她们搬到打开的煤气口下。”[102]1月3日，负责集中犹太人的部级专员勒切伊·伊什特万下令立即组建12个犹太人劳工团。这道命令无法执行，因为此时大多数犹太人已经饿得走不动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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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1日，萨拉希的特别代表沃伊瑙·艾尔诺发布第一道命令，要求将国际隔离区的犹太人转移到“普通”隔离区，说是出于“军事原因”，但实际上是为了方便屠杀他们。1月4日，他重复了这道命令，这一次就连瓦伦贝格也无法搪塞了。1月5日和6日，“瑞典保护屋”的5000名居民在红军战斗机的火力之下被押送到“普通”隔离区。箭十字党宣布，如果外国不承认他们的政府，他们就不再遵守任何协约。1月7日，瓦伦贝格提出将受保护房屋内的所有剩余粮食交给箭十字党，才阻止了犹太人被遣送，但同一天，箭十字党攻击了一所“瑞典保护屋”，将大约130人带到多瑙河堤岸用机枪打死。[103]一名幸存者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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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审完我之后又审问我母亲，她已经六十七岁了。他们把她的衣服剥光，三个人用橡皮棍子狠狠打她。她倒在地上，他们就用脚踩她，拔掉她的头发。然后……又有三个人打我。……半夜，他们又把我带到地下室，那里有30个负责拷打的人。全部30人都有棍棒和皮带，一起来打我。他们又把我从地下室推到洗衣室，那里已经有大约30人，浑身是血。在地下室，他们剥光年轻女人的衣服，用橡皮棍子打她们。大厅里，箭十字党的伯克尔·德奈什叫我求他打我的脸。然后我被迫站在门口，他们开始踢我。对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他们也不客气。他们一直打我们，直到我们承受不住倒在地上。3点，他们把我们两人一组用皮带捆起来，说要把我们押往隔离区。我一直看着，他们带着步枪和机枪。链桥上有一个德国警卫，他让我们这45到50人通过了。在桥上，箭十字党的人端起枪指向我们，看上去很可怕。我开始解开皮带。和我捆在一起的人叫古特曼，他只穿了内裤和衬衫。我们走下链桥，走向多瑙河堤岸时，情况已经完全无望了。我放开母亲，完全解开了皮带。走了20米，他们停下来，命令我们站在河堤上排成一排，面向多瑙河，说要打死我们。我和古特曼先生最先走到河堤。他们的头目，一个蓄着小胡子的矮壮的家伙，命令我走远一些。我假装服从，然后跳进了多瑙河。机枪在后面向我开火。在水里我听到他们打死了那50人。[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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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迪·伊万中尉描述了河堤上的一次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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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维加多音乐厅的拐角偷偷望去，看到犹太人站在2路电车的轨道上，排成一长排，完全是听天由命。那些离多瑙河近的人已经被剥得精光。其他人一边慢慢走下来，一边脱衣服。一切都很安静，只是不时响起枪声。下午没人在那里时，我们又看了一下。死者或躺在多瑙河冰封的河面上，或浮在水里，尽是血。其中有女人、孩子、犹太人、非犹太人、士兵和军官。[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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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为阻止屠杀，100名匈牙利警察奉命进入隔离区。但就在次日，离警察驻地几步远的韦塞莱尼街有45名犹太人被杀。他们的尸体被堆在考津齐街的犹太会堂和克劳乌扎尔广场，因为没人有时间，也没人愿意遵循欧尔绍什·费伦茨的建议。这位医学教授和前卡廷国际委员会成员讽刺地说：“把犹太人的尸体丢进多瑙河吧，我们可不想再来一个卡廷。”[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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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红军已经接近隔离区附近的大环路，箭十字党决定开始大规模屠杀。这个计划被一名警察泄露给了箭十字党与警方的联络官萨莱·帕尔。萨莱通知了沃伊瑙·艾尔诺，沃伊瑙说他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了，不打算阻止它。经瓦伦贝格同意后，萨莱警告佩斯德军的指挥官施米德胡贝少将，他要对他属下德军的行为负责。施米德胡贝立即招来沃伊瑙和策划该计划的德国人和匈牙利人，逮捕了一个党卫队三级小队长（中士），并禁止屠杀。[107]为了保证他的命令得到服从，他还派遣德国国防军士兵进驻隔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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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红军接近了韦塞莱尼街的隔离区边缘。住在44号临时犹太医院的医生拜奈代克·拉斯洛说服了当地的一个匈军高炮连放弃抵抗。他把那些士兵装扮成病人，把他们的军服用医院的炉子烧毁。次日，在短暂的巷战之后，隔离区得到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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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布达，迫害仍在继续。1月14日，内梅特沃尔吉路箭十字党党部的一群暴徒在库恩神父率领下打死了毛罗什街犹太医院的170名病人和其他躲藏在那里的人。1月19日，他们在奥尔毛街的犹太救济院打死90人，21日又在瓦洛什马约尔街犹太医院打死149人。在犹太医院，他们让能够证明自己基督徒身份的人出列。有人拿出伪造的证件，就被打死了。其他人排成一排走到街上，“被押往佩斯的隔离区”，而此时隔离区已经在红军手中，且多瑙河上的大桥已经被炸毁，无论如何都是走不过去的，这些人在等待的时候就被枪杀了。不能走路的病人连同护士被打死在病房里，垂死的惨叫持续了两个小时。[108]只有一个女人躲在街上的死尸堆里活了下来。[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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