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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国家有着悠久的海事传统，几条主要河流以及布鲁日港、根特港还有后来的安特卫普港在这一传统中占据首要地位。这是一个由地方议程主导的地区，但不同的利益集团却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勃艮第公爵的继承人卡尔五世皇帝的中央集权统治。[2]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广泛抗议活动中，自我本位的地方抵抗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哈布斯堡的统治导致了荷兰革命。荷兰省不像它的佛兰德邻居那样，拒绝供养军舰来保护其鲱鱼渔业，而宁愿付钱购买安全通行证。阿姆斯特丹、豪达（Gouda）、哈勒姆（Haarlem）和莱顿（Leiden）抵制卡尔征税的企图，直到帝国摄政下令禁止捕鱼时才收敛。[3]16世纪50年代，帝国试图在荷兰省进一步提高税收，此举在引发荷兰革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1572年占领了布里尔港的加尔文宗私掠船队将从海上再度发起革命。阿姆斯特丹一直反对征收航海税，它在1578年加入了起义军，成为众多做出了自觉选择的城镇之一。这种选择反映了一个不断扩张的商业中心的经济利益，而不是1585年从安特卫普逃来的加尔文宗难民的政治和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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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个勃艮第省份在革命之前的税收收入显示，后来成为荷兰共和国的北部7省一直是边缘经济体。荷兰省的税收还不到佛兰德斯（Flanders）和布拉班特（Brabant）的一半，阿姆斯特丹在尼德兰的出口贸易中只占4%的份额，而安特卫普占了80%以上。革命前，阿姆斯特丹的主要国际贸易是与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主要是进口粮食供国内消费。荷兰革命改变了这种平衡，阿姆斯特丹从安特卫普的难民手里继承了强大的贸易和金融网络，把这座城市与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连接起来了。新共和国的食品依赖进口，其中包括鱼、谷物和盐，造船和工业所需的重要原材料木材和铁也要靠进口。1585年至1610年间，它与亚洲、加勒比地区、巴西和北极地区的商业往来加强了旧有的贸易，它有充分的理由成为一个海权。然而，共和国还有另外一番面目，它地处内陆，从事农业，对暴露在外的大陆边界忧心忡忡，认为不应追随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省的脚步。[4]这些差异在一个深受地方议程影响的地区非常重要，在这里，各省和城市都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特权，革命的几个省份对海洋的关注使它们的排他主义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国家依赖强大的经济行动者的支持，这些行动者与国家的准君主亲王王室以及土地贵族共享权力。这种包容性的关系把这个新国家与专制的西班牙和法国区别开来：它让资本家分享了权力，资本家利用这些权力，通过“对国家资源的最终配置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来促进自己的利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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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共和国必须建立在陆地上：取胜的政治意愿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不论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集中他们的资源，接受一个军事领导人，并为一支专业的军队和大规模的防御工事提供资金，以便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哈布斯堡西班牙交战，并在人力和经济的消耗战中拖垮它。虽然海军所采取的行动在革命中发挥了有益的支持作用，但它无法保护或保证新国家的领土完整，相比之下，作为一个岛国，英国只要依靠海军就能确保其领土完整了。1588年，英国击败了无敌舰队，此战对荷兰人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但他们还要再等60年才能结束独立战争。在1600年到1609年间，陆战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先权和随之而来的费用使荷兰人别无选择，只能依靠私营企业来提供海军，也就是说，即使没有陆地战争，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建立一支常备海军。共和国并不是一个海权：它由执政（Stadholder）兼总司令——奥兰治—拿骚家族（House of Orange-Nassau）的一位亲王来统治，他是一位介于威尼斯总督和国王之间的战士领袖，亲王也担任了海军上将的职务，但从未亲临海上指挥作战，他把舰队的管理权交给了其他人。执政领导着陆军而不是舰队来保障荷兰的独立。1609年后，连续几任执政都在寻求把这一职位转为世袭的，他们依靠陆军来确保自己的地位。亲王们的抱负遭到了原生城邦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省的反对，它们倾向于建立一个海权共和国，用它强大的海军来保障一种和平的商业政策。阿姆斯特丹的海权议程远没能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国家身份，它一直都只是使共和国陷入分裂的激烈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选择。这些针锋相对的国家概念之间的斗争塑造了17世纪时的荷兰政治，权力从陆上转移到海上，从亲王手里转移到共和国手里，与此同时，海上贸易和帝国创造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文化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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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的主张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船舶和贸易主导了经济：超过40%的劳动力直接或间接地在海事部门工作。