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079290
一个密集方阵越大，它就越难被骑兵冲破，推进的力道也越强。但全军摆成一个方阵仍然是不智之举，因为这样的大阵很容易被两面夹击逼停，就像劳彭会战中的林地军那样，接下来便大势去矣。于是，瑞士人形成了不论人数多少，总要排成三个方阵，互为犄角的战法。三个方阵不会排成纵向或横向的一字长蛇，而是排成品字形，以免相互干扰。后阵比前阵晚一些投入战斗，直到最后关头都有一定的灵活性。即便是万人大阵，行动也是相当灵活的，因为正面很窄，只有100人。三阵战法直到15世纪才有明证。在莫尔加滕和森巴赫会战中，文献具体只提到了两阵：一阵坚守，一阵从侧面发起进攻。但或许还有第三阵也说不定，而且劳彭会战确实出现了第三阵，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三阵法很可能在14世纪就已经是常规了。
1700079291
1700079292
瑞士城乡居民有适宜的武器，有合适的阵形，也有懂得如何利用山地优势的老练统帅，由此产生了自信心，全民都当起了兵。
1700079293
1700079294
即便在今天，瑞士人的爱国情怀都有一些难以剥离的执念。除了威廉·特尔（William Tell）[166]和温克尔里德的传说以外，还有他们的先辈是天真虔诚的牧人，只是为了抵抗统领大军，欺压小国的外族暴君——先是哈布斯堡家族，后是勃艮第公爵——才变得好战的观念。这些观念全然不顾历史一致性，压抑了一切理解实情的可能性。当然，通俗观念只能这样描绘。我们在希腊人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点。除了以微小兵力战胜数都数不过来的波斯大军以外，他们想不出别的方法来表现希波战争的威名。不管是希腊或瑞士，学者都必须纠正此类观念，这样做不会对英雄壮举造成丝毫减损，只是将名誉转移到了另一个方面。
1700079295
1700079296
与古代日耳曼人一样，瑞士战士具有劫掠乡间和凶狠暴力的特征。一旦辉煌战果为瑞士人注入了自信心，那么在不存在补给问题的邻近地区作战时，哪怕面对中世纪最强大的军队，他们总能将优势兵力投入战场。骑士军队的本性决定了它的规模一定很小，甚至算上仆从和佣兵也一样。从莫尔加滕到南希，联邦军的兵力总是大大多于对手，有时甚至多达两倍。正因如此，他们才得以发挥巨大的威力，个体的力量被放大到了极致。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只有一小部分人从军。在施瓦本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区，贴近自然的环境、取得的战绩、遍及全民的操练造就了职业军人的品格与可用的兵源；而庞大的可征召人群反过来又增强了军队的自信心和必胜的信念。瑞士高层有意要造成人还没有到敌军已被吓破胆的效果。欧洲职业军人——包括骑士和佣兵——有彼此饶过性命的风气，除非非杀不可，否则俘虏就够了；而瑞士人从一开始就逢人必杀。抓俘虏被严令禁止，就算抓了俘虏，俘虏之后也会被杀掉。甚至在联邦各州的一场内战——旧苏黎世战争中，林地军会同伯尔尼及其他各州军队攻占格赖芬塞城堡（Greifensee），来自苏黎世的守军在“敌人毫不慈悲”的情况下被迫投降后也被杀害（1444年）。血洗和平小镇施泰菲斯，屠杀全体居民的野蛮行为据说在联邦内部引起了一片谴责之声。但说到底，这不过是一人不留原则的运用，是常见之事。联邦最早的通行军事条令《1393年森巴赫通告》不得不明确规定，由于“所有男子福祉之更新与延续皆有赖于女子”，因此不得殴打、刺伤或虐待敌人妻女。如此严厉的最大动因在于，抢东西和抓俘虏会为军事行动本身带来危险。之所以起草森巴赫通告，正是考虑到在这场会战中，假如瑞士人得胜后不急着抢夺战利品，他们肯定能消灭多得多的敌人。但是，完全不许抓俘虏的极端措施也让敌人更加恐惧。森巴赫会战中的奥地利后卫部队，格朗松和穆尔滕会战中的勃艮第军队，都是战局刚刚出现不利，乃至只是出现转向不利的迹象时就爆发了恐慌，这或许亦可视为瑞士人著名的残忍传统的一个后续影响。
