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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06 老教堂成了海姆斯凯尔克的教堂，阿姆斯特丹海军部和海员们的教堂。这座纪念碑把海姆斯凯尔克与赫拉克勒斯联系在一起，它用了一幅佛罗伦萨风格的肖像，强调了共和国的意图，还使用了拉丁文的墓志铭，称赞他“在赫拉克勒斯的海峡里……所表现出的赫拉克勒斯一般的勇气”。赫拉克勒斯之柱被画在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纹章上，而海姆斯凯尔克打破了西班牙人对赫拉克勒斯之柱的控制。这座纪念碑取代了卡尔五世皇帝的纪念碑，而纪念碑上的肖像则让人想起卢卡斯·扬松·瓦赫纳尔（Lucas Jansz Waghenaer）出版于1584年的著名海图集Der Spieghel der zeevaerdt的封面，这本书在英国叫作《水手之镜》（The Mariner’s Mirror）。[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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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08 议会还委托制作了其他一些与直布罗陀战役有关的艺术作品，其中包括由先驱性的海洋艺术家亨德里克·弗鲁姆（Hendrick Vroom）创作的一幅巨幅画作，它被赠送给了执政。这幅画像挑战了只有陆军精英才有可能留名后世的假设。1611年的阿姆斯特丹城市史利用海姆斯凯尔克的纪念碑确立了一种海权身份。[32]它以颂扬一位著名海军上将的事迹的形式，把一个帝国式城邦的商业和政治意图合法化了。这种公开的宣传引起了奥兰治派的反击，最终导致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在1619年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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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10 海姆斯凯尔克纪念碑是一系列用来表彰海军军官并激励后代的纪念碑中的第一座，它们是在宗教环境中建起的世俗纪念碑。它们装点着加尔文宗庙宇原本光秃秃的墙壁，成了为国捐躯者的记录。对这位海军英雄的崇拜也通过一段拉丁文本向国际上传递了一种信息，全欧洲的精英读者都能读懂这段文本，并通过文字和图像把它传播开来。60年后，当对海军英雄主义的崇拜结束时，位于阿姆斯特丹新教堂的米基尔·德·鲁伊特纪念碑将会成为对丧失海权身份献上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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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12 阿姆斯特丹这座欧洲最具活力的商业和工业城市，有充分的理由为控制国家而罢工。由于相对不容易受到陆上战争的波及，阿姆斯特丹商人关注的是海上贸易的利润，而不是欧洲大国入侵的风险。阿姆斯特丹发展出了一种有利于航运企业和相关产业的转口贸易模式，这促使荷兰航海者去开发经济船型和航运业务，它们将承担欧洲的大部分贸易，并反过来资助国家。在为了独立而进行的80年战争中，荷兰的税负增加了4倍，是欧洲国家里最高的。税收收入大部分来自最富裕的省份荷兰，而在荷兰省内，最富裕的城市阿姆斯特丹缴纳的税收是最多的。有58%的国家税收来自荷兰省，仅阿姆斯特丹一市就缴纳了全部国家税收的25%。其他的沿海省份，弗里斯兰和西兰，分别缴纳了12%和9%，而4个内陆省份缴纳的税收所占的比例都没有超过6%。1582年后，议会还征收了一种标准进口税，其收入直接拨给5个海军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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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14 公债的产生将资本家与国家绑在了一起，他们与商业部门的密切关系使这些部门能够认识到那些没有政治代表的人的利益。[34]地方上对税收和海军财政的控制保证了海军经费的长期走向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随机的。商业精英们小心翼翼地平衡成本和收益。股份制公司和银行为贸易和战争提供资金，同时，新的信贷机制改善了商业流通。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模式是从威尼斯学来的，就像这个新生国家的其他许多模式一样。它成了全球金融的中央结算所：较小的银行服务于小商人和工匠。[35]股份制原则也适用于开凿运河、排水工程、港口建设、置办船只和海事保险，它在商人和劳动阶级中分散了所有权、利润和风险，这些发展都发生在竞争对手被战争和占领分散了注意力的时候，它们使荷兰以惊人的速度在海上贸易中占据了大部分份额，航运业务把它的资源依赖性变成了优势。阿姆斯特丹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全球贸易体系的中心，货物和服务的运输和再分配都由海军来保障，而海军的经费则来自关税和运输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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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16 正如扬·格里特指出的，事实证明，共和国在促进经济利益方面非常有效，而且在动员陆军、海军和经济力量方面比同时代的任何专制国家都更有效率。它通过一个把地方和国家税收与贷款结合起来的复杂金融体系，扛起了无比沉重的军事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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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18 如果把人口规模考虑进去的话，可以说，17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动员战争资源方面能超过它。