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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方面，受伤的战俘往往不能善终，尤其是党卫军和辅助人员（或者往往被错误地归为弗拉索夫[163]分子[164]）。辅助人员主要配属在后勤部队，相当于德军总兵力的5%到10%。莫林战斗群的一位成员回忆道：“红军开始用步枪枪托把德军里的俄国人和乌克兰人从一座屋子里赶出来。他们遭受了雨点般的殴打，最后死在了我们面前。”[165]另一名战俘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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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排好队，一个俄国军官问我们，我们当中谁是俄国人。我了解俄国人的心态和语言，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有15到20人出列。里面可能有几个人是志愿辅助人员（主要是从红军叛逃，或者被俘之后加入德军的人员），但大多数是在武装党卫军服役的俄籍德裔。就在我们的眼前，他们先后被打死。[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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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是无法预测的：“他们把我们押往玫瑰山。我们停在一座大别墅前。他们交谈了片刻，打死了我前面两排的一个战俘。这个人穿着匈军军服，但也会说俄语。他是弗拉索夫分子吗？他倒在地上，我们从他身上跨了过去。”[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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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红军士兵不愿主动接受战俘。据幸存者说：“铁路路基上有不少德国兵举着双手被打死。”[168]其他很多资料也都报告了这样的事情。[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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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党卫军和伤员的处境最危险。[170]前者被杀是因为政治原因，后者则是因为苏联人嫌治疗太麻烦，而且伤员不能干活。在布达凯希的体育场，党卫军士兵被强迫为自己挖掘坟墓，然后被枪杀。[171]在皮利什圣凯赖斯特，德苏双方的士兵都曾用斧子肢解在巷战中受伤的俘虏。[172]不能走路的受伤俘虏被拖在卡车后面，或者被坦克轧死。[173]匈军少尉马约尔·诺伯特目睹了下面的事件：“托特·阿尔帕德步行街有两个人躺在地上。突然我们看到其中一人举起手，又虚弱地垂下去。大家什么都不敢做，但我们好几个人请求押送我们的红军中尉帮忙。他直接掏出了手枪。”[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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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黑暗的故事是向包姚的死亡行军，走不动的俘虏立刻就会被押送的红军丢下。[175]赫尔曼迪·伊万发现自己走不动了，躺下来听天由命。红军发现他是匈牙利人，就拦住一辆经过的农民大车，让赶车的农民把他送往战俘营，但由于他不是和大队战俘一起来的，战俘营拒绝接纳他。最后，他倚在一棵树下，被丢弃不管。[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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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战俘很少得到食物。有一群战俘从绍什库特战俘营转来，吃的第一顿饭是腊肠和玉米面，不过是在汽油桶里做的。他们根本吃不下去，但很快就后悔自己没有吃了。[177]一个幸存者回忆道：“有时他们允许我们休息。于是所有的战俘都趴到水坑和沟里喝水。如果路边有玉米地，我们就都跑过去摘玉米，看守向我们开枪，我们也不管。有几百人喝了脏雪水之后感染痢疾而死。”[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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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战俘的方式是没有什么总体规划的。红军指挥部和德国指挥部不同，从不发布明确的（处死战俘的）命令，只是不断将敌人描绘为肮脏可鄙、残忍暴虐的野兽，需要为早前的罪行付出代价。[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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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艺术家艾克·山多尔在创作招贴画“法西斯野兽无路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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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场战争中，苏联宣传工作者都会基于少数人的行为而把全部敌人描述为“野兽”“杀人犯”“渣滓”“野蛮人”“畜牲”。在1939年的对芬冬季战争中，他们就是这样描述芬兰人的。红军士兵每天的读物包括描述芬兰人如何把人的眼睛挖出来或者把人活活烧死，以及芬兰红十字会护士的残忍行为的文章。[180]二战期间，苏联把德国人描述为“吃人野兽”、“龌龊的东西”、“怪物”和“畜牲”。[181]发给苏联士兵用来写家信的信封上常画着一个小孩在乞求：“爸爸，杀德国人吧。”[182]有些单位还发放了所谓的“个人复仇记录”，上面有空格可填写杀死的德国人的数量、使用的武器以及指挥官的证明。[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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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在宣传作品《德国人》中甚至将普通的德国士兵也描述成“杀人犯”、“野兽”或“饿死的耗子”，并宣称：“我们不把他们当人看。……欧洲早就知道了，好的德国人就是死的德国人。”