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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抵抗活动主要是为了救人。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和布达佩斯犹太人营救委员会主席科莫利·奥托在1943年曾同“匈牙利阵线”联系。在德国占领匈牙利之前，他还帮助过临近几个国家的犹太人逃往匈牙利或罗马尼亚。1944年9月，国际红十字会在布达佩斯的代表弗里德里希·伯恩任命科莫利为红十字会A处的处长，负责国际事务。实际上该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掩护，其中一个部门直接参与抵抗运动。箭十字党政变之后，科莫利签发了几百份安全通行证，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伪造的。他还把粮食运到隔离区。1945年1月1日，两名匈牙利军官拜访了他的办公室（享有治外法权），请他“把事情谈清楚”。科莫利随他们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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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军占领匈牙利开始，犹太人抵抗组织发放了成千上万份伪造的身份证、安全通行证、护照、注册证明及军火工人的豁免证明。20世纪30年代，由西拉吉·艾尔诺建立的犹太复国主义激进派“青年近卫军”组织也开展了武装抵抗。在六七次行动中，他们身穿箭十字党制服开展营救活动，或者杀死箭十字党党徒。12月24日和26日两天，他们用伪造的文件分别从玛格丽特大道的监狱救出30名和137名被关押者，其中就有诺恩·捷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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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采尔·捷尔吉是个改信基督教的犹太裔演员，还是共产党员，在犹太复国主义抵抗组织担任联络官。他的任务是从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接收金钱、武器和食物，转交给共产党。他的上级是彼得·加博尔，后来的匈牙利共产党秘密警察头目，以及多纳特·捷尔吉。霍尔蒂停火事件之后，奥采尔留起小胡子作为伪装。关于他的逃遁，各方说法不一：“人们记得，奥采尔穿的不是宪兵制服，就是盖世太保制服、德军军官制服或军礼服，抑或是迷彩服。有人看到他坐在一辆大型黑色汽车或者吉普车里。他不断用德语大喊，发号施令，装作不会讲匈牙利语（但其实他根本不会说德语）。”[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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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成千上万的逃亡者躲在首都，很多军队、宪兵和警察的军官也向他们提供了帮助。例如，丁斯特尔·安德拉什上校穿着军礼服，戴着全副勋章，在家中接待了一群搜寻他所藏匿的犹太人的箭十字党党徒，并把他们打发走了。宪兵探长保拉迪·伊什特万参加了对瓦伦贝格本人的保护，阻止了多次针对犹太人的行动。甚至在国家保安警察总长海因·彼得的随员中，也有人蓄意破坏“最终解决”。[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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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时间紧迫、反犹宣传盛行，以及匈牙利中产阶级缺乏团结，始终未能形成协调一致的运动来阻止反犹法规的执行。有些人努力唤起公众的关注，但没有成功。例如，在政府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大卫星之后，拜特伦·伊什特万伯爵夫人试图说服基督徒妇女在衣服上佩戴一片黄叶以示支持犹太人，她被捕了。[136]铝土矿公司的经理特泰特莱尼·帕尔因为藏匿逃亡者而被处决，他那怀孕的妻子及两个小女儿也被杀害。当时到处都是招贴画，宣称如果藏匿犹太人，当场格杀勿论。箭十字党民兵也到处把这个威胁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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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初，美军战略情报局（OSS）将匈牙利裔美国人科瓦奇·帕尔中尉派往匈牙利，组织抵抗运动并搜集军事情报。他以亚诺西·贝拉的“旋律”（Dallam）组织（有20名成员）为基础，接触了“匈牙利阵线”和其他几个抵抗组织，但于12月5日被捕。另有46人被捕，大多在1945年1月15日与2月11日之间被箭十字党秘密警察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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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也向匈牙利空投了秘密特工。其中22名匈牙利裔加拿大人为此接受了特殊训练，但只有一人在被匈牙利警察逮捕后逃脱并来到布达佩斯。在那里，第2驻军医院的抵抗组织把他藏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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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组织建立了多个KISKA营。主要是第3至第8区以及第13和第14区的营参加了武装行动。最重要的是第13区第1营，营长是吉多福尔维·拉约什中尉。该营于10月18日成立，1月初解散时有1200名成员，虽然很多成员只在纸面上存在。这群人和其他抵抗组织互相协作，发放伪造的证件，攻击箭十字党民兵，并阻止了斐迪南大桥和几座工厂被摧毁。他们计划向红军打开防线，但1月8日，该营大多数成员被箭十字党安全部队逮捕。吉多福尔维和几个同伴躲了起来，几天后死亡，可能是在试图阻止德军炸毁伊丽莎白大桥时被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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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匈牙利最大的大学生联谊会的四名成员——代塞乌菲·奥莱尔、布伦昌·亚诺什、塞奇·亚诺什和维齐扬·安托尔建立了一个国民卫队营，后来改为KISKA营。这群大学生除了伪造证件之外，还参加了营救行动和武装抵抗。合围完成时，他们已经偷了5节火车皮的粮食和军用物资（1万套军服、2万枚手榴弹、3门带弹药的高射炮、5000双军靴和其他装备）。在红军到来前，他们把这些物资丢进了多瑙河。红军第一批士兵出现时，他们几乎全都投向红军，但大多数人最后被关入战俘营。[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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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多·伊姆雷和毛焦里·安德烈领导了一个457人的组织，以匈牙利出版公司为掩护，主要从事文件伪造工作，他们制造的假证件甚至也提供给德国兵。12月29日，由于叛徒出卖，该组织有71人被捕，在韦塞莱尼街52号的学校院子里同另外30名抵抗战士一起被枪决。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抵抗战士的集体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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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伦奇·约瑟夫（后来的报业大亨）自德军占领匈牙利以来组织了多次反战行动。1944年10月15日，为了给他的86名抵抗战士提供合法身份，他建立了第7区第2 KISKA连。他参加武装行动，藏匿逃亡者。骠骑兵上尉戈比·埃德制作了伪造的豁免表格，由他的女儿、演员戈比·希尔达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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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KISKA单位很不可靠，箭十字党当局于1月6日下令将其解散。有几个KISKA单位拒绝被解散，当局不得不动武。