为了在海外进行贸易和战争而组织起来的荷兰特许公司也能够有效地抵抗各国组织的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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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20 至关重要的是，共和国可以在几十年里保持非常高的税收水平，而不会遇到重大阻力，这是因为其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就像其他海权制度一样——为支付了大部分税收的商人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权力。[36]他们通过投票确保其缴纳的税金被用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由于陆上和海上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商业蓬勃发展，这养活了更多的海军部队，扩大了商业的边界。金融稳定降低了利率，使共和国能够比信用评级低下的专制对手更有效地发动战争。有效的增税使国家可以通过定期付款来确保士兵、水手和承包商的忠诚，这个国家是由共识维持的，人们交税不是因为王家的敕令，但这种共识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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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22 在革命之前，荷兰各省自愿用相对较高的税收换取重要的安全保障，但反对在遥远的地方进行战争、实行中央集权的企图和重新导入天主教。革命把这一地区的金融中心从安特卫普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后者利用制海权战略摧毁了这座旧的中心城市，并试图重复这一过程，以应对来自伦敦与日俱增的威胁。这一模式受到了历任执政的挑战，他们倾向于建立一个“正常”的、倚重陆军力量的大陆国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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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24 执政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海军的花费仅占国防开支的四分之一，就足以在独立战争中发挥有益的辅助作用，独立战争主要是场陆军斗争，由一支以在共和国境内作战而不破坏它为目的建立的专业军队来进行。这些士兵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战术新颖，他们受到的是古典著作文本而不是其西班牙敌人的影响。按人口数量平均计算的话，这支军队的规模比法国军队要大得多，虽然它招募的新兵很多都是外国人，但是由荷兰军官和士官组成的骨干队伍确保了共和国对它的控制。[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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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26 也许是因为有过痛苦的经历，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夸耀军威和盛气凌人的诱惑。军队是必要的恶，是保卫陆地边界所必需的，而不是民族自豪感或权力的象征。并不是只有精英阶层会这样想：“黄金时代”的荷兰军事艺术强调无聊、放纵和浪费。[39]军队对自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619年和1650年，执政两次动用军队推翻了文官政府。难怪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寡头们想要推广一种海权身份，以重塑国家政策。[40]他们“真正自由的”共和国用不着昂贵的士兵，而是把他们的信仰托付给市民卫队——受人尊重且社会关系良好的民兵组织。但在紧要关头，这些符合意识形态需要的军队是派不上用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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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28 最终，共和国面临着一个典型的海权困境：无论从土地，还是人力来说，它都远不足以成为一个传统大国，但它需要一支强大的陆军来维持生存，这支军队的财政和政治成本阻碍它成为一个海权国家。当陆军被完全动员起来保卫边境时，留给海军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同时，高税收也抑制了海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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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30 1650年，执政威廉二世突然去世，此时距他把军队开到阿姆斯特丹城下威胁它还没有多久，他的离世给了议会悬置执政一职的机会。在30年前的权力斗争中，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因叛国罪被处死，现在阿姆斯特丹终于扭转了这个结果，掌握了共和国大权。共和国把执政的遗腹子撇在一边，于1651年召开了“大议会”（Great Assembly），这一议会受到共和国意图的控制，使各省恢复了它们近来丧失的权威。[41]随着权力从执政官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厅手里，共和国有意识地选择了成为一个海权，以保护阿姆斯特丹和其他海洋城镇的经济利益，用政治家和强大的海军来取代亲王和陆军。