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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到了14世纪下半叶，我们发现骑士下马作战成了惯例。马匹好像只是他们的交通工具，而不是作战的资源，除了上马追击敌人，或者去取回一直由侍从牵着的马逃命的时候。这种做法并非基于技术因素，而只能到最初导致防守方下马的心理因素的增强中寻找原因。骑士下马的一个结果是战斗的严肃性升高到了顶点。骑士在战斗中下马是自断退路之举，是摆明了要不成功便成仁。斗志上的提升大概足以弥补，甚至超额弥补物理上的劣势——尤其是骑士日少，士卒渐增，而士卒会因骑士下马而使士气得以提升，估计还有可能由此注入新的信心。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平民佣兵数量远远超过骑士以后，骑士的物理杀伤沦为次要因素。于是，不再直接利用骑士的精神力量，而将其间接用于提升大队平民士卒的士气便成为可取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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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勃艮第骑士也曾拒绝下马（比勒涅维尔会战，battle of Bullegneville 1431年）。最后在皮卡第人（Picards）和英格兰人的威胁下，统帅决定所有人必须下马，否则不论地位高低，一律处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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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骑士下马之所以在中世纪早期少得多，原因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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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讨论的心理因素是长期存在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它们在加洛林王朝或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同样可以运用。但释放这股力量有两个必要前提，首先是平民士卒，特别是射手的增多；其次是克雷西及英军之后取得的历次胜利带来的冲击。这个过程之所以发轫于英格兰，是因为英格兰骑士纪律性更强，更听从统帅号令，从而让统帅有能力开辟创新。而一旦取得巨大成功的下马骑士明显地标示出一种实践方法，那么所有人的观念自然会转到这个方向上。它不仅成为一种惯例，甚至成了一种模式，表明一个人的骑士精神可以脱离战马而存在。这大概就能解释为什么在阿让库尔会战的最后一刻，身边只有几名骑士的勃艮第公爵之弟法国贵族布拉班特公爵会立即下马，与其他人用同样的方式并肩作战，并随即被英军杀死。他的祖父法国国王约翰为纪念传说人物亚瑟王而创立星之骑士团（Order of the Star）。团规要求成员逃跑距离不得超过4个arpent[133]（个人估算）。15这条规定荒谬至极，现实中不可能执行，但它竟然能写进团规本身就表明，当时崇高武士的骑士荣誉观念已经近乎讽刺画。只要再往前走几步，它就达到日本骑士“侍”的切腹的地步了。为了理解骑士下马作战竟成为一种原则——甚至在进攻中也不例外——这样骨子里反自然的过程，我们必须牢记其中的过火之处。但这些做法说到底太违背天性了，并没有完全占据统治地位。我们仍然不时会看到一些马上交战，或者至少是有一部分骑士没有下马的会战。16至于有利于下马的自然条件——或是地形崎岖，或是骑士为步兵充当主心骨的欲望——在现实多久一次和多大程度达到，我们很难确定。因为文献往往会在骑士根本没有下马或没有普遍下马的场合说骑士下了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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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骑士下马只是一段重要的插曲，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其视为现代军队的先行者之一，因为它代表着某种向后世军官团的过渡。现代意义上的军官不再亲自拼杀，而只是通过纪律和榜样保证大部队作战。我们已经看到，骑士下马的首要原因当然也是这种对人群的心理作用。为此，他们放下了自己的一大利器，随之也放弃了一大部分个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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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4 奥斯曼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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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阿拉伯人的天生勇武是如何在几百年后被塞尔柱突厥人[134]取代。甚至在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前，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人就已经席卷了东方世界。尽管成吉思汗和追随其脚步的帖木儿立下了赫赫战功，我们在此处还是略过二人不谈1，不过从废墟中兴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独特军制倒是值得描述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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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塞尔柱人不同，奥斯曼人其实并不是突厥人的一支，而是混合了五花八门的部族，共同追随大军阀奥斯曼（1300年）和他同样好战的继承者们。