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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伙暴徒还攻击了负责保卫警察总长谢代伊·久洛安全的高级警官。暴徒强迫警官们交出武器，然后离开了。但半夜时，他们又在库恩神父率领下返回。警官们被推到墙前站成一排，遭到库恩的羞辱，罪名是“其他人在前线为了胜利而受苦，他们却在躲藏”。在场的六名警官被带往箭十字党党部。第七名警官，贝利茨基·拉斯洛警长躲在厕所里，后来向谢代伊发出了警报。然而，前来营救的警察分队被箭十字党党徒缴了械。“弟兄们，这是拘留中心的毛罗什沃尔吉·伊姆雷博士。”一名坐过牢的党徒发现被俘的警官中有熟面孔。党徒都很熟悉这些警官，因为他们审讯过很多危险罪犯，而这些罪犯中的很多人加入了箭十字党。现在复仇的时刻到了：“门被撞开了。库恩第一个冲出去。他用拳头猛击其中一个警官，然后狠狠地扇他的脸。‘你这混蛋，终于逮到你了。’他说着，把这个人推进自己刚才走出来的那个屋。”[110]之后警方又派了一批人，才把警官们救出来。库恩神父和他的同伙被捕，不过库恩在突围时逃跑了。这群暴徒的头目绍博·彼得此前记了很详细的日记，他把日记连同他的身份证明文件及照片一起埋了起来，这些东西后来被偶然发现并交给了警方。日记中对犯罪的详细记录，包括强奸修女的罪行，使得警方可以审判其他藏匿起来的党徒。人民法庭最后判处库恩死刑，并将其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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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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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之后匈牙利出版的研究著作对布达佩斯的抵抗运动多有提及，主要是由于共产党国家喜欢详细记载敌后的反法西斯活动。而当时的德国和匈牙利军事文档对抵抗运动很少提及，可能是因为这些运动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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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红军作战的德国和匈牙利军事单位很少遭到抵抗分子的攻击。匈牙利人一般不把德国人看作敌人，因此不会攻击德国人。所以盖世太保在布达佩斯的头目阿尔弗雷德·特伦克尔宣称，对德国人来讲，匈牙利要比南斯拉夫安全。但抵抗分子对箭十字党又恨又怕。根据德国人的报告，即使在匈牙利军队内部，也只有3%到5%的军官支持箭十字党政权，很多人反对极右宣传。因此，抵抗组织的活动主要是救人、阻挠对犹太人的遣送，以及越来越激烈地武装攻击箭十字党单位和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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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十字党上台之后，有几位此前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的政治家着手开展最基本的抵抗运动。在（德军占领匈牙利以来开始活动的）非法组织“匈牙利阵线”的基础上，“匈牙利民族起义解放委员会”（MNFFB）于11月9日成立，主席是鲍伊奇-日林斯基·安德烈，副主席是乔尔包·亚诺什。该组织的军事分支于11月11日成立，参谋长是基什·亚诺什中将，他的副手是纳吉·耶诺少校，其他成员还有参谋军官陶尔乔伊·维尔莫什、内梅特·帕尔和拜莱兹瑙伊·伊什特万，技术军官克瓦戈·约瑟夫、奥尔马希·帕尔和劳德瓦尼·伊姆雷，骠骑兵上尉雷沃伊·卡尔曼，还有其他很多人。曾属于匈牙利阵线的各种非法组织都加入了“匈牙利民族起义解放委员会”，包括独立小农党、社会民主党、正统主义双十字党、匈牙利共产党和国家农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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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民族起义解放委员会”希望阻止围城，避免布达佩斯遭到毁灭，因此计划为红军打开前线并同时发动起义：它甚至向安德拉什·山多尔指挥的第10步兵师和多个KISKA辅助单位提出了这个建议。11月13日，匈军第6集团军的作战参谋希蒙菲-托特·艾尔诺少校作为“匈牙利阵线”的代表逃到红军那边。此前几天，他秘密地向秘书口述了一些文件，后来人们才发现他描述的是首都的防空系统和防御工事。[111]最后他成了红军的宣传人员，负责向匈军劝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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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由于遭到米库利奇·蒂博尔上尉出卖，“匈牙利民族起义解放委员会”的军事参谋部人员在一次会议期间被捕。国家农民党领导人科瓦奇·伊姆雷因为迟到而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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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歌剧院附近有枪声，加快脚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歌剧院附近像是战场。战地宪兵和党的民兵从门后、树后、广告牌后疯狂地向一辆汽车射击，车上的人也在还击。地上有四具宪兵的尸体，被军大衣盖着。[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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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冲突是由同样迟到的塞切尼·帕尔少尉和迈希克·亚诺什中尉开始的。两人都被击毙，30多人被捕。