[184]这样的话语在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历史学家叶夫根尼·塔尔列，甚至诺贝尔奖得主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小说《学会仇恨》中都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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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格别乌：这里也会一样”，当时的反苏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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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堡及其同僚的文章自1941年7月起就在前线的报纸上刊登，是红军的必读读物。他们制造的复仇狂热导致很多德军战俘死亡。但很多红军士兵目睹过德国人对犹太人或其他苏联平民的暴行，这也是红军报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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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层可能知道己方士兵的行为。乌克兰第2方面军政治部在报告中强调，德国士兵宁愿死也不愿被俘。[185]有很多红军军官曾在政治警察（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或者OSNAS破坏单位服役。[186]G.S.切博塔廖夫中校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指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分支与高加索的部落作战。[187]其他很多人从镇压坦波夫农民起义[188]、镇压富农或者卡廷事件这样的行动中获取了经验。红军每个集团军都配属了这样的团、营或内务人民委员部单位。[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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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苏联人也会比较友善。一名红军士兵向沃尔夫冈·拜茨勒中尉祝贺他获颁勋章。中尉的帽子丢失了，另一个红军给了他一顶。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上尉）库尔特·波图加尔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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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军衔和单位，然后给了我一块面包和一些伏特加，说我可能几天都没吃喝，一定饿了。……屋里很热，我大汗淋漓。苏联红军少校要我解开迷彩服。他饶有兴趣地查看了我军服上的军阶标识、党卫军符号和勋章。然后他说：“我对武装党卫军的士兵非常尊敬。你会被送到我们的后方。我们的后方和你们的后方一样，都有很多狗杂种。我建议你摘掉党卫军标志和勋章，这对你的健康有好处。我不会拿你的勋章，这里的人都不会要你的东西，因为我们是近卫军，也就是俄罗斯的武装党卫军。”[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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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图加尔接着回忆道，在这几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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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战俘被发现是讲俄语的，遭到了痛打。苏联人让他们跪下对着圣母发誓，再也不会拿起武器反对祖国。这两个战友其实是伏尔加的德裔，在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协议之后移民到了德国。苏联护士医治了他们，然后他们被放回我们当中，每个人胳膊下都夹着面包。[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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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山上有些德军和匈军被俘，随后发生的事体现了苏联人行事的不可捉摸。战俘被排成一列，一个接着一个被报复心切的苏联人枪毙。轮到参谋上尉鲍劳巴什·贝拉时，一名红军军官从附近的别墅冲出来，大吼着让士兵停下。另有一次，沃尔夫·卡罗伊街上有些邮递员和电车乘务员差点被红军枪毙，这时有个会说俄语的匈军军官向苏联人解释，他们穿的并不是箭十字党民兵制服，他们这才得救。[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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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好心的红军士兵会故意让匈军战俘逃走。考萨什·伊什特万中尉向看守要水喝，对方却告诉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过他喝了几口水之后还是决定返回战俘群中，因为担心被丢在后面会因为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而遭殃。[193]另有一次，在行军结束时，红军警卫命令战俘中的军官出列。他们并没有遭遇不测，而是被带到农舍睡觉（警卫也睡在农舍），其他衔级较低的战俘则睡在谷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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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人们被捕完全是出于意外。有个红军士兵问负伤的骠骑兵中尉陶博迪·伊什特万会不会说德语，后者刚答了一个“ja”（德文：是的），就被猛地一脚踢倒，推到德军战俘中。他根本没有机会解释，自己其实是匈牙利人。[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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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狂热的宣传，红军士兵中间开始出现一些失控现象。[195]因此，从1945年起，几乎所有单位都接到严厉命令，禁止虐待战俘和平民。[196]当年早些时候，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签署的这样一道命令的副件落入了德军和匈军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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