1700079297
1700079298
大胆查理率军从南希出发，迎击瑞士人时对部将发表了一次演讲3，说敌军照例会立即列阵于边境。他接着说，如果他们被瑞士人击败，哪怕只是略微受挫，那么从那一刻开始，仗就打输了。表达有些夸张，但思想基本正确。换言之，瑞士人的勇猛源于战绩，而战绩又赋予他们一往无前的信心：不管敌军的骑士与佣兵个人有多么勇敢，都要打垮敌人松散的小方阵。
1700079299
1700079300
我们之前将当时的瑞士人与古日耳曼人做过比较，现在要把他们和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人比一比。阿提卡半岛的居民本质上并不比其他希腊人更勇敢、更擅长航海。但历史发展和政治进步将雅典全民凝聚成一个在陆地和海洋作战的战士群体，使他们的平时生活有了显著的职业军人色彩。雅典人与叙拉古人大战之前，尼西亚斯将军的讲话中重点谈了这一点。他说，叙拉古人不过是征召民兵，而他的部队是熟习战争的精锐之师。4瑞士人与其他德意志人的区别同样不在于人种，而在于历史发展和政治教育。大部分哈布斯堡军人与林地人同样是优秀的瑞士人。在格朗松和穆尔滕打了胜仗的人有一大批就是在莫尔加滕、劳彭和森巴赫被打败的人。落败者半自愿、半强制地加入胜利者的群体，因而也具有了后者的特征。
1700079301
1700079302
作为步兵，瑞士方阵敢对骑士军队发起攻势，甚至敢强攻营寨，这是自古典军队没落、封建军制兴起以来的全新现象。晚至1475年勃艮第战争初期，联邦步军从弗朗什孔泰撤退曾组成车营抵御勃艮第骑士，之后再也没有此类行动的记载了。
1700079303
1700079304
一支不仅是骑士的辅助兵种，而且敢与骑士争锋的步兵，一支并非必有战壕才敢应战，而对自身实力满怀信心、敢于面对任何敌人的步兵再次出现了。阵形（方形战术单元）、武器（长矛和斧枪）、普遍征兵形成的大军、连年战争培育的好战精神，这些因素彼此配合，成效显著。1444年，当法国的阿马尼亚克佣兵团威胁要入侵瑞士时，1500人在巴塞尔郊区的比尔瑟河畔圣雅各医院（Saint Jacob on the Birs）奋起迎敌（8月26日）。尽管战斗的结果是瑞士人全军覆没，但他们坚持打到了最后一刻，令敌人肃然起敬。
1700079305
1700079306
瑞士佣兵闻名于四方，各国纷纷延揽。
1700079307
1700079308
打赢大胆查理的历次会战——当然，偶然因素和勃艮第将帅的失误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最终成就了瑞士人的善战之名和瑞士联邦的自信心，使其达到了巅峰。他们不再被视为拿钱打仗的寻常佣兵，而是一支独特的全新军事力量。于是，他们走出大山，打赢了南希会战。与弗兰德斯人在科特赖克的胜利不同，这次胜利不再是孤立的插曲，而是翻开了军事艺术史的新篇章。到了穆尔滕会战时，军事史意义上的中世纪已然终结，勃艮第公爵及其军队代表的中世纪战法输了，在根本的理论层面输了——不是因为偶然，不是因为一时的弱小，不是因为军备废弛。恰恰相反，他们正处于他们能想象到的完美状态，甚至还有新式火器的支持。我们可以假设，一位比勃艮第公爵更优秀的将领会大大增加瑞士人取胜的难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胜利最终一定属于瑞士人。因为弓手、弩手和火枪手不足以挡住在队长带领下穿过有利地形并凶猛扑来的斧枪手和长矛手大阵，而骑士也不能通过侧翼攻击同时打垮或逼停3个方阵。单凭射手是打不过近战兵器的，单凭全无战术章法的骑士也不能通过协调机动让方阵瘫痪。瑞士步兵组成了战术单元，中世纪骑士、射手、矛手则无。