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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会战用的骑兵很不适合执行重要的侦察任务，甚至追击都不行。一直有人说当时的军官不理解如何将骑兵用于侦察。1744年，腓特烈进入南波希米亚时觉得自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尽管他有近2万骑兵，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确定奥地利军的位置。1759年，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多纳伯爵（Count Dohna）身上，他当时的任务是进波森（Posen）去对付俄国人。（总参谋部著作，10
:175）中写道，当时的人似乎认为骑兵昂贵又难以替代，不应该脱离直接控制，而且就算偶尔真的派出巡逻兵独自去远处，也没有办法保证他们能及时回报。然而，这种窘境或许还有另一个更基本的原因，那就是骑兵里有许多不可靠的人，当然远远不像步兵那样多，但还是让人不能放心地派出去四处巡逻。与步兵一样，训练的宗旨不是发扬个人武艺，而是组成紧密的战术单元。但侦察任务需要训练单兵的独立自主和个体主动性。因此，骑兵能力强悍却片面主要不是因为将帅无能，而是整体军制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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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短板，于是与步兵的情况一样，他组织了一支特种骑兵来填补。这就是骠骑兵，他们不算作正式的骑兵。腓特烈的父亲只留给他9队骠骑兵，腓特烈将其扩编至80队。他要找的是好打仗、好冒险和好战利品的人，而且如果赋予其一定自由度的话，他们不会逃跑，反而恰恰因此可以用来防止其他单位士兵逃亡。但出于同样的原因，骠骑兵过于松散，达不到他对会战骑兵的要求。在洛伊滕会战中，他们在步兵后面组成了第四梯队。他们在追击战中特别受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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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甚至在七年战争之前，骠骑兵的训练就已经类似于其他骑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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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12月，腓特烈的野战部队里有超过四分之一是骑兵（骑兵3.1万人，步兵8.4万人）。在16世纪上半叶，步兵的比例曾经要高得多；到了下半叶，随着骑士完成了向骑兵的转换，骑兵数量再次攀升，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已经占到了全军的一半乃至更多。在常备军中，廉价的步兵再次增多。大选侯时期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只有七分之一是骑兵。之后骑兵再次增多，至腓特烈时期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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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两大兵种一样，炮兵也在不断进步和强化。腓特烈的一项创举是组建了骑炮兵。骑炮一会倾向轻型机动化，一会倾向加大口径，结成炮组来加大威力，具体细节这里就不深究了。最大的变化，即重炮大幅增多的源头不是普鲁士人，而是试图通过重炮来抵御凶猛的普鲁士人的奥地利人。情非得已之下，腓特烈不情愿地效仿了奥地利的做法。在莫尔维茨会战中，奥军有19门火炮，相当于每千人1门；普军则有53门，相当于每千人2.5门。在托尔高会战中，奥军有360门炮，相当于每千人7门；普军有276门，相当于每千人6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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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5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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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探讨了中世纪战略向现代军事思想与实践的过渡。我们已经发现，这一新发展的起点是近战步兵战术单元的重现，从此之后才又有了完整意义上的真正的战略。1有一种经常被重复的说法是，战争在中世纪纯粹是运用蛮力，但从文艺复兴开始就变成了一门科学，此说引发了一些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必须斥为虚假的想法。中世纪战争绝非只有纯粹的蛮力，之后也没有变成科学。战争从来都是一门艺术，永远不会成为科学。艺术与科学的关联仅在于理论思考——也就是科学思维——有助于艺术理解自身，进而更好地训练出艺术大师。如前所见，战术发展确实受到了科学研究的影响，而战术本身并没有变成一门“科学”。