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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之下，米科找到大学突击营的指挥官鲍拉什·希派基上尉。两人在军校时是同学，米科希望说服他一起投向红军。米科带着八名武装人员，包括邦多尔·维尔莫什中尉，此人戴着很多勋章。鲍拉什·希派基把他们当作内奸，支吾搪塞。最后，米科虚张声势说：“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告诉你全部机密。德匈两个指挥部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今晚匈牙利国家政策就会发生大的转变。今晚8点，前线四个重要地段的匈军会放下武器，让红军通过。”[113]鲍拉什·希派基回答说，他要向军部核实一下情况。米科知道自己的花招泡汤了。这群人中有些成员决定放弃投敌，自己尽快逃跑。米科和他的秘书逃到土耳其大使馆，在围城中活了下来。其他人决定不解散队伍，等待事态变化，尽管鲍拉什·希派基肯定不会主动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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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随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两种说法。邦多尔和他的同伴说，鲍拉什·希派基出卖了他们。鲍拉什·希派基自己说，他没有理由相信米科，因为军部里没有任何人提到集体变节的事情；他也不方便问，因为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参与其中。他的说法是，他正打算离开，这时来了一个宪兵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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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我是什么人，有没有上报米科来劝说变节的事情。我说还没有。他带我去见一个上校，我不认识这人，但他可能是军部情报处[114]的处长。上校说，我没有自己来报告被卷入变节的事情，这令人感到遗憾；要是不想惹更多麻烦，最好从实招来。[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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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大学突击营抓住了一些穿平民服装而且持有米科发放的证件的红军士兵，于是箭十字党秘密警察开始监视米科这群人。[116]他们伪称开会，把邦多尔骗到宾博街，将他和他的同伴逮捕。围城之后，苏联人又逮捕了米科和邦多尔，以间谍罪将他们判处死刑。邦多尔被改判二十五年徒刑。尽管米科主动与苏联人合作，比如在战俘中甄别箭十字党分子，[117]但他还是于1945年8月15日在敖德萨被处决。[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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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蒂停火事件之后，匈军很多军官投向了苏联，包括第10步兵师师长安德拉什·山多尔上校，[119]他得到了他的反间谍和情报部门的帮助；[120]还有第7步兵军参谋长哈采吉-豪茨·奥托上校，他在霍尔蒂的停火事件中担任军事外交官。1944年11月7日，哈采吉-豪茨逃往塞格德，向红军透露了玛格丽特防线的细节草图。随后他为红军从事宣传工作，从1945年2月到4月5日担任红军在布达佩斯司令部的联络官。他后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判处十五年苦役，被关押七年后于1955年6月30日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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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军第1步兵军的军需长内梅特·德热在抵抗活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向受迫害者发放假证件，帮助希蒙菲-托特变节，藏匿红军士兵，并破坏首都的防御。当合围逐渐收拢时，内梅特故意把粮食运到郊区，让它们很快就落入红军手中。他还把军里的大部分弹药储存在玛格丽特码头的铁路车皮里，希望它们被红军摧毁。后来铁路车皮的确被摧毁，但是引发了大爆炸，炸毁了附近的房屋，很多人被炸死。[121]1945年2月7日，内梅特连同他的参谋人员一起投奔红军，随后以连长的身份对德军和匈军作战，在战斗中负伤。1949年，他在作秀公审中被判死刑，随后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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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7日，七个非法的大学生组织合并为“匈牙利大学生自由阵线”（MDSZF）。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考尔多什·拉斯洛、基什·山多尔和齐马尼·蒂博尔，代表了抵抗运动的激进派。它的很多成员加入了大学突击营、格尔盖伊营和坦契奇·米哈伊营[122]。“匈牙利大学生自由阵线”发行的一份非法的时事通讯引起了箭十字党秘密警察的注意。12月12日，秘密警察突袭了这个组织的总部，逮捕了很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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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契奇·米哈伊营的正式名称是第1匈牙利大学侦察营，成员主要来自布达佩斯各高校的民兵组织。