[6]两个世纪以来，共和国不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是用巡洋舰保护其航运的，它通过税收直接与贸易挂钩。然而，它一直没做到为这支舰队提供充足的资金：减税或逃税损害了税收收入，同时“荷兰社会的分裂特征不断阻碍着全国性的行动”。[7]由7个省组成的荷兰从来没有把海权当成国家的核心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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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年之前，共和国并不打算获得战略性的制海权，即控制海洋的能力，它没有建立一支战斗舰队来控制海洋，也没有扮演海权的角色，它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野心、获取这样的手段，是为了应对英国控制英吉利海峡所带来的挑战，而且是在由阿姆斯特丹主导的共和寡头政权暂时停止执政职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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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年到1672年间，摆脱了执政的控制，这个“真正自由的”共和国充当了一个真正的海权，在欧洲体系中是一个特殊的大国，以相对包容的政治和海军力量为其特征。战斗舰队的成本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虽然三个沿海省份有意识地选择了海权身份，但四个内陆省份却没有，因此，在共和国作为一个海权大国运作的那些年里，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核心一直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个原生霸权性经济强国的“黄金时代”结束于1672年，那是灾难性的一年。法国的入侵让执政和他的陆军恢复了权力，这表明虽然有些迟，但共和国承认了它所面对的战略现实。作为一个领土有限、人力不足的大陆国家，共和国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陆地问题上，尤其是它那漫长的陆地边界，这需要昂贵的固定防御工事和常备陆军，而不是战斗舰队。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为了确保国家的生存，共和国牺牲了海权的舰队，节省出来的经费被用在堡垒、陆军和结盟上。荷兰为了安全放弃了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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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年成立的乌得勒支同盟是由7个省为抵抗西班牙而组成的防御性联盟，它奠定了建立共和国的基础。它保护了各省的权利，并把权力委托给一个全国性的议会（States General），即拥有大约25名成员的国务会议，7个省在议会中有着大致相同的代表人数。这种结构反映了革命所支持的旧时结构和权力分离，在一个独特的政治体系中保留了各地的例外主义，把这些省份联系起来的是大家一同抵制西班牙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意愿。从理论上讲，这一制度迫使城市、省份和国家进行谈判和妥协，以促成合理的决策，但荷兰的经济和政治杠杆——主要由它提供给欠发达省份的贷款来担保——使它在整个制度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一制度限制了中央政府的作用，它可以协调，但不能控制各省。与同时代的君主专制制度不同的是，它具有灵活性，可以通过整合不同的利益，特别是维持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贸易和税收的复杂平衡来创造稳定。[8]议会在荷兰省和共和国的首都海牙召开，一周中，每天都在对战争、外交政策和联省的税收进行管理[9]。积极的行动需要取得一致同意才能进行。海牙也是执政的驻地。共和国把处于地方寡头集团监督下的代议制与民选国家元首的全面领导结合起来。它还把荷兰省对共和国的控制以及阿姆斯特丹对荷兰省的控制奉为圭臬。在荷兰省政府的19张选票中，各城市占了18张，剩下1张为贵族阶级所有。这种制度促进了磋商和谈判，使不同的利益集团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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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法两国的支持下，这个“资产阶级财政军事国家”在1588年实现了有效的独立，创造了第一个现代经济。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和荷兰的海军挫败，使得共和国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减少佛兰德斯私掠船造成的威胁上，它以积极的巡逻、护航和发展保险市场来实现这个目标。封锁斯海尔德河口（Scheldt Estuary）破坏了安特卫普和南部诸省的经济，还阻止了西班牙从海上运送军队。荷兰的私掠船业蓬勃发展，利用了投资机会和可用资本。航海的相对安全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海上贸易上，资金短缺的共和国决定把海外的海军行动委托给股份公司，这些公司将会逐渐发展成近似于国家的商业帝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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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荷兰国家的一个明显表现，荷兰海军反映其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和一个动态变化的国际环境。在这个以市场为导向，通过经济和契约方式解决战略和组织问题的社会里，海军是在革命前的护航和渔业巡逻以及1572年的“海上乞丐”私掠船队基础上有机地发展起来的。它通过控制关键的沿海和内陆水域、输送两栖作战部队、支援围城战、封锁佛兰德斯地区的河流和妨碍西班牙贸易等方式解决战略问题，同时也在执行为商船和渔船队护航的核心任务，商业部门一直都有这样的需求。[11]护航费和许可证金的问题在1572年就解决了。