当然，诺曼人同样会合了众多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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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土耳其人一开始与先前东西方的各个民族并无区别。他们是强大的骑马武士，攻城略地，然后作为一个军事共同体或武士阶层分散于征服的各地。阿拉伯人最初的制度（第207页）是被征服民族向国库交税，由国库供养武士阶层。后来阿拉伯人自己改成类似西方的封建制度，甚至越来越靠近西方。武士个人被授予封地，直接收取赋税，并行使一定的司法权。2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先后延续了这套制度。但它与西方制度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就我所知，区别如下：第一，奥斯曼封地一直要按照货币价值来评估和分配；第二，封地在晚得多的时候才变为世袭。由此引出了第三条，政府官职没有被封地主夺走，而是留在苏丹手中。因此，奥斯曼国家更接近于盎格鲁-诺曼人的国家，而非欧陆国家。前两者的封建制度都没有真正发育完全，但奥斯曼封建制度在最发达的时候也与盎格鲁-诺曼人有显著的区别。因为按价值分等的奥斯曼封地“提马尔”（timar）其实只是多次封给同一个人，与其家族并无紧密关系，封地可以说是属于武士共同体“斯帕西”（sipahi）整体的。大封地主的年轻儿子不会继承父亲的产业，而要从普通战士的封地做起，日后表现出色再获赐更大的封地。即便苏丹对被叫作“提马里”（timarli）的授封武士有如此大的权力，我们依然会看到他们在应该应召出征时心存犹豫，甚至会彼此说出来。据估计，在被征服的塞尔维亚地区，大约每40平方千米的土地会设置一名有封地的斯帕西。在提马里之外，苏丹还有贴身侍卫御门斯帕西，可类比于法兰克的斯卡拉卫队。除了骑兵，苏丹还有长矛步兵“阿萨班”（asaben）。但与西方一样，他们并无出色战绩。如我们所见，尽管这些制度自有其东方特色，但并不足以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制度明显区分开。假如奥斯曼帝国只以有封地和没有封地的斯帕西为基础，它就不可能生发出让先前的穆斯林国家黯然失色的蓬勃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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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奥斯曼人以鲜明特色，奠定和维持奥斯曼数百年霸权的部队是耶尼切里（janisarie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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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尼切里意为“新军”（Jeni dscheri），成立于1330年前后。与同时期的英格兰弓手一样，他们是步行作战的弓箭手，但组织形式完全不同。他们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常备军。英格兰弓手也是专业的战士，但他们是被雇来打短时间战争的，在战争各参与方和约缔结后就解散，或者回归平民生活，或者寻找下一任雇主，或者落草为寇。耶尼切里最初也是雇来的，后来则长期集体为苏丹效力。耶尼切里的兵源来自被征服的基督徒，他们自小就从父母手中被抢走，皈依伊斯兰教，经受严格的职业军人教育。他们不得娶妻成家，与战友生活在一起，不分彼此。耶尼切里既是军事单位，也是经济共同体。一列（file）10人，共居一帐，用同一口锅做饭，用同一匹牲畜载物。8列到12列为一连，号为“奥达”（oda），设连长一名。在14世纪，耶尼切里共有66个奥达，总兵力估计为5000人左右。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 II）新增33个奥达，称“塞克班”（segbans）；后来又设100个奥达，称“贾加”（Jaga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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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队伍的团结与品格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绝对可靠准时的后勤体系。奥斯曼苏丹不断从被征服民族榨取资源来供养耶尼切里，当时的基督教君主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从军官的奇特头衔中就能看到耶尼切里是何等依赖于后勤组织。奥达长官的名号是“乔尔巴基巴奇”（Tschorbadschi Baschi），意为“分汤人”；另一个名号是“大厨”；还有一个叫“军需长”。士官被叫作“赶驼人”。“奥达”的本意是“屋子”，也就是战友们一起睡觉的地方；它很可能也被叫作“奥尔塔”（orta），意为“炉子”，就是大家一起做饭的火灶。锅被视为队伍纯洁性的象征。除了每列的小锅以外，全连还有一口集体的大锅，御膳房每逢周五就会为安拉的勇士送来国菜羊肉抓饭。每名耶尼切里战士的毡帽上都别着一把木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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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军人气质以外，耶尼切里还贯彻培育着伊斯兰教的精神。托钵僧性质的拜克塔什教团（Order of the Bektaschy）参与了这支部队的创立。托钵僧会作为牧师、歌手和滑稽艺人随耶尼切里出战。战士们戴着僧侣的毡帽，帽徽是一条挂着的白布，以纪念为战士献上祝福的托钵僧挥舞的衣袖。年轻新兵的教育大概主要也是由托钵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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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战士忘记了父母，忘记了家园，只知皇宫，不知故乡，只认苏丹陛下，不认父亲长老，心中只有苏丹的意志，只求获得苏丹的垂青。他们只知道一种生活，那就是严守纪律和从不质疑的服从。他们只知道一种职业，那就是当兵打仗。