该营拥有350到400人，发放了几百份假证件，多次攻击德军和箭十字党人员。他们投敌的企图被箭十字党民兵和德军挫败，于是他们分散开来，等待红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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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占领匈牙利之后，布达佩斯市政府的各个办公室组建了若干抵抗组织。这些组织主要发放各种豁免和保护性证件。它们的军事核心是第6区的KISKA连，它们曾在该连帮助下试图占领市政大厅和其他公共设施建筑，但失败了。他们还和匈牙利王家钢铁机械厂（兵工厂）的抵抗战士有联系，后者由米什泰特·安德烈和科茨卡什·费伦茨领导，为“匈牙利民族起义解放委员会”搞到了一些反坦克炮。11月19日，第6区KISKA连和匈牙利王家钢铁机械厂抵抗组织的一些成员暴露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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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自由运动”的领导人是皮什基-施密特·弗里杰什，和社会民主党关系紧密，主要进行知识分子的抵抗运动。从1943年开始，在卡洛伊·米克洛什政府的默许下，“匈牙利自由运动”建立了一个秘密广播台，并发行报纸《复活》（Feltámadás）。德国占领匈牙利之后，该组织更加活跃。箭十字党政变之后，“匈牙利自由运动”发行了非法报纸《自由斗争》（Szabadságharc）。通过与“匈牙利民族起义解放委员会”执行主席绍考希奇·阿尔帕德的协议，“匈牙利自由运动”还建立了一支武装队伍，保护它那非法的莱格拉迪印刷厂。在12月25日的一次枪战中，“匈牙利自由运动”武装队伍的领导人施托拉尔·贝拉和其他23人被击毙，但印刷厂得救了，因为工人把大部分设备带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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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未来”（The Future in the East）组织包括平民和保安营的军校生。他们计划拯救一些被守军布了雷的公共建筑和工厂，但在11月10日，该组织的27人被捕，包括他们的领导人、保安营第2连的连长菲尔耶什·山多尔上尉，于是这个组织就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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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的圣母小昆仲会藏匿了一些犹太儿童、逃跑的法国与阿尔萨斯裔党卫军士兵，以及逃跑的法国和比利时战俘。德国国防军于12月19日逮捕了他们，但所有被他们保护的人都得到了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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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占领匈牙利那天起，诗人瓦尔瑙伊·热尼和诺贝尔奖得主、生化学家圣捷尔吉·阿尔伯特就开始组织抵抗活动，其成员有多瑙河警卫队的几名军官和金牛工厂的经理。霍尔蒂停火事件之后，圣捷尔吉躲进瑞典大使馆，他的组织在费伦茨山一个山洞里建立了基地。12月初，德军突袭了这个山洞，逮捕了该组织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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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共产党有两个互相竞争的派系，一个由德梅尼·帕尔领导，另一个则追随莫斯科的路线。自1944年9月起，这两个派系都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抵抗群体。听从莫斯科的那派共产党人躲在匈牙利大道的一所公寓和法兰西路的一个地下室里，熬过了围城。奥采尔·捷尔吉为他们提供补给，此人在卡达尔[123]时代成了很活跃的文化政治家。这一派系的军事委员会包括帕尔菲-厄斯特赖歇尔·捷尔吉、费赫尔·拉约什和绍约姆·拉斯洛，由卡达尔·亚诺什担任联络官。[124]他们的任务是组织、武装和领导“希尔小组”、“劳茨伊小组”、“毛罗特小组”和其他“行动队”。在切佩尔，他们不得不和另一派系的德梅尼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合作，建立了一个十三人委员会[125]来协调抵抗活动，阻止工厂被拆除，破坏军工生产，包括所谓的“萨拉希爆米花”火箭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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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佩尔的共产党抵抗组织最重要的行动是阻止了该地的平民疏散。[126]12月4日，招贴出现在街头，要求平民在24小时之内离开。这招致了平民的愤怒，几千人聚集在市政厅前，自发举行了反对德国人和箭十字党的示威，砸碎了市政厅的窗户。匈军士兵和警察也许诺为示威群众提供支持。箭十字党民兵到达之后，遭到平民的石块攻击，两名党徒遭到当地妇女殴打，不得不逃走。反对疏散的情绪如此高涨，有些服从命令的人也遭到示威者的攻击，他们的财物被乱抛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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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当地的公证人和他的助手加入了抗议，宣布：“他们是对的，我们一步也不走。”[127]箭十字党人将他们逮捕，示威者要求释放这两人时，党徒又逮捕了人群中的八名工人。四名武装的共产党人袭击了箭十字党党部，放出了被逮捕的人。