瑞士人不仅有防御力，有进攻力，还有领导力。100年前的弗兰德斯人就有了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萌芽，但罗兹维克会战表明，他们的程度还不够。在150年的时间里，大山之间的瑞士联邦逐步提升并验证了自身的实力。他们已经取得了确证无疑的战绩，如今又走出大山，即将刷新整个欧洲的战法。现在，我们来到一段新旅程的起点，与当年的马拉松会战类似。正如希波战争中那样，近战步兵在勃艮第战争中击败了骑士和射手组成的军队。这场胜利必将引发全面的变革。当时的各种战法在瑞士人身上结合成了一个整体，瑞士一隅的重大变化会反作用于其他所有地区。如前所见，那个时代只有步行作战的兵卒，没有近代步兵，这是骑士制度天然的另一面。如今，步卒已经变成了步兵，这种状况很快就会传播开来。接下来，骑士就必然会转变为骑兵。
1700079309
1700079310
1700079311
1700079312
1700079314
战争艺术史 附注选译
1700079315
1700079317
巴黎围城战[167]
1700079318
1700079319
除了编年史和年鉴中的只言片语以外，当时在场的修道士阿波还写了一部长篇史诗，其中给出了更具体的信息。这首六音步诗歌极尽矫揉浮夸之能事，实际含义往往很难明白。不幸的是，圣热尔曼努斯（Saint Germanus）在诗中发挥的作用比实际军事行动还要大。于是，对军事史领域而言，我们能了解到的不过是双方都大量使用了弓箭。
1700079320
1700079321
就我所知，迄今为止的所有学者，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他们都假定法兰克人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塞纳河两岸的外围城区，退守岛上的本城。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700079322
1700079323
岛太小了，不可能收容一座大城市——就像作者笔下的巴黎那样——的市民长达一年时间，而且围城战的许多细节也与这种看法矛盾。但看似矛盾的段落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解读。所有问题都在桥上。起初，诺曼人攻打掩护北岸的一座桥的塔楼，结果没能击败勇敢的守军，于是借东风之便，在岸上用绳子引导三艘火船去烧桥（阿波，1.375及之后几行）。这样看来，围城军似乎完全控制了北岸。这次进攻也没能达成目标，因为火船撞到桥的石墩上，然后被法兰克人扑灭了。但过了几日，围城军在886年2月6日交了好运，河水把桥冲垮了。守军现在是孤立无援了。诺曼人同时从四面发起进攻，放火烧塔，终于将它拿下。守军无一幸免。如果此处所指的还是开头的那座桥和那座塔——从语境来看没有其他可能性——那么法兰克人从此就与北岸断了联络。另外，他们在被围期间也不能重建桥梁。但诗中后来又写道奥多伯爵（Count Odo）从北边发起突袭，成功穿过敌阵（“cacuminal Montis Martis”：“蒙马特”），来到城门前（阿波，2.195-2.205）。等皇帝抵达时，他就从这一侧进了城。因此，一批学者[马丁、塔兰内（Taranne）、达尔曼（Dahlmann）、卡尔克施坦因（Kalkstein）]认为陷落的桥头堡是在岛的南侧。这种解读不仅很刻意，而且与一个事实相悖：假如诺曼人将岛上要塞团团围住，只剩下两座桥头堡的话，那么整段记述就都要重新解读了。诗中反复提到诺曼人带来了攻城器械，用投射武器向城内射击。有一处写道（阿波，2.146-2.150），在一次圣物绕墙游行的活动中，一名搬运圣物的人被异教徒的石头击中；还有一处（2.321）写到诺曼人逃入城墙附近的教堂。
1700079324
1700079325