随后，“匈牙利民族起义解放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一共几百人，被逮捕。基什·亚诺什、纳吉·耶诺和陶尔乔伊·维尔莫什被匈军的一个特别法庭判处死刑，于12月8日在玛格丽特大道的军事监狱被处决。鲍伊奇-日林斯基·安德烈于12月24日被绞死在索普朗科西达。其他人大多被判处10到15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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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军最高统帅部防御部门主官米科·佐尔坦上尉也属于“匈牙利民族起义解放委员会”，但他的身份没有暴露。他随后组织了一个新的抵抗组织，包括大学生、KISKA单位和其他人员。在最高统帅部，米科负责监管KISKA辅助单位，11月底又奉命组织颠覆和间谍单位。他还负责领导普罗瑙伊突击队以及一个宪兵调查组。11月初，他建立了破坏单位“格尔盖伊营”，虽然它名义上是普罗瑙伊突击队和箭十字党的一部分，但成员全是逃兵、左翼分子、被禁止活动的政治家和抵抗战士。这个单位的任务是获取合法身份证件，帮助潜逃人员和抵抗战士活动。通过瓦伦贝格，他不断把该营的补给送到“保护屋”里去。他还凭借自己和国家安全部门长官库道尔·拉约什的关系，在11月派遣了一个宪兵单位到国际隔离区，与箭十字党暴徒打了几次枪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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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盖伊营在一个月间一边同普罗瑙伊突击队一起操练，一边秘密地开展破坏活动，并攻击箭十字党党徒。11月21日，该营一名成员，一个从劳工队逃跑的犹太人，在普罗瑙伊食品店被一个执勤的中士认了出来，被捕时口袋里还装着黄色的大卫星。此后该营又有10名劳工队逃兵被箭十字党秘密警察抓住，于12月4日在玛格丽特大道的监狱被处决。米科把该营调到了多瑙河以北的伯尔热尼山，借口是训练需要和德军要求部署箭十字党游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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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科招募了大约800名武装抵抗分子，包括格尔盖伊营的250人、KISKA各单位的500人，以及他自己在宾博路54号指挥部的50人。有了这么多人，似乎可以进行真正的活动了。12月20日，科瓦奇·伊姆雷和“匈牙利民族起义解放委员会”的另外三名代表拜访了伯尔热尼山的红军，讨论倒戈的可能性。但科瓦奇被疑心很重的红军反间谍军官逮捕，直到次年2月才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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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包围圈渐渐形成，米科计划投向红军，在第14区和玫瑰山为红军打开防线。12月25日，大学突击营把一个叫科里洛夫的红军战俘押到他的单位。科里洛夫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生活在匈牙利，在圣安德烈被红军俘虏之后作为探子被放回布达佩斯。米科把科里洛夫作为中间人放回红军阵线。在得到德军指挥官的批准、接管了玫瑰山的部分防线之后，米科召集他的人马，他原估计会有300到400人前来，不料只来了70人。大多数人要么不愿冒生命危险，要么无法从佩斯穿过多瑙河来到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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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之下，米科找到大学突击营的指挥官鲍拉什·希派基上尉。两人在军校时是同学，米科希望说服他一起投向红军。米科带着八名武装人员，包括邦多尔·维尔莫什中尉，此人戴着很多勋章。鲍拉什·希派基把他们当作内奸，支吾搪塞。最后，米科虚张声势说：“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告诉你全部机密。德匈两个指挥部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今晚匈牙利国家政策就会发生大的转变。今晚8点，前线四个重要地段的匈军会放下武器，让红军通过。”[113]鲍拉什·希派基回答说，他要向军部核实一下情况。米科知道自己的花招泡汤了。这群人中有些成员决定放弃投敌，自己尽快逃跑。米科和他的秘书逃到土耳其大使馆，在围城中活了下来。其他人决定不解散队伍，等待事态变化，尽管鲍拉什·希派基肯定不会主动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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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随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两种说法。邦多尔和他的同伴说，鲍拉什·希派基出卖了他们。鲍拉什·希派基自己说，他没有理由相信米科，因为军部里没有任何人提到集体变节的事情；他也不方便问，因为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参与其中。他的说法是，他正打算离开，这时来了一个宪兵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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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我是什么人，有没有上报米科来劝说变节的事情。我说还没有。他带我去见一个上校，我不认识这人，但他可能是军部情报处[114]的处长。上校说，我没有自己来报告被卷入变节的事情，这令人感到遗憾；要是不想惹更多麻烦，最好从实招来。