对船舶、人员、资金和物资无休止的需求使荷兰海军成为现代早期欧洲最复杂的组织之一，这种经验渗透到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中，在那里，大型贸易公司运营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船队。这些任务需要大量的巡洋舰，其中有许多都是从当地商人那里雇来的，而亚洲和地中海的贸易则需要能够进行战斗的大型船只。许多从出租船只中获利的船东都参加了地方上的海军部委员会（Admiralty committee）。这支由武装商船、私掠船和特许公司组成的“老海军”击败了西班牙海军的残余部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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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控制在议会手里，由海军上将（当执政担任此职时）和5个独立的海军分部（admiralty college）负责日常管理。分部制度作为对商业精英之利益分歧的回应，经过20年的发展，于1597年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得到了认可。它一直持续到1795年，因为它使地方上的利益集团能够控制当地的税收。[13]有3个分部设在荷兰省，一个在阿姆斯特丹，一个在鹿特丹，还有一个分部是北荷兰地区共用的，驻地在霍伦（Hoorn）和恩克赫伊曾（Enkhuizen）之间轮换；其他两个分部位于米德尔堡（Middleburg）和多库姆（Dokkum），后者在1645年后迁至哈灵根（Harlingen），它们服务于西兰省和弗里斯兰省，它们的大部分工作是经济上的。掌管海军部董事会（Admiralty Board）的商业精英还参与了大型贸易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和荷兰西印度公司（Geoctroyeerde West-Indische Compagnie）的管理。因此，“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来支持自己的商业利益，对商业公司来说是利害攸关的，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享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使此类暴力的权利”[14]。管理护航费和许可证金的征收给了地方商业精英重要的政治权力，并确保了国家会保护他们的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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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着海军部的商人们用海军护卫他们的商船。在共和国跌回二流国家行列之后很久，它仍然坚持保有用于巡航的海军，这反映出了海事活动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和平时期的商业保护活动是用地方上缴纳的护航费、发放私掠及与敌人进行贸易的许可证时收取的费用以及向内陆省份征收的进口税来资助的。这些资金从来就不够用，导致4个内陆省份要求荷兰和西兰[15]（Zeeland）来填补资金缺口。在战时，议会会征收额外的税收，并在阿姆斯特丹的资本市场上举债，用这些钱来向地方上的海军部董事会提供补贴，董事会则会对各省议会进行游说以获得更多资助。[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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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地区海军部体系经常被嘲讽为效率低下，但它利用为所有海权共有的贸易和战争之间的联系，在17世纪维持了海军的成功。这些海军部委员会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是没有原因的：管理它们的人与航运和贸易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还可以利用北欧最集中的海事资源，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确保了决策的正确性。转口经济最为注重航运安全，在革命之前很久就已经在使用的护航仍然是首要办法。[17]护航的重要性高于舰队战、巡航和封锁佛兰德斯港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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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荷兰海军的“集体性和制度性”来看，它是一支防御型的海上民兵，“与陆军相比，威胁性较低，但民族性更强”。成功的海军上将会成为民族英雄，出版他们的个人传记和传记合集，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地位。[19]然而，水手和海军军官普遍支持奥兰治亲王的派系，而不是“海权派”国家权利党（States Rights Party）。很少有贵族出身的军官。米基尔·德·鲁伊特（Michiel de Ruyter）的国家权力政治倾向，以及他与约翰·德·威特的友谊损害了他与奥兰治派的海军上将科内利斯·特龙普（Cornelis Tromp）的职业关系，并在1672年威胁到了舰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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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年以前，大多数荷兰军舰都是雇来的小型商船，由少量中型战舰、巡洋舰而非主力舰来加强。海战通常是在没有战术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基本上就是以接舷战为主的一系列混战，与莫里斯亲王（Prince Maurits）为了达到良好的作战效果而强加于陆军的凝聚力和控制力相比，航海技术和精力更受海军青睐。荷兰人将会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一种新的海上作战方式，17世纪50年代，英国人把荷兰陆军的方法带到了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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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年，荷兰海军部队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当时，费利佩三世（Philip Ⅲ）改变了策略，不再以陆上的军事行动，而是以经济战来对付共和国。