KISKA单位的有些成员被征召到箭十字党民兵队伍，而大部分人不是投敌就是逃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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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侦察活动极少有文字资料留下来。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玛丽亚·福尔图斯少校就自己的行动写了好几本书，内容半真半假，一个例子就是她对“巴拉顿行动”的记述。[138]1945年1月，她声称获得了城堡区炮台里匈军保管的文件，内容是关于“德国的新型超级坦克”。事实上，1945年德国没有生产任何超级坦克，而且这种文件也不会被保存在德国境外，尤其不会在一座被敌人包围且毫无生产能力的要塞里。德国人也不可能把还没生产出来的“奇迹武器”的资料转给别国，尤其是匈牙利这样不可靠的盟友。1944年夏季，德国人甚至拒绝授权别国生产现有的德国坦克型号。更何况，所涉及的匈军单位的参谋长瓦采克·弗里杰什和军需官沃伊道·奥洛约什都不知道他们师保存着这样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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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苏联效力的匈牙利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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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蒂停火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匈军士兵开始投向红军，尽管大多数人的动机不是反法西斯，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欧斯拉尼·科尔内尔少将于1944年11月23日发布的命令体现了匈军领导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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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动和密谋投敌者将被绞死。指挥官必须向逃兵开火。战地宪兵应当搜索树林，向任何躲藏或逃跑的士兵开火。要对被活捉的逃兵进行军法审判，没收其财产，处罚其亲属。必须枪决投敌者。困难不在于敌人，而在于我们自己的部队已经被污染，敌人的宣传对个别人来说具有诱惑力。指挥官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措施。[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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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藏在布达佩斯的逃兵多达数万人。最精明的逃兵聚在一起，组建虚假的单位以掩盖其活动。逃兵除了躲在KISKA单位外，还组建了所谓“第101征兵中心”，专门用来藏匿逃兵。红军的前线宣传也鼓励对方士兵变节。红军经常把战俘放回，让他们劝说还在战斗的人投敌。在整个围城期间，红军为了这个目的放回了739名匈军和53名德军战俘。其中580名匈军战俘最终返回红军战线，带回了6208名匈军士兵；27名德军战俘返回，带回了219人。[140]1945年1月底开始出现匈军部队成建制投敌的现象。根据红军的报告，匈军的第74炮兵营、第204高炮营和第206高炮营第2连、第4摩托化步兵营和第1“贝姆·约瑟夫[141]”乘骑炮兵营投向了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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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围城的继续，投敌者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去西伯利亚的战俘营，要么对同胞作战。匈牙利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战俘营的恐怖记忆犹新，所以一般会选择参战。由此出现了变节的匈军被允许同红军一起在布达作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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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斯大林的命令是，即便成建制投降的敌军也要被关入战俘营。到1943年末，红军中的匈牙利军团和类似组织的招募工作已经停止，因为斯大林不愿与非共产党人分享即将到来的胜利。匈牙利志愿部队之所以能够在布达成立（主要是在1945年1月底），是因为红军兵力损失过大，急需补充，而他们自己没有人员可以补充。在匈牙利士兵当中进行的宣传鼓动很成功，为这些变节者提供武装也显得合理。另外，苏联于1945年1月20日同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1944年12月22日建立）达成停火协议，除去了组建匈牙利作战部队的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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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志愿者最先被配属给红军步兵第18军和第37军。一位历史研究者描述了获取志愿者的困难：“起初，尤其是匈牙利军官不愿与红军并肩作战。军官的犹豫使得一些士兵也不愿参战。倒也有很多士兵主动参战，给军官树立了榜样。”[142]骠骑兵中尉萨拉蒙·奥雷尔对志愿参战的经历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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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又是点名。士兵们又饿又渴。一两个人因为饥饿或者紧张，倒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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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说匈牙利语的红军军官站在队伍前面，说出了关键性的话：“匈牙利士兵们，愿意同红军一起、在新的匈牙利部队里打击德国法西斯的，请出列。所有人都会保留原先的军衔，和红军士兵待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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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很少有人响应。大家怀疑这是圈套，都在苦苦思索。他们可能在想，他们也许会被迫对抗自己的亲属，或者在德国人和苏联人之间两面不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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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伟人斯大林清洗了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军官（他后来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因为害怕元帅们成为苏联的拿破仑，连他们也没有放过。……此外还有卡廷惨案当中波兰军官被屠杀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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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士兵面对虚无，是有选择的。他可以像成千上万战友一样成为希特勒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或者在草菅人命的战俘营里结束毫无意义的生命，或者干脆死在前往战俘营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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