至于这一点在战略问题上是否同样适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适用，我们会在之后的论述中逐渐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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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一章中已经写到，从战略的本质中引出了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战略的两种形态——歼灭战略与消耗战略。这个问题必然主宰着一切战略思想与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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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战略，第一条自然原则就是要集结兵力，寻找并击败敌军主力，接着乘胜追击，直到失败者屈服于胜利者的意志，接受胜利者的条件，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占领敌国全境。这种战争行为的前提是优势足够大。所谓足够，可能只是足以赢得第一场大捷，但还不足以占领敌国全境，甚至只能围攻敌国首都而已。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双方旗鼓相当，从一开始就预期只能取得有限的战果。一方可能觉得彻底击败敌方的希望不大，不如用尽各种手段疲敝敌方，令敌方最后宁愿接受胜利者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条件会比较宽大。这就是消耗战略的本质，它的首要问题永远是要不要寻求有风险和有代价的决战，战胜的预期收益是否超过代价。在歼灭战略下，统帅的主要任务是殚精竭虑地为自己的部队创造最好的决战条件，尽可能取得大胜；而在消耗战略下，统帅要考虑的是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能抓住敌军的破绽，同时确保本军、本土、本国国民不受伤害。他要考虑应不应该围攻某座要塞、占领某个省份、切断敌军补给线、突袭敌方孤军、离间敌方盟友、为自己争取盟友，但最重要的是击败敌军主力的条件和时机是否出现。因此，会战在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中都有作用，但区别在于，会战在歼灭战略中高于其他手段，其他手段都服务于会战，而在消耗战略中会战只是多种可选手段之一。大力压迫敌军，使其甚至不经一战便接受我方条件的可能性发展到极致就是纯粹的机动战略，不流血的战争。但如此纯粹之又纯粹的机动战略不过是语言游戏，在世界军事史上从未真实发生过。就算一方真想这么打，他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也这样想，会不会一直这样想。因此，即便统帅想避免流血，决战的可能性也始终存在，所以消耗战略完全不等于纯粹的机动战略，而应视为一种具有内在矛盾性的战争样式。消耗战略的原则是两极化的，或者说是双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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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讨古代战争时已经了解了歼灭战略与消耗战略的对立，现在新生的战争形式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带回了前台。瑞士人走出大山，进入周边地区时当然只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尽快找到敌人，进攻敌人，击败敌人。但这条原则也可能对其不利。我们知道，瑞士人总是希望赶快回国，列国君长也总是难以筹措到长期聘用瑞士人的资金。因此，如果一方坚守不出，躲避瑞士人的进攻，那就有希望在没有风险、不打会战的情况下赢得战役。1513年，正在围攻诺瓦拉的特雷穆耶接到瑞士援军逼近的消息时就是这样想的。他本来可以赶在援军和诺瓦拉守军合流之前迎击援军，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率军离开，四处游走，企图避免与瑞士军接触，但最后还是被赶上打败。然而，经验很快就表明这种战场上的胜利永远不能带来战争的胜利。那么，打会战真的符合逻辑吗？如前所见，以马基雅维利的智慧，他也卡在了这个难题上，找不到破解之法。他本人的逻辑倾向歼灭战略，但以韦格蒂乌斯的著作为代表的古代文献推崇消耗战略。在现实和理论层面上，消耗战略一直占上风。皇帝军取得的帕维亚大捷具有极大的直接影响；被俘的弗朗索瓦国王被迫接受了《马德里和约》中极为苛刻的条件。但不过几年光景，此战的成果固然没有全部丧失，但主要成果确实是都没了，于是我们不禁要怀疑这笔投资到底值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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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年的帕维亚会战是那个军事史时期的最后一场完整意义上的大决战。战争并未消失，但有的战役从头打到尾都没有一场真正的会战，即便会战真发生了也打不出个结果，比如1544年的切雷索莱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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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会战的统帅不难找到敌军难以接近的阵地，就连兵力优势相当大的敌军也不愿冒险强攻。天然屏障之外还有工事加固。因此，一场战略攻势未必总会达到会战的高潮，而常常将锐气消磨在单纯的抢占空间上，也就是占领某处要地。最受青睐的目标是攻取要塞，占据要塞能让胜利者主宰整片周边地区，如果签订和约时还想拿回它的话，还会给敌军出一道收复要塞的难题。