由国家资助的打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业和殖民地的作战失败了，这使省级海军因负债而陷入瘫痪，共和国不得不依靠非国家行动者——私掠船主和新设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在海洋上进行战争。议会通过财政激励来驾驭这些活动，并帮忙把后来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那些分散元素统一起来。1602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向他们的船只发出私掠委托，让它们去捕获葡萄牙船只，这既是为了确立荷兰在亚洲的经济主导地位，也是为了削弱哈布斯堡帝国。至少有30艘葡萄牙卡拉克帆船被俘，1604年被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尔克（Jacob van Heemskerck）俘获的一艘卡拉克帆船价值400万荷兰盾，为了给这次有问题的扣押做辩护，荷兰东印度公司还专门聘请了法律专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20]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开发基地以维持进行海洋活动的动力，但与所有此类机构一样，自古以来，海权在陆地上留下的这些脚印最后都演变成了独特的领土实体，专门从事资源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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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年，英国与西班牙缔结和约之后，英国私掠船转移到了荷兰港口里，使荷兰的私掠活动增加了一倍，这迫使西班牙开始与共和国进行和平谈判。1607年，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力支持下，范·海姆斯凯尔克领导的一支国家舰队在直布罗陀湾歼灭了一支西班牙舰队。[21]这些行动严重损害了西班牙的贸易，通过把伊比利亚卡拉克帆船关在欧洲，荷兰打开了通往亚洲之路，获得了进入地中海的通道，并为共和国关于权力和利益的叙事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海军核心，阿姆斯特丹构建的这一叙事与执政所进行的那些没有生产性、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海洋仍然是次要的：只有从陆地上才能保卫国家的独立，只有陆军才能阻止敌人的入侵。这一现实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共和国忽视了由丹麦、英国、法国和瑞典的君王们建造的那些威风凛凛的大型战舰。建造这些威慑工具的目的是维护对海洋的统治，而不是为了贸易而战，因此，对一个依靠卓越的商业智慧和私人暴力来从事海洋活动的共和国来说，这些工具几乎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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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年后的海洋经济创造了强大的服务业，引起了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城市化。阿姆斯特丹的人口从1600年的5万人增加到1650年的20万人。[22]1609年，共和国与西班牙签订的《十二年停战条约》（Twelve Years Truce）符合阿姆斯特丹的利益，使荷兰的海事企业摆脱了战时限制。1621年，执政决定恢复战争，此举令荷兰的商业暴露在佛兰德斯私掠船的威胁之下，迫使共和国增加海军活动。尽管马尔滕·特龙普（Maerten Tromp）在1639年10月21日的唐斯战役中歼灭了西班牙军队的一支护航舰队，有效地结束了这场冲突，但直到1646年法国占领敦刻尔克后，佛兰德斯的私掠船活动才有所减弱。1648年，西班牙终于承认了这个共和国，虽说几十年来，荷兰的航运对西班牙的经济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代价高昂却适得其反的战争加强了阿姆斯特丹寡头执政者们对和平的偏好。[23]尽管英国私掠船的威胁与日俱增，但1649年荷兰还是卖掉了许多战舰，以减轻财政负担。独立和和平都没能解决国家的身份问题，它们只是增加了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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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城市，一座设防的商业堡垒：丹尼尔·斯塔帕特于1662年绘制的阿姆斯特丹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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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两极分化严重的政体中，执政和奥兰治派倾向于战争、陆军和强硬的加尔文宗信仰。国家权利党或1650年后的真正自由党（True Freedom party）与他们在这三个问题上有根本性的分歧。这些对立的国家观念主导了17世纪的荷兰政治。最初，共和国的体制限制了执政的权威，但莫里斯亲王于1618年发动政变，清除了他在市议会、省议会和民间武装里的政治对手，大大提高了他个人的权力，也使王朝统治变得有可能实现了。[24]这种用暴力把政治权力与维持国家运转的经济部门分开的举动造成了冲突，在海权国家的政治结构里必须要有商人和金钱。当莫里斯于1621年决定恢复与西班牙的战争时，他对对外政策、战争和外交的控制使他和这个新兴的城邦疏离了。1625年后，他的继任者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Frederick-Hendrik）“稳步提高了他在由他主持的议会里的影响力……只有荷兰这个由阿姆斯特丹的商业贵族统治的省份，才能通过扣留金钱来约束他。执政的政策没有服务城市的海洋利益”[25]。随着与西班牙的战争接近尾声，亲王与城市之间的对抗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危机。弗雷德里克·亨利（Frederick-Henry）试图通过与法国结盟来实现王朝统治，他的这种野心反映在法国式的建筑和装饰艺术中。