这一决定是在与英国的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推动之下做出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这场战争，把护航费和许可证金提高了三分之一，从而大大增加了5个海军部的流动资金。阿姆斯特丹在这个国家的统治地位可以从海外贸易上看出来：由它主导的波罗的海、亚洲和地中海贸易繁荣发展，而西兰在加勒比海和巴西的利益则被牺牲掉了。[42]从1653年开始，“真正自由的政权”由荷兰省的顾问官约翰·德·威特领导，这个政权基本上是控制在阿姆斯特丹手里的。1648年后，为了确保在陆地上的独立，共和国政权建立了一个联邦制/经纪业务的国家，并重新部署了模式以保障它的海上经济霸权。[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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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32 德·威特的父亲是多德雷赫特市（Dordrecht）的政务委员会委员，曾被威廉二世囚禁过，德·威特于公于私都有理由让执政之职空缺。1651年，德·威特加入了荷兰海军委员会，与海军中将马尔滕·特龙普一起，开始终生参与包括艺术和战略在内的海军事务，这确保了他把海军力量置于对外政策的中心。他的哥哥科内利斯·德·威特（Cornelis de Witt）于1652年进入鹿特丹海军部任职，并通过结婚加入了这座城市的精英阶层。[44]两兄弟都将随舰队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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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34 几个月后，好战的英吉利共和国对这个新共和国进行了考验，迫使它为控制海洋而战斗。英国宣称它对英吉利海峡——荷兰繁荣的咽喉要害——拥有主权，要求行经此处的军舰和商船向英国致敬。所谓致敬，指的是朝英国军舰降下上桅帆和舰旗，这既是英国主权的象征——这种象征有可能演变为要求过往的船只缴纳金钱，也是一种策略，听命降帆的荷兰船只很容易受到攻击。共和国拒绝了这一要求，坚持格劳秀斯提出的“自由海洋”学说，并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归根到底，这场战争是在重商主义经济学的推动下进行的。英国商人和船主希望英吉利共和国动用以他们缴纳的税金购置的强大舰队，把贸易从荷兰人手里抢过来。正如荷兰一位撰写小册子的人所说：“英国人正朝着一座金山前进，而我们却恰恰相反，朝着一座铁山前进。”[45]这将是一场海军之间的战争，不需要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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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36 战争爆发后，德·威特控制了荷兰海军委员会，他听取了特龙普所做的合理抱怨——荷兰舰队基本上是由雇来的商船组成的，战斗力不足——并对此做出了回应。这些商船不仅速度慢，跟不上专门建造的军舰，而且太脆弱，承受不了重炮的轰击，此外，这些商船上的军官也不可靠。第一次英荷战争之后，雇来的小型商船都被取代了：荷兰海军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使用的是大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船，但在第三次战争中没有。[46]1652年至1654年，荷兰对英国人用来控制英吉利海峡的战斗舰队束手无策，英格兰迫使荷兰人为他们的贸易而战，在战争中击败了他们，并封锁了阿姆斯特丹，让那里的街道野草丛生。真正自由的政权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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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38 英吉利共和国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西班牙不同的是，它与真正自由的政权分享着同一个目的——创建一个商业化的海权国家，并准备为争夺霸权而战。德·威特意识到共和国既需要一支昂贵的战斗舰队，又需要保留既有的巡洋舰队，他犹豫了，他预见到了在这个用海权身份掩盖分歧的国家里可能出现的政治问题。面对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德·威特从共和国首要的战略体系——军队和边境要塞中抽调资金，组建了一支战斗舰队。1652年10月，荷兰海军再次战败，迫使议会用战争税和贷款建造了30艘主力舰。不久之后，德·威特成为荷兰省政务委员会顾问官，1653年7月又成为大顾问官（Raads Pensionary），也就是国家元首。两年之后，他从声名显赫的阿姆斯特丹寡头比克尔家族（family of Bicker）里迎娶了妻子，1659年，他获得了带有头盔图案的盾形纹章，并把它们印在了自己的马车上。[47]德·威特和他的共和派支持者们把国家和海权联系在一起，让这些新战舰成为国家而不是各省的财产，以确保地方海军不会在战后卖掉它们。这支“新海军”将是一支常备的、专业的战斗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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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40 在第一次英荷战争中，为了生存，共和国必须打败英国舰队，并封锁伦敦以使其屈服，就像过去它封锁安特卫普一样。在新船建成之前很久，特龙普的战死已经使海军和民众士气低落，而英国短暂的封锁也使荷兰的经济濒临崩溃，并削弱了新政权的权威。经济困难在国内引发了动乱，使执政的拥护者获得了力量。要把失败的后果最小化，需要相当高明的外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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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42 失败暴露出了舰队士气低落的事实。