[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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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大学突击营抓住了一些穿平民服装而且持有米科发放的证件的红军士兵，于是箭十字党秘密警察开始监视米科这群人。[116]他们伪称开会，把邦多尔骗到宾博街，将他和他的同伴逮捕。围城之后，苏联人又逮捕了米科和邦多尔，以间谍罪将他们判处死刑。邦多尔被改判二十五年徒刑。尽管米科主动与苏联人合作，比如在战俘中甄别箭十字党分子，[117]但他还是于1945年8月15日在敖德萨被处决。[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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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蒂停火事件之后，匈军很多军官投向了苏联，包括第10步兵师师长安德拉什·山多尔上校，[119]他得到了他的反间谍和情报部门的帮助；[120]还有第7步兵军参谋长哈采吉-豪茨·奥托上校，他在霍尔蒂的停火事件中担任军事外交官。1944年11月7日，哈采吉-豪茨逃往塞格德，向红军透露了玛格丽特防线的细节草图。随后他为红军从事宣传工作，从1945年2月到4月5日担任红军在布达佩斯司令部的联络官。他后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判处十五年苦役，被关押七年后于1955年6月30日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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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军第1步兵军的军需长内梅特·德热在抵抗活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向受迫害者发放假证件，帮助希蒙菲-托特变节，藏匿红军士兵，并破坏首都的防御。当合围逐渐收拢时，内梅特故意把粮食运到郊区，让它们很快就落入红军手中。他还把军里的大部分弹药储存在玛格丽特码头的铁路车皮里，希望它们被红军摧毁。后来铁路车皮的确被摧毁，但是引发了大爆炸，炸毁了附近的房屋，很多人被炸死。[121]1945年2月7日，内梅特连同他的参谋人员一起投奔红军，随后以连长的身份对德军和匈军作战，在战斗中负伤。1949年，他在作秀公审中被判死刑，随后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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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7日，七个非法的大学生组织合并为“匈牙利大学生自由阵线”（MDSZF）。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考尔多什·拉斯洛、基什·山多尔和齐马尼·蒂博尔，代表了抵抗运动的激进派。它的很多成员加入了大学突击营、格尔盖伊营和坦契奇·米哈伊营[122]。“匈牙利大学生自由阵线”发行的一份非法的时事通讯引起了箭十字党秘密警察的注意。12月12日，秘密警察突袭了这个组织的总部，逮捕了很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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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契奇·米哈伊营的正式名称是第1匈牙利大学侦察营，成员主要来自布达佩斯各高校的民兵组织。该营拥有350到400人，发放了几百份假证件，多次攻击德军和箭十字党人员。他们投敌的企图被箭十字党民兵和德军挫败，于是他们分散开来，等待红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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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占领匈牙利之后，布达佩斯市政府的各个办公室组建了若干抵抗组织。这些组织主要发放各种豁免和保护性证件。它们的军事核心是第6区的KISKA连，它们曾在该连帮助下试图占领市政大厅和其他公共设施建筑，但失败了。他们还和匈牙利王家钢铁机械厂（兵工厂）的抵抗战士有联系，后者由米什泰特·安德烈和科茨卡什·费伦茨领导，为“匈牙利民族起义解放委员会”搞到了一些反坦克炮。11月19日，第6区KISKA连和匈牙利王家钢铁机械厂抵抗组织的一些成员暴露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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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自由运动”的领导人是皮什基-施密特·弗里杰什，和社会民主党关系紧密，主要进行知识分子的抵抗运动。从1943年开始，在卡洛伊·米克洛什政府的默许下，“匈牙利自由运动”建立了一个秘密广播台，并发行报纸《复活》（Feltámadás）。德国占领匈牙利之后，该组织更加活跃。箭十字党政变之后，“匈牙利自由运动”发行了非法报纸《自由斗争》（Szabadságharc）。通过与“匈牙利民族起义解放委员会”执行主席绍考希奇·阿尔帕德的协议，“匈牙利自由运动”还建立了一支武装队伍，保护它那非法的莱格拉迪印刷厂。在12月25日的一次枪战中，“匈牙利自由运动”武装队伍的领导人施托拉尔·贝拉和其他23人被击毙，但印刷厂得救了，因为工人把大部分设备带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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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未来”（The Future in the East）组织包括平民和保安营的军校生。他们计划拯救一些被守军布了雷的公共建筑和工厂，但在11月10日，该组织的27人被捕，包括他们的领导人、保安营第2连的连长菲尔耶什·山多尔上尉，于是这个组织就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