因此，除非我们能将北侧塔楼的防御战，特别是火船一节与法兰克人守卫着塞纳河以北大片城区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否则记述就不能连贯。我认为联系是有可能构建起来的。
1700079326
1700079327
有一份文献记载，秃头查理于861年或862年在巴黎修了一座桥，我们不必关心它是否有误。“朕命令，在前述城市外郊日耳曼修道院周围的地面上，过去叫作‘安提西奥多伦西斯’的地方……修建一座大桥。”这座城外圣日耳曼-欧塞尔修道院地面上的桥只可能位于岛的西端，当时的岛应该没有今天这么长。北城区的边缘肯定在此处向东不远处。所以，诺曼人才可能将火船放在北郊和桥之间的水面上，然后乘着东风向桥驶去。
1700079328
1700079329
将桥建在这里似乎是唯一一种贴合文献措辞的解释，因为“城外”不可能在岛上，而只能是北岸城区。当然，岛上城墙外自然要有一座桥。这座桥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不是连接岛上的城区和北岸的城区——那里已经有一座桥了——而是从岛上通往一片城外（下游）的空地，所以才要有一座设防塔楼掩护。
1700079330
1700079331
这样一解释，疑难就都解决了。这座桥封锁了两处城区之间的塞纳河水面。尽管郊区临河一侧自然也有城墙，但如果能预先阻止敌军从水上进攻的话，防守起来就容易多了，所以法兰克人才会全力夺取这座桥和塔楼。但就算桥塔都丢了，胜负依然未分。诺曼人之前当然不是只攻打桥头堡，附近的整个北郊都遭到了猛攻。进攻重点之所以放在塔楼上，是因为它孤悬在外，看起来最容易突破。但守军的积极抵抗让他们失去了斗志，于是尽管拿下了塔楼，他们还是放弃了攻城，只是封锁而已。他们在南岸设下基地，劫掠周边地区。
1700079332
1700079333
因此，即便丢掉了一座桥和塔楼——那里只是外围防御——法兰克人还是守住了塞纳河左岸和右岸的部分城区，通过桥与岛上联络。后来，阿波发自真心地写道（2.232）：“城墙，瞭望塔，就连每一座桥都在庇护着他们。”阿波（2.160）描绘了“城里的人”与“城外的人”交战的场景。塔兰内在《诺曼人围攻巴黎城研究》（Le Siège de Paris par les Normands）第258页中认为，这意味着诺曼人（“城外的人”）必然控制了岛对岸的城区。我们不必如此解读，正如我们不必将史诗开头（1.10-1.19）理解为所有城区都在岛上一样。无论如何，巴黎有围在墙内的郊区（2.322），我们也没有理由假设郊区从一开始就疏散了。北岸的圣日耳曼-欧塞尔和南岸的圣日耳曼-普雷斯都在墙外。
1700079334
1700079335
（第2版新增内容）W.福格尔（W.Vogel）在1906年出版的《诺曼人与法兰克帝国》（Die Normannen und das fränkische Reich）的第39页中主张，诺曼人在9世纪的战斗力强于法兰克人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体更有勇气，而在于组织性强得多，而且法兰克军队正处于转型期，诺曼人的战术则更加完善”。正确理解的话，这句话的重点要落在“组织性”上。诺曼人有明晰的单位；而一个封建国家不容易集结大军，而且总是需要很长时间。这正是封建制度下“组织性”的关键。诺曼人“战术”优越是子虚乌有，福格尔口中法兰克军队“转型”也不会削弱战斗力，反而会强化战斗力。假如当时转型尚未完成，也就是说，法兰克人中间还遗存着全民皆兵的元素，那么对付诺曼人就要容易得多了。重点不在于法兰克军队“处于转型期”，而是转型已经完成了。
1700079336
1700079337
1700079338
1700079339
[
上一页 ]
[ :1.7000792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