1641年，他企图占领安特卫普，以之作为取得王权的关键一步。在战场上受挫的弗雷德里克斯·亨利打算用马斯特里赫特来交换安特卫普，但这个提议没能在不引起阿姆斯特丹注意的情况下获得通过，因为重新开放斯海尔德河（Scheldt）将会毁掉阿姆斯特丹。弗雷德里克斯·亨利于1647年去世，这使得阿姆斯特丹的领导人能把他们的意图强加于第二年签订的《明斯特和约》（Peace of Munster）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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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西班牙的第二次战争中，航运所遭受的严重损失促使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省反对执政。它们喜欢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模式，一种与海权身份相关的模式。和平使荷兰经济发生了戏剧性的重组，来自波罗的海航运服务和国内农业的利润下降，而来自“富贵贸易”，也就是奢侈品买卖的利润上升了，它利用英国注意力的分散以及威尼斯和奥斯曼之间的战争，控制了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大部分贸易。[26]这种经济繁荣影响到了投资模式，造就了荷兰文化的“黄金时代”，并为“真正自由的”海权国家提供了资金。政治改革的机会是偶然出现的。1650年，年轻的执政威廉二世（Willem Ⅱ）通过派兵恫吓荷兰的城市，恢复了他的权威。[27]但几个月后，他突然去世了，这给了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省重塑共和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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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斗争反映了所有海权内部全都存在的，在地产与贸易、贵族与商人之间固有的紧张关系。在共和国里，阿姆斯特丹只是众多城市中居于首位者（primus inter pares），它不是一座可以与雅典、迦太基或威尼斯相媲美的霸权城市，那几座城市都支配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荷兰这个案例中，围绕身份进行的斗争使一个海权的原生城邦与对海洋不感兴趣的农业省份对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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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从未接受阿姆斯特丹以及荷兰、西兰和弗里斯兰的其他沿海城镇试图强加于它的“真正自由的”海权身份。这个身份一直是个假象，在它底下藏着的是一个以土地为中心的政体。共和国并未与大陆隔开，尽管躲在“水线”后面、相对比较安全的荷兰省可能把自己当成了伯里克利时代那个有“长墙”掩护的、近似岛屿的雅典。到1600年，随着战争的退潮，阿姆斯特丹开始寻求以和平和繁荣来取代战争和焦虑。在接下来的40年里，这座富饶的城市把自己想象成了北方的威尼斯——它也有大段的运河——一个帝国式的城邦，它在亚洲、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的商业利益应当主导着国家的政策。阿姆斯特丹的精英想要抑制执政，减少军队，建立一个免税的贸易帝国。这些目标是通过建立在旧传统、新英雄和经济实力基础上的海权身份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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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和国的灵魂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是痛苦和血腥的。随着海权的权力和财富不断增长，这个城邦越来越具有帝国属性，成了帝国不断演变的化身。建筑和装饰的目的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海权用遥远的水上胜利和帝国领土的象征来加强它们的地位，并向纳税人、选民和游客灌输海权的观念。争夺文化高地的艺术竞争反映出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这同样令人担忧。在阿姆斯特丹，建筑塑造了一个新的愿景，让人们看到了建立一个商业共和国、海军强国和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希望。打响这场文化冲突第一枪的是在阿姆斯特丹老教堂为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尔克修建的一座精致的纪念碑。海姆斯凯尔克是在1607年的直布罗陀战役中牺牲的，此战让西班牙颜面扫地，打开了通往地中海的道路，保障了亚洲的市场并促成了《十二年停战条约》的签订。他的胜利标志着共和国成了一个重要的海军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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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荷兰在陆地和海上都没有取得重大胜利，海姆斯凯尔克英勇的死亡使民众情绪激昂。[28]这座纪念碑挑战了到此时为止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陆上战役和执政的军事叙事，它比莫里斯的父亲、开国执政沉默者威廉（Willem The Silent）的任何纪念碑修建得都要早。荷兰省顾问官（Pensionary）[29]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 enbarnevelt）抓住这个机会来提倡用海军维护和平与商业的海权意识形态。[30]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阿姆斯特丹支持海军成为一支自筹经费、能促进和保护贸易的国家力量，与靠税收供养、主要由雇佣兵组成的陆军完全相反。他说服议会出资举办一场国葬并修建一座公共纪念碑。对海军上将的英雄崇拜——确立于后勒班陀时代的威尼斯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成了政党政治的宣传手段。这是自沉默者威廉的葬礼以来第一次举行国葬，它挑战了那次国葬的独特性，而修建纪念碑更是史无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