共产党人科尔莫什·拉斯洛打死了三个箭十字党党徒，自己也被枪杀。示威者随后又从市政厅走到皮奥茨广场，一个骑摩托车的德国兵向他们开枪，打死了一名妇女，进一步激怒了群众。[128]12月6日，匈军士兵开始把武器分给群众，疏散就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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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斯圣洛伦茨的疏散也因为群众反对而失败。这里有个代表团呼吁政府撤销疏散的命令。而且由于缺少部队，疏散本来就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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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石场区，基什·卡罗伊和霍瓦特·伊什特万·P.在11月建立了一个四十多人的共产党抵抗组织。他们从弗朗茨城车站偷到一车的武器、炸药和制服，利用这些东西组成了一个KISKA单位。其中有人穿着箭十字党制服，打死了该地区的箭十字党头目、绰号“兄弟”的乔尔达什·亚诺什，以及其他两名党委领导人。基什·卡罗伊等人的武装活动很多，最重要的是炸毁了拉科什凯莱斯图尔的箭十字党党部，以及和施托拉尔的组织一起保卫莱格拉迪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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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表现突出的共产党抵抗组织在新佩斯活动，由弗尔代什·拉斯洛领导。他们最有名的行动是保住了12月31日被箭十字党布雷的新佩斯水塔，以及于1月9日袭击箭十字党在新佩斯的党部，营救了48名政治犯，然后炸毁了党部。在后一次行动中，12名抵抗战士穿着箭十字党秘密警察的制服进入党部，要求带走犯人以进行“处决”，然后在走向多瑙河的路上把这些人放了。随后他们返回党部，交给党徒一个用14公斤苦味酸做成的定时炸弹，骗他们说这是黄金。这个诡计被发现时，已有28名箭十字党民兵被炸死。[129]新佩斯的共产党抵抗组织共开展了53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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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游击队还发动了多次炸弹袭击。10月6日，“毛罗特”小组炸毁了匈牙利前右翼总理根伯什·久洛的雕像。11月22日，“希尔”小组炸毁了大都会旅馆，一些德军高级军官在这里下榻。12月2日，“希尔”小组炸毁了市剧院入口的柱子，箭十字党原定在此举行党的大会。12月3日，剧院入口的瓦砾被清除了，但当日，“毛罗特”小组的成员向聚集在那里的人群投掷了两枚丙酮炸弹。通过这次极为精彩的行动，共产党人阻止了箭十字党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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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希尔”小组的多位成员被捕，只有奇利克·加博尔在12月底逃了出来。他立即重新组织抵抗活动。很讽刺的是，他于1月13日被红军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魏因贝格尔·德热，他绰号“希尔”，后来消失在古拉格。[130]“解放者”对所有人都极其不信任。第一波红军通过之后，红军军官有了更多时间，经常把抵抗战士连同其他人一起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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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的活跃分子图尔恰尼·拉约什领导的“萨格瓦里”（Ságvári）组织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他们“借来”了需要的制服、文件和办公用品，在德国民族联盟组织撤走之后占据了后者的办公大楼，自称“第101机械化化学营参谋部”。他们以此为伪装发动了多次武装行动。最终他们被红军俘虏，不过在共产党的干预下从格德勒战俘营被释放了。[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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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2日，箭十字党逮捕了共产党红色旅的14名成员。在王宫的秘密警察驻地，他们遭到严刑拷打。受折磨最严重的要数布劳恩·埃娃。和她一起被关押的犯人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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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审讯的时候，听到隔壁传来可怕的惨叫和喘息声。审讯我的宪兵倒还算文明。他注意到我在听隔壁的惨叫，就告诉我，他们在“搞”布劳恩·埃娃。他说，他们将木头插进了她的下身。审讯结束之后，我被带着通过那间屋子，看到布劳恩·埃娃躺在地上，半裸着身子哭泣。[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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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下旬，很多犯人在王宫一个露台上被匈军宪兵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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