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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报告中没有详细说明各个兵种的活动及其配合，乃至整体战术局势。但有一个重要且有趣的战略因素应当重申：双方都没有交战的企图或计划，战斗只是在争夺一处高地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机动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行动成功，则天主教一方要么放弃围攻讷德林根，要么只得攻打占据极为有利阵地的新教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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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施托克会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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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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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年夏，皇帝军与萨克森军联军经过长期围攻夺取了马格德堡，当时巴纳统率的瑞典军还在城北边的韦尔本（Werben），而且自觉兵力不足以解救马格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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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两军相向而行，都盘算着从威悉河或波美拉尼亚调集援军，但都没有发动决战的坚决意愿。巴纳想侵入萨克森，联军则计划逼退对手，以便依次夺取瑞典手中残存的城池。最后，一度被逼退回梅克伦堡的巴纳绕过敌军，从敌军南边发起进攻，于是会战在普里格尼茨（Priegnitz）地区的维特施托克（Wittstock）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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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若真如普遍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它会是世界史上最令人惊诧的战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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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纳的兵力据说只有1.6万人多一点，至多再多1000人。对面则有2.2万人至2.3万人，而且阵地在天然屏障之外又有工事加固。眼见敌军正面坚不可摧，巴纳决定分兵两路，同时发起夹击。如果再假定双方训练程度和战术水平相去不远，而且瑞典军发起进攻时是背靠敌境，那么从计划的大胆程度和胜利的伟大程度来看甚至比坎尼会战还要高。汉尼拔当年之所以能违背兵力弱的一方不能分兵夹击的规矩，是因为他确信己方骑兵有绝对优势，有充分理由寻求决战，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巴纳为什么觉得有希望打赢，也看不出他为什么非要在此时不惜一切代价打会战，因为他明明可以继续机动而不承担太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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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纳的优势在于敌军两侧阵地没有天然屏障，不用绕太远即可包抄。另外，敌军正面的森林也使瑞典军的行动变得隐蔽起来。于是，由托尔斯滕松（Torstensson）指挥右翼的巴纳部队突如其来地杀进了敌军战线左侧的萨克森部侧面。但萨克森部稳住阵脚并形成了新的正面，哈茨费尔特元帅（Field Marshal Hatzfeldt）指挥的皇帝军迅速从另一侧赶来支援，于是向那一侧包抄的瑞典纵队和菲茨图姆（Vitzthum）指挥的中军预备队白等了。按照通说的兵力对比，萨克森军与皇帝军联军的兵力必然要有托尔斯滕松的两倍多，我们真是不知道后者怎么能激战3个小时，打得有来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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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假定瑞典兵力至少与联军相等，甚至可能略多，否则这场战斗的计划和行动便无法理解。巴纳在战前几周时间里调来了人数可观的援军，包括1000多名勃兰登堡守军——守军献城后，萨克森听其去留——而联军还有占领勃兰登堡的克利青将军（General Klitzing）部5000人没有与主力会合。因此，尽管皇帝军自称以1.2万人对2.2万名瑞典军的说法是遁词，26可能与事实差得很远，但瑞典方也不是不可能占据一定的数量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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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军右翼就这样逐渐将几乎全部的敌军吸引了过去，虽不能取胜，但尚可坚持。随着夜幕降临，瑞典军左翼现身于联军身后，于是各部已经混杂不堪的联军不敢继续交战，而是趁夜撤出，丢下了大炮，单位也打散了。蒙泰库科利（Montecuccoli）有一句评语（《作品集》2：58）说巴纳取胜靠的是“日落时终于现身的12队生力军，当时皇帝军全都精疲力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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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巴纳没有以少胜多，他作为一线指挥官的声誉也不会受损。他的主要目标绝不是引发决战，但当敌军为了次要目标而力量削弱，而他又觉得力量与敌方相当时，他便抓住了机会。他果断绕过敌军，不怕背对敌境，同时意识到掩护敌军正面的障碍也使其不能发起反击，于是他大胆地分兵合击。他的机动成功了，由此显然占据了上风。前后夹击自然是有优势的，哪怕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瑞典人最后还是达成了这个目标。防守方避免被夹击的唯一可能性是适时发起反击，赶在另一部干预前将敌军一部歼灭。皇帝军没有做到，于是最终必然失败。但他们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见好就收，完成次要目标，夺取勃兰登堡后就集结全部兵力，寻求沙场决胜。当然，联军由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和皇帝的元帅哈茨费尔特二人同掌，做出大胆决策确实是很难的。另外，攻陷马格德堡后，联军因为缺乏粮饷弹药而无所事事达4周，部队拿不到钱就不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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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腓特烈大帝的托尔高大捷时，我们会看到类似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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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三篇 常备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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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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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家和政治家从一开始就并非不知道临时征募佣兵作战的巨大劣势。我们已经看到马基雅维利这样的思想家和弗朗索瓦国王这样的政治家是如何着力于创造更优越的军事组织，又是如何失败的。这一领域实现进步的方式是理论家没有提出过，哲学家没有设想过，任何人不曾预料到的。佣兵团没有被另一种来源的武士取代，而是通过长期服役转化为常备军。这个过程最早发生在西班牙，然后在尼德兰，继而随着三十年战争而遍布于德意志全境，最终于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传入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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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退位时[46]留下了6万名野战军和8万名卫戍部队，这种状况最后普及开来。战后解散军队的弊病早就是显而易见的了。人们现在还意识到常备军不仅有政治上的好处，更有提升部队基础战斗力的军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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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组织总是国家存续的最基本因素。欧洲整体的社会政治格局都随着新的军事组织而转变。常备军成为君主和议会的斗争焦点，由此在整个欧洲大陆将国王提升为绝对统治者，在英格兰则先后让斯特拉福德（Strafford）大臣和查理一世国王上了绞刑架。古代的附庸制度以贵族军官团的形式重新出现。但常备军脱去了国土佣仆凶悍野蛮的外衣，遵守更严格的纪律，募兵以外有征兵为补充，而且随着基本结构的变化，战术阵形也有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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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各民族为强大军队建立严整管理制度的过程极为艰难。集武士和企业家于一身的佣兵队长的地位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三十年战争，而且在三十年战争中达到了顶峰，因为国家当时还没有能动的力量来替代这些企业家的能力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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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家军人相比，国家制度是软弱无力的。尽管斐迪南二世皇帝治下疆域辽阔，有诸多王国、公国和伯国，但他仍然不能从国土征集一支能与四海为家的冒险家、一再被他任命为统帅的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Count Ernst von Mansfeld）的部下相提并论的军事力量。瓦伦斯坦花费的巨资只有极小部分来自遗产或嫁妆，主要来自贸易和开矿——也就是说，来自合理合宜的国家机关本来可以自行利用的资源。哈布斯堡家族做不到。但巴伐利亚公爵马克斯一流的人物能够自领军队，无须佣兵队长为中介。其他大领主渐渐也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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