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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的历次战争开启了一个战略的新时代，特征是军队规模扩大，军需补给的问题随之而来。中世纪军队人少，自带粮草不算困难，也可以沿途征收。反过来看，从行军距离和相对薄弱的补给手段中也能得出军队规模很小的结论。随着军队的扩大，粮草问题越来越多地被谈起。11编写于16世纪30年代并广泛流传运用的《军官手册》（Aemterbuch）或《战争条令》（Kriegsordnung）12中写道，“后勤是打仗的第一要务”，接着就是详细的粮草计算过程。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的《兵书》（Kriegsbuch）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计算。根据书中的估算，90801名战斗员5天需要面包共490车，熏肉、黄油、盐、豆、燕麦、大麦共383车，100桶葡萄酒和1000桶啤酒共433车。另有45664匹马所需的燕麦。131543年，纽伦堡军人约阿希姆·伊姆霍夫（Joachim Imhof）从查理五世的军营中写信抱怨说诸物皆贵，因为有些士兵拦路抢劫了运输补给的市民和农夫；只有肉价便宜，因为牛是强征来的。14法军早在1515年就有野战烤炉了。15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为1620年的波希米亚战役设立了多处仓库。他在林茨（Linz）征收了300桶面粉，总计7万配克（约636立方米或63.6万升），奥地利要出220辆四马大车负责运输。开姆尼茨的《三十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30jährigen Krieges）一书中充斥着对行动后勤的担忧。阿尔布雷希特公爵指出了水道对后勤的重要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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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路易十四时期，军队兵力达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的三四倍。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既然兵多了，统帅应该能取得更大的功绩，征服更大的土地了。但如果双方的兵力同等增加，那么情况会恰恰相反。大军是笨重的，不仅是行动迟缓，更因为无法就地取食——没有补给就无法生存，除非行动神速——这就需要一套严密的后勤供应体系。再加上我们前面说过的一点，兵力的扩大导致进来了许多靠不住的人，这些人只是因为军纪和严密监视才留在军中，于是后勤需求的压力就更大了。要是让这些人就地取食，一大半都会逃跑。因此，从仓库有序支取粮草就变得必不可少，但仓库往往会束缚军队的行动。这一结果又反作用于问题的源头：依赖仓库拖累了行军，于是军队更加无法就地取食，更加依赖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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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理论家估计，军队最多离开仓库5天路程；路线中间距离部队两天路程、距离仓库3天路程的地方要布置野战烤炉。野战烤炉生产的面包只够吃9天。如果有大车往来输送，装卸休整需要一天的话，那么部队每隔5天就能吃上一次新面包，同时还有一点应对不测的富余量。富余量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连日降雨会让车辆无法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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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法伦（Westphalen）描述了1758年雨季的情形：“部队在看得见仓库和烤炉的地方开始缺粮。运面包的车不到5千米的路就要走几天几夜的时间，即便是这样，途中还不得不丢掉一半的货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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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92年的比利时，卢森堡（Luxemburg）[65]想赶上昂吉安却做不到，不得不在苏瓦尼（Soignies）停留了3周时间，因为他的车队不足以将粮草从蒙斯（Mons）的仓库运上来。蒙斯离昂吉安不到18英里（约29千米），离苏瓦尼只有9英里（约14.5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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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年，腓特烈大帝说指挥军队的不是他，而是面粉和草料。他还有一次（1757年8月8日）对基斯元帅（Field Marshal Keith）说：“荷马说士兵是面包造就的。我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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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规模扩大、内部改制的同时，战争的舞台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大部分城市拆除了工事，只有少数城市修得固若金汤，要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围攻才能夺取，于是，省出来的守军就被充实到了野战军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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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当年从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出兵，无数次深入法国腹地，三十年战争依然如此。但在路易十四任用沃邦（Vauban）重新为一连串边境城市修建了工事之后，这样的入侵便不再可能了。腓特烈后来以类似的方式修建了西里西亚要塞群，目的是保住这片新得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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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期间无数次出现类似于腓特烈作战时的战略局势，尤其是当托尔斯滕松担任瑞典军统帅的时候。但托尔斯滕松和他的1.5万名士兵取得了远胜于腓特烈的成就。霍博姆在柏林大学的就职典礼演讲中提出并比较了两人，大有教益，我之后探讨腓特烈的战略时会加以介绍。19我们马上能注意到，区别不在于古斯塔夫·阿道夫和他的后继者们，不管是魏玛的伯恩哈德、巴纳、托尔斯滕松、弗兰格尔还是卡尔·古斯塔夫，对战略的本质，尤其是野战的价值和重要性有着不同于腓特烈的理解。相反，区别完全源于军事和政治条件，源于军队规模、性质和战法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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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打个比方，发展过程不是从一个机动战为主的时代逐渐转向基于决战的战略，而是理论与实践在一个时期偏向一端，在另一个时期偏向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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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一直到最后都有激烈的会战，但路易十四的前两场战争都是纯粹的机动战。唯一真正的会战，即1674年的塞内夫会战（Seneffe）是意外发生的，而且一直没有决出胜负，因为孔代不愿意用军队去冒险，于是没有继续战斗。要不是有这场会战，1672年至1679年的战争就只有围城、行军和几场小型遭遇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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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的第三场战争（1688年至1697年）再次表现出了紧张和激情，但唯一有重要影响的会战是1690年的爱尔兰博因河（Boyne）会战。詹姆斯二世在此战中被威廉三世击败，斯图亚特家族永远失去了王位。