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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一直到最后都有激烈的会战，但路易十四的前两场战争都是纯粹的机动战。唯一真正的会战，即1674年的塞内夫会战（Seneffe）是意外发生的，而且一直没有决出胜负，因为孔代不愿意用军队去冒险，于是没有继续战斗。要不是有这场会战，1672年至1679年的战争就只有围城、行军和几场小型遭遇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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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的第三场战争（1688年至1697年）再次表现出了紧张和激情，但唯一有重要影响的会战是1690年的爱尔兰博因河（Boyne）会战。詹姆斯二世在此战中被威廉三世击败，斯图亚特家族永远失去了王位。1690年的弗勒吕斯（Fleurus）会战、1692年的斯滕凯尔克（Steenkerken）会战和1693年的内尔温登（Neerwinden）会战虽有大量伤亡，却没有任何实际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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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新战法，即整体有序地摧毁了位于边境的普法尔茨，目的是阻碍敌军从这个方向发起进攻，帮助法军保卫其有意守住的美因茨和菲利普斯堡两处要塞。这项措施尽管残酷，却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德意志军围攻并夺回了美因茨。1704年，联军企图在巴伐利亚采取同样的办法，甚至已经开始实施了。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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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分析到最后，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夷平巴伐利亚及周边所有区域，让敌军再也没有从巴伐利亚或周边区域继续作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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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尽管有1704年的赫希施泰特会战、1706年的都灵会战和拉米伊会战、1708年的奥德纳尔德（Oudenarde）会战和1709年的马尔普拉凯会战这几场大仗，但战争的结果不过是让法国退回原有疆界。与此同时，瑞典国王查理十二试图通过连续痛击敌人来击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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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则并不激烈，全程没有大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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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有规模极大的决战，但只是偶尔发生，而且在马尔普拉凯会战后就绝迹了。与此相比，腓特烈大帝登场后发生了众多会战，于是有人认为腓特烈一扫首鼠两端的战略，应视为后来被拿破仑发挥到极致的歼灭战略的发现者和创造者。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之后会具体讲。归根结底，腓特烈之所以频频决战，并不是因为某项特殊的新原则，而只是大王本人雄才伟略，崇尚大决战罢了。但他自认为能够借以赢得他欲求的会战，并为了打赢会战而开发的战法是斜线阵。他写道，若攻敌侧面，3万可破10万。普鲁士军队拥有冠绝全欧的灵活迅捷，于是国王自以为能够在敌军来不及防御的情况下攻其侧面，他对前代战争艺术的改良正在于此。这不仅将他推向追求会战的一端，也将七年战争与之前的有征无战，乃至于古斯塔夫·阿道夫、马尔伯勒、欧根的战争截然分开。但是，腓特烈的战争行为依然在消耗战略的范围之内，而且在敌军通过选择阵地、修建野战工事、增加炮兵来应对斜线阵带来的侧面遇袭风险时，他甚至比以往更加偏向机动战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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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他具有质量优势和局部数量优势时，腓特烈国王依然受到一些因素的掣肘，使他无法乘胜追击，逼迫敌方签订和约，也就是无法采取歼灭战略。这些因素在后文中会出现并探讨，此处只是略谈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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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的军队中有大量不可靠分子，因此他不得不时刻注意士兵逃亡的危险。他最伟大的著作是1748年面世的《战争原理》，开篇就是14条防止士兵逃亡的规则：不得在森林旁边扎营；在森林中行军时，步兵身旁必须要有骠骑兵巡视；尽可能避免夜间行军；必须以排为单位行军；在峡谷中行军时，入口和出口都要布置军官，军官要立即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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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专门强调不得夜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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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单位打散，派到乡间征收物资是想都不要想了。腓特烈极少在急行军期间向沿途居民索要军资。另外，行军不应过远过难，否则个别人会掉队，掉队又会传染给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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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军队是不可能进行战略追击的。就连直接追赶眼前的敌人都会受到极大限制，因为维持秩序被视为重中之重。曹恩道夫会战的作战指令20中明确要求第一梯队从速“消灭敌军，继续有序前进，由第二梯队负责打扫战场”，可还是明令禁止跑步追击被击退的敌人，而要“以有序的步伐跟进”。距离更远的追击任务基本上只由小分队执行，目的是尾随撤退的敌军，贴近敌方行军纵队和拦截敌军辎重。但部队取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收拢和集结。毫无疑问，腓特烈这样的统帅明白乘胜追击极为重要，在霍亨弗里德堡（Hohenfriedberg）和洛伊滕会战后尤为重视追击，但霍亨弗里德堡会战后的追击毫无战果，洛伊滕会战后也是效果平庸，尽管负责指挥的是齐滕（Zieten）。萨克森元帅在《遐思录》中竟然说：“除了谨慎行动，取胜之后的其他行动都是好的。”但腓特烈更加现实，建议追击要谨慎，因为反击太容易出现了。21他写道：“一支军队最不适合作战的时刻莫过于刚刚打了胜仗之后。人人得意忘形，众人欣欣然于逃脱了之前面临的危险境地，没有人热衷于马上再次面对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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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追击歼敌这一点反过来又作用于会战决策本身。风险无论如何是很大的，损失是惨重的，预期收益却或多或少因无法追击而受限。