依赖战场上的运气是兵家大忌，这种思想越是在将领头脑中根深蒂固，敌军连勉强凑合的阵地都不会强攻的心理预期越是盛行，上述做法便越是可行。但运气好的话，靠机动游走也能达到占地拔点的目标，而只要战败没有同时导致丢失大量领土或要塞，敌方在会战中遭受的直接损失很快就能恢复。一方甚至可以靠单纯维持现状来接近战争目的，因为这样双方都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如果对方钱包更快见底，便有可能因此屈服。一位瑞士军事史家在1664年写道：“战争口阔鼻宽，钱花完了，仗就没得打了。”2每一场战争都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强烈影响，因为打仗不能没有粮草和军械。但依靠佣兵的战争是最极端意义上的经济战，因为佣兵组成的军队只有经济这一根支柱。因此，从马基雅维利到腓特烈，谁兜里有最后一块钱，谁就是胜利者的说法屡见不鲜。3但马基雅维利当年已经把这句话颠倒了过来，说有兵就会有钱。这两种说法同样正确，也同样错误。如果钱占上风，战略就会倾向机动；如果兵更重要，战略则会倾向会战。同理，作为达成政治目标的工具，军队本身总要面临风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损伤。歼灭战略下不需要担心损伤，因为我们指望的是一战定乾坤，尽早结束战争，而且不必惧怕反作用。但消耗战略下必须小心地衡量自身损伤。因为如果一场胜利乃至接连胜利都不能结束战争，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胜利本身的意义是否抵得过弥补得胜之师损失的花费。因此，君主在战争中经常告诫前线统帅不要过分冒险，且不以打胜仗为主要目标，而是“保全军队”，这是巴伐利亚选侯马克斯写给梅西元帅（Field Marshal Mercy）信里的说法。当巴登藩侯路德维希（Margrave Ludwig of Baden）鲁莽地攻击土耳其人时，皇帝的大臣们就谴责他浪费兵力，每次战役都需要配备一支新军。尼德兰的商人政府用兵尤其吝啬，但就连腓特烈大帝也在《战争原理》第1篇描述完普鲁士军队的卓越素质技能后写道：“如果他们为取胜付出的代价不是与敌军相去不远的话，这样一支军队足以统治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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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因素在联军作战中最为紧要。如果打胜仗的一方已经做出了牺牲，之后或许不得不承认胜利的果实会落到盟友而非自己手中，尤其是在胜利者不再有实力来完整保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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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端摇摆的战略下，野战工事是一项重要的临时工具。当然，早在穆尔滕和南锡会战中，大胆查理就已经用野战工事来抵御瑞士军了。第一场真正的现代会战，法国与西班牙在南意大利打响的切利尼奥拉会战（1503年）是围绕着西班牙军在正面匆忙建起的一堵墙和挖好的一道沟展开的。从那时直到旧制度落幕，野战工事都发挥着作用，而且常常是决定性作用。在骑兵再度占据重要地位的胡格诺战争中，德拉努告诉我们，士兵每天晚上都要挖沟，以免敌军从远处发起突袭。古斯塔夫·阿道夫也一样，他认为凡是驻扎超过一夜的营地必定要修建工事。胜负常常就在于一方能不能早几个小时抵达战场，然后建起让敌军不敢强攻的野战工事。皇帝军之所以在1620年输掉白山会战，就是因为布拉格没有赶快把必要的铁锹送上来。道恩（Daun）[63]对抗腓特烈大帝时手不离锹。腓特烈起初反对野战工事，因为他的部队是靠速度对付突袭的，而且他总是喜欢发起进攻，工事只会是累赘。他有时甚至会激烈抨击野战工事4，他与时人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不同的地方不多，这是其中一条。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战争原理》第8篇中说：“我军会在营地外挖一圈壕沟，就像罗马人当年那样。”他的用意不过是防止敌军优良的轻步兵发起夜袭，以及防止己方士兵逃亡。在围城战中，国王愿意用堑壕来保护后方，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认为主动出击，迎战敌方援军是更好的办法。在最危急的时刻，比如输掉会战之后或者敌方有3倍兵力优势，工事便不得不修。于是，1761年俄军与奥军终于在西里西亚会师来攻时，腓特烈依靠在本泽尔韦茨（Bunzelwitz）挖壕保全了自己。七年战争后，他在著作中一改故态，大力推崇野战工事，这无疑是根据本泽尔韦茨的经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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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依据战术工事的坚固程度或战或不战的决定不是在前线做出，而是由后方政府裁决，尽管请示上报、信件往来可能会耗费数日数周的时间。1544年，昂吉安公爵从上意大利派掌营官蒙吕克回巴黎请求国王允许开战。蒙吕克顶着大臣的反对拿到了许可。昂吉安打赢了切雷索莱会战，却是有胜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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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战争中道恩与维也纳、俄军指挥官与圣彼得堡之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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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年的施马尔卡尔登战役是机动战的反面典型，新教诸侯联盟行动过于怯懦，尤其是皇帝手中无兵的开战初期。