1690年的弗勒吕斯（Fleurus）会战、1692年的斯滕凯尔克（Steenkerken）会战和1693年的内尔温登（Neerwinden）会战虽有大量伤亡，却没有任何实际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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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新战法，即整体有序地摧毁了位于边境的普法尔茨，目的是阻碍敌军从这个方向发起进攻，帮助法军保卫其有意守住的美因茨和菲利普斯堡两处要塞。这项措施尽管残酷，却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德意志军围攻并夺回了美因茨。1704年，联军企图在巴伐利亚采取同样的办法，甚至已经开始实施了。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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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分析到最后，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夷平巴伐利亚及周边所有区域，让敌军再也没有从巴伐利亚或周边区域继续作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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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尽管有1704年的赫希施泰特会战、1706年的都灵会战和拉米伊会战、1708年的奥德纳尔德（Oudenarde）会战和1709年的马尔普拉凯会战这几场大仗，但战争的结果不过是让法国退回原有疆界。与此同时，瑞典国王查理十二试图通过连续痛击敌人来击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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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则并不激烈，全程没有大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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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有规模极大的决战，但只是偶尔发生，而且在马尔普拉凯会战后就绝迹了。与此相比，腓特烈大帝登场后发生了众多会战，于是有人认为腓特烈一扫首鼠两端的战略，应视为后来被拿破仑发挥到极致的歼灭战略的发现者和创造者。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之后会具体讲。归根结底，腓特烈之所以频频决战，并不是因为某项特殊的新原则，而只是大王本人雄才伟略，崇尚大决战罢了。但他自认为能够借以赢得他欲求的会战，并为了打赢会战而开发的战法是斜线阵。他写道，若攻敌侧面，3万可破10万。普鲁士军队拥有冠绝全欧的灵活迅捷，于是国王自以为能够在敌军来不及防御的情况下攻其侧面，他对前代战争艺术的改良正在于此。这不仅将他推向追求会战的一端，也将七年战争与之前的有征无战，乃至于古斯塔夫·阿道夫、马尔伯勒、欧根的战争截然分开。但是，腓特烈的战争行为依然在消耗战略的范围之内，而且在敌军通过选择阵地、修建野战工事、增加炮兵来应对斜线阵带来的侧面遇袭风险时，他甚至比以往更加偏向机动战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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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他具有质量优势和局部数量优势时，腓特烈国王依然受到一些因素的掣肘，使他无法乘胜追击，逼迫敌方签订和约，也就是无法采取歼灭战略。这些因素在后文中会出现并探讨，此处只是略谈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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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的军队中有大量不可靠分子，因此他不得不时刻注意士兵逃亡的危险。他最伟大的著作是1748年面世的《战争原理》，开篇就是14条防止士兵逃亡的规则：不得在森林旁边扎营；在森林中行军时，步兵身旁必须要有骠骑兵巡视；尽可能避免夜间行军；必须以排为单位行军；在峡谷中行军时，入口和出口都要布置军官，军官要立即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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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专门强调不得夜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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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单位打散，派到乡间征收物资是想都不要想了。腓特烈极少在急行军期间向沿途居民索要军资。另外，行军不应过远过难，否则个别人会掉队，掉队又会传染给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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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军队是不可能进行战略追击的。就连直接追赶眼前的敌人都会受到极大限制，因为维持秩序被视为重中之重。曹恩道夫会战的作战指令20中明确要求第一梯队从速“消灭敌军，继续有序前进，由第二梯队负责打扫战场”，可还是明令禁止跑步追击被击退的敌人，而要“以有序的步伐跟进”。距离更远的追击任务基本上只由小分队执行，目的是尾随撤退的敌军，贴近敌方行军纵队和拦截敌军辎重。但部队取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收拢和集结。毫无疑问，腓特烈这样的统帅明白乘胜追击极为重要，在霍亨弗里德堡（Hohenfriedberg）和洛伊滕会战后尤为重视追击，但霍亨弗里德堡会战后的追击毫无战果，洛伊滕会战后也是效果平庸，尽管负责指挥的是齐滕（Zieten）。萨克森元帅在《遐思录》中竟然说：“除了谨慎行动，取胜之后的其他行动都是好的。”但腓特烈更加现实，建议追击要谨慎，因为反击太容易出现了。21他写道：“一支军队最不适合作战的时刻莫过于刚刚打了胜仗之后。人人得意忘形，众人欣欣然于逃脱了之前面临的危险境地，没有人热衷于马上再次面对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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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追击歼敌这一点反过来又作用于会战决策本身。风险无论如何是很大的，损失是惨重的，预期收益却或多或少因无法追击而受限。如果说有人特别担心反击，以至于主张给敌人留一条逃跑的金桥的话，那就更加证明考虑当时的状况，统帅不会轻言会战有益。1536年，弗朗索瓦一世只是静观其变，便迫使已经来到马赛近郊的查理五世离开法国，翻越阿尔卑斯山撤军，结果遭到法国人民的谴责，说他没有趁皇帝撤退时加以杀伤。后来，伊奥韦斯问起国王这件事，国王答道他不完全信任手下的国土佣仆，而且他是遵行古人的原则：不仅要给逃跑的敌军修桥，还要在桥面铺上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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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不理会这些问题，但即便在他的条件下，战略攻势也是短暂的。他最多只在一次演习中要进攻敌国首都维也纳，但他从没有把维也纳视为作战目标。布拉格（距离厄尔士山口55英里，约88.5千米）和奥尔米茨（距离上西里西亚边境37英里，约60千米）才是他真正的目标。甚至去奥尔米茨以南47英里（约76千米）的布吕恩（Brünn）似乎都是一项极为重大的行动。1744年，他从布拉格出发去了70英里（约113千米）外的布德韦斯（Budweis），他后来亲口承认那是一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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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法军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远达林茨和布拉格。但他们的基地不是法国，而是盟国巴伐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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