如果说有人特别担心反击，以至于主张给敌人留一条逃跑的金桥的话，那就更加证明考虑当时的状况，统帅不会轻言会战有益。1536年，弗朗索瓦一世只是静观其变，便迫使已经来到马赛近郊的查理五世离开法国，翻越阿尔卑斯山撤军，结果遭到法国人民的谴责，说他没有趁皇帝撤退时加以杀伤。后来，伊奥韦斯问起国王这件事，国王答道他不完全信任手下的国土佣仆，而且他是遵行古人的原则：不仅要给逃跑的敌军修桥，还要在桥面铺上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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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不理会这些问题，但即便在他的条件下，战略攻势也是短暂的。他最多只在一次演习中要进攻敌国首都维也纳，但他从没有把维也纳视为作战目标。布拉格（距离厄尔士山口55英里，约88.5千米）和奥尔米茨（距离上西里西亚边境37英里，约60千米）才是他真正的目标。甚至去奥尔米茨以南47英里（约76千米）的布吕恩（Brünn）似乎都是一项极为重大的行动。1744年，他从布拉格出发去了70英里（约113千米）外的布德韦斯（Budweis），他后来亲口承认那是一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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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法军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远达林茨和布拉格。但他们的基地不是法国，而是盟国巴伐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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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战略攻势时间短、推进慢的话，那就很容易主动或被迫转入守势。攻势与守势快速交替、彼此交融。战略进攻未能一举强力夺取并保持主动态势。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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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基本状况最重要的实际影响就是冬季休战的惯例。对士兵来说，冬季作战的条件非常严酷。除了条件艰苦和患病造成的伤亡，还有逃兵增多——因为佣兵们觉得长官要得太多了。如果统帅相信将军事行动坚持到底能迫使敌方议和，那就会愿意承受这些损失。但如果指望不上，他就要考虑损失是不是大于预期收益了，而且双方的想法都一样，军事行动就逐渐平息下来，各自撤回冬季营地。双方会将主力撤回，然后布置岗哨以防备可能的突袭。事实上，双方有时会达成在特定时间内停止进攻的协议。吕岑会战和洛伊滕会战的主导因素都是撤回冬季营地。与洛林公爵查理一样，瓦伦斯坦以为当年的战事已经结束，当听到敌军逼近的报告时他根本没有发动会战的想法，于是命令部队在防御阵地展开（11月6日和12月5日）。为了争取一定的优势，战役有时会延续到12月乃至1月。新一轮战役往往到6月才开始，以便在原野里找到马吃的青饲料。实际发生的冬季战役应视为例外。23冬季休战期是部队全方位休整的时间，尤其是征募兵员，拉壮丁（如果身在敌境，甚至会就地招兵）并进行操练，以便新兵在战端重开时能补充到各单位。军队里没有专门训练新兵的团；冬季休战期可以说替代了新兵团的功能，还有能够将全部合适兵员送上战场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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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和偶然在所有战争行为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统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就是果断，以此驾驭晦暗不明的不确定性。这一因素在腓特烈的时代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又长又细的步兵线列太脆弱了。在极短时间内，在一瞬间，会战胜负便决出了。战场容不得拖延，为援军赶来争取时间，改正错误，或者在不蒙受惨重损失的情况下脱离接触。24统帅从远处就能尽收眼底的地形很少见。战场上可能藏着会打乱阵形的障碍物——池塘、沼泽、悬崖——如此一来，部队必然会失去秩序，进而败北。统帅应该允许会战展开吗？决断是很难的。我之后会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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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腓特烈的时代，即便敌军露了破绽或提供了有利战机，利用机会还是有难度，因为线列战术要求将全体兵员展开为密集队形，不方便随机应变。索尔会战和罗斯巴赫会战倒是有临场变阵，但它们恰恰是腓特烈国王之统帅天才与普鲁士军队之战术素养的特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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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对16世纪至18世纪的军事理论做一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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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杜贝莱在1535年提出，为将者如果不是完全确信自己占据优势，那便不应冒险开战，而应拖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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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扎勒斯·施文迪（Lazarus Schwendi）（1522—1584）主张主战务求稳妥，不可过分冒险，哪怕手握胜算。“明明可以拖垮敌军或待其断粮却非要打会战，这是愚蠢的行为。但若是以寡击众且不可持久，那倒是有理由铤而走险，试试战场上的运气。”“一味防守，败则损失惨重，胜亦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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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门多萨于1595年写道[《战争艺术》德文版（Krie-gskunst），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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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哪怕被逼到万不得已的地步，也要尽力避免开战。不要带领全军投入战斗。哪怕打了胜仗，那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因为取胜的代价很大，伤亡者众。朝着战场要谨慎地、缓缓地爬过去，脚里要像灌了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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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年，奥兰治家族的威廉·路易向堂弟莫里斯建议：“我们行事不应受制于战场上的意外……除非极为必要，否则不应进行会战。”25他举出了坎尼会战前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的做法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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