6但兰克讲过，我们不能指望每次都有沙特林怒斥腓力领主不愿做出艰难的最终决定，说在他眼里，每一处渡口和水沟都太深，每一处沼泽都太宽。一旦形成了这种战略态度——我们知道当时就是如此——那么率领一支各怀鬼胎、号令不一的军队采取重大行动就是很难的了。而皇帝即便在占据数量优势的时候也仅仅满足于游走机动，最后取胜靠的也不是战斗，而是政略，即通过说服莫里斯公爵入侵萨克森选侯的领地。这样一来，松散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便失去了集结军队包围南德意志的能力。针对这一点，记述此战始末的阿维拉写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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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从来没有机会在平等条件下交战，遑论优势。但即便有平等条件，他也不能开战，因为这样一场胜利会带来重大损失，而受损的军队是不能让他控制德意志的，尤其是德意志城市的，哪怕他打了胜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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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格诺战争中有极其血腥的会战，但战略意义仍然仅相当于小规模战斗，因为就算天主教一方兵力强盛得多，战场上旗开得胜，但还是不足以夺取敌方的全部要塞，从而使其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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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一点，西班牙才用尽办法也没能收复反叛的尼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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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战略的决定因素是错综复杂又频繁变动的政治局势、为数众多的要塞城市、与受到影响的广大地域相比总是居于数量弱势的军队。古斯塔夫·阿道夫胆略非凡，敢从偏远小国瑞典出兵攻打皇帝，笼括德意志全境，但就是这样一位大权在握、积极主动的英雄人物也只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克劳塞维茨称他为“虑事周全，明智博学的统帅”，又在另一段写道：“古斯塔夫·阿道夫绝非侵略攻杀的莽夫，他偏爱严谨有道的机动战。”直到登陆德意志15个月后，他才发动了布赖滕费尔德会战。克劳塞维茨认为瓦伦斯坦“能量充沛，几乎不知畏惧为何物”，“深得全军敬畏”，但他从来没打过一场攻势会战。托尔斯滕松倒是不断求战，但基本战略上并没有越出消耗战的框架，也不可能越出。三十年战争有太多的矛盾悖论，从战略角度看非常有趣，而且还带来了一些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变化。此战中有时会集结起极为庞大的军队，例如在1627年，皇帝麾下至少有10万之众，1630年的兵力也差不多。1631年底瓦伦斯坦回归时，他手中有3万至4万人，而到了1633年春，他的总兵力是10.2万人，其中在明斯特贝格（Mün-sterberg）的主力是4.3万。战役结束时，他总共还有7.4万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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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真正上阵的兵力很少。白山会战中，皇帝与天主教同盟联军约有2.8万人；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布赖滕费尔德有3.9万人（包括萨克森军），在吕岑有1.63万人。瓦伦斯坦纽伦堡大营并没有人们常说的5万至6万人，只有2.2万而已。10托尔斯滕松的兵力不超过1.5万至1.6万人。大量可用战斗员都用来把守众多要塞城市。野战军中骑兵的比例提升到了一半，甚至会达到三分之二。1645年的扬考会战（Jankau）中，皇帝军有1万名骑兵和5000名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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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区反复变动，从波罗的海、北海到多瑙河、康斯坦茨湖，从维也纳乃至锡本布尔根（Siebenbürgen）[64]到巴黎近郊。由于军队人少，可以沿途就地补给，而且天主教一方和新教一方在南面北边都有拥护者提供后勤基地，所以有长途行军的能力。因此，战略态势总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观点决定，以至于战争艺术史著作大可略过具体细节，除非是分析具体会战，尤其是著名会战时必须涉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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