他们没有私心，除了生前死后可能获得的报偿，按照伊斯兰教义，战斗会开启天堂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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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院般的军营生活纪律极其严格，任何人不得在外过夜。新兵要毫无怨言地服侍老兵。受刑者要亲吻蒙面施刑者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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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装备和单兵素质方面，耶尼切里与英格兰弓手大致相当，但纪律性让他们能够实现更大的功业。尽管有记载说矛兵（阿萨班）有时会配合耶尼切里作战，以抵挡敌军战马，但这显然只是例外情况。阿萨班不是骑士那样地位更高、能提振弓手士气的武士；相反，他们的地位更低。耶尼切里足够镇定，本身就能直面任何攻击——当然，他们还没到能够在开阔平原挡住骑士全力冲击的程度。弓箭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但他们知道如何在阵前修建小型工事和挖掘战壕，躲在后面等待敌军出击，而把进攻的任务留给了斯帕西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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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波尔会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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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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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已经指出君士坦丁堡的选址异常险要，既有天堑屏护，又享有贸易中心和交通节点的资财。这座城市的坚固还体现在一点上：土耳其人先拿下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然后才攻下君士坦丁堡。从1356年土耳其人首次在欧洲站住脚到1453年攻陷帝都几乎过了一百年。在这一个世纪中，奥斯曼帝国定都于阿德里安堡，出兵降服了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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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后亲自戴上皇冠的勃兰登堡选帝侯——查理四世皇帝之子西吉斯蒙德（Sigismund）与匈牙利公主联姻，从而登上了匈牙利王位。他明白受到威胁的不只是他的王国，还有整个西方世界，于是发动自己的全部关系，从四面八方调集支援。身为卢森堡伯爵，西吉斯蒙德的祖上是一个说法语的家族，所以他一贯与法国人友好。他的祖父约翰国王在克雷西会战中被杀。现在，被德意志、意大利、英格兰承认的教宗博义九世（Pope Boniface IX）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发起动员，并传讲了十字架。[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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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大获成功，只有十字军东征可与之相比。一支强盛的法国骑士远征军由勃艮第公爵腓力之子、年轻的讷韦尔伯爵（count of Nevers）率领。威尼斯承诺出船。德意志人、英格兰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踊跃投入匈牙利国王帐下。参加的德意志诸侯有行宫伯爵鲁普雷希特（Ruprecht）和纽伦堡城主约翰（Burgrave John of Nuremberg），随行者还有斯特拉斯堡城的骑士。当时以罗得岛（Rhodes）为大本营的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ers）大团长率领骑士加盟。瓦拉几亚君主米尔恰（Mircea）也派出了援军。法国一家就出了1000名左右骑士和侍从，加上辅助部队可能有2500人。基督徒全军的骑兵总数可能在）0.9万至1万人，扣除行军损耗和留守驻军，真正参与会战的大概有7500人上下——这支大军是如此强盛，以至于远道而来的骑士们与异教徒战斗时的踌躇满志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文献里没写步兵的事。大军沿着多瑙河前进，河上有一支船队随行运输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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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要将土耳其人彻底赶出欧洲，甚至想夺回圣墓。据说西吉斯蒙德曾放话，就算天堂塌下来，他的大军也能用矛顶住。既然如此，人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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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在铁门峡谷（Iron Gate）[136]渡过多瑙河，但没有朝后勤困难的内陆阿德里安堡方向进发，而是在辎重船队的陪同下继续沿着多瑙河走。他们占领了多座保加利亚城市，自信一定能吸引巴耶济德苏丹（Sultan Beyazid）率军前来，然后发动他们想要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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