大约一半的水手是外国人，议会给的薪水没有商业航运公司给的高，而海军部则因拖延发薪和伙食差而恶名昭彰。叛乱并不少见。[48]荷兰和英国不同，不允许使用暴力强行征募海员。[49]各级船员的纪律是一个严重的问题。[50]10年之后，德·威特向英国大使威廉姆·坦普尔爵士（William Temple）承认，在1666年的四日海战中，是战败了的英国水手“为我们的国家赢得了更多荣誉，并为我们的海员那不可战胜的勇猛增添了两场其他的胜利都比不上的光彩”。他承认如果是荷兰水手的话，从第二天起他们就不会愿意站在敌人的枪口下了，更不用说坚持到第四天。[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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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44 失败“让约翰·德·威特懂得了拥有一支强大海军的重要性”[52]。1654年之后出现的昂贵的“新海军”使用新式的炮击战术，把一支专业的军官队伍与一支由专门建造的军舰组成的常备舰队结合起来，通过战斗来确保海洋控制。[53]它将在“真正自由的”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个海权国家渴望建立一种独特的大国身份，它的关切有别于其他欧洲强国和下了台的执政对君主制和土地的关切。[54]这支新舰队要求在巡洋舰队的经费之外，大幅度增加海军的经费，尽管战斗舰队把共和国变成了一个海权大国，但事实证明，通过议会而不是资金短缺的地方海军部来为它提供经费，是会引发争端的。把国防经费从陆上转移到海上，让内陆省份大感不安，觉得自己被疏远了。[55]此外，当德·威特为了“阿姆斯特丹的利益”部署他的“新海军”以确保波罗的海的商业通道时，战斗舰队象征的大国力量和相关的海军至上主义宣传在国外引起了担忧。[56]德·威特的舰队就像伯里克利的三列桨座战船舰队一样，使用比大炮更可怕的武器，它们被打上了“自由的印记”，这是每个独裁者都理解的威胁。[57]尽管公开的经济帝国主义令阿姆斯特丹感到高兴，但法国观察家却把战斗舰队与荷兰人希望主宰世界贸易的愿望联系在一起了，在一个由君主国组成的世界里，共和国的“无礼”使各国深感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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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46 第一次英荷战争让德·威特急于避免另一场冲突，他把“新海军”的威慑效应作为维持共和国、抑制奥兰治派和保护贸易的复杂笛卡尔式计算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吃饱喝足的海权，共和国并不想打仗，但它将为国家的生存和必要的贸易而战。然而，在不太富裕的竞争对手看来，这些温和的目标就是傲慢的野心。[58]德·威特在通过昂贵的军备来寻求威慑时，漏掉了一个关键的保留意见。威慑只对理性的行动者起作用。在谈到德·威特的共和国时，查理二世（Charles Ⅱ）和路易十四都没有对逻辑或理性表现出多少兴趣：个人威信、声誉和敬意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就像英吉利共和国一样，新的共和政体也更换了国旗，用象征共和的三色旗取代了奥兰治家族的旗帜，并重新命名了战舰以反映他们的意识形态。1639年，特龙普的旗舰是用执政之妻的名字来命名的；1666年，德·鲁伊特则乘坐在名字平淡无奇的“七省”号（de Zeven Provincien）上出海，在这个名字前面适当地加上了自由、解放等代表美德的形容词和当地的地名。这些乏味的描述词可没法跟英国的“海上主权”号（Sovereign of the Seas）相提并论，在这个自吹自擂的名字前面所加的描述词是“有一百门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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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48 通过公开展示居于优势的力量，利用金钱和资源来避免战争一直是海权外交的一个关键要素。海军巡游、雅典的船坞、迦太基的大港和威尼斯的军械库所起的都是这个作用，依赖海上交流的国家需要保持海洋的自由，避免代价高昂的战争，而人口有限、边境防御薄弱的荷兰尤其不喜欢战争。它的边境防御之所以薄弱，是因为真正自由的政权通过削减被它视为浪费和政治威胁的陆军的开支，为“新海军”提供了部分经费。阿姆斯特丹商人反对为一支可能会破坏他们自由的军队买单，而内陆省份则反对用国家税收来供养战斗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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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50 1619年，执政莫里斯亲王以叛国的罪名处死了奥尔登巴内费尔特。30年后，真正自由党的领导人为了避免遭受同样的命运，合情合理地把“新海军”当成了意识形态的支柱，这根支柱建立在他们的前辈，也就是建造海姆斯凯尔克纪念碑的人所奠定的基础之上。为了证明新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德·威特在1662年完善了彼得·德·拉·柯特创作的激进主义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名为《荷兰的利益》（The Interest of Holland），它公开主张荷兰与其他省份分离，以节省保卫陆地边界的成本，正如德·拉·柯特所强调的那样，“为军队买单是一种耻辱”。共和制度是贸易、渔业和制造业的最佳保障，而强大的舰队则能确保中立和自由贸易，保卫航运并阻止战争。地中海的护航队保护着荷兰的贸易免受巴巴里海盗的侵扰，而不那么幸运的国家的舰船就只能暴露在危险中，繁荣在真正自由党想要为荷兰创造的身份中占据核心地位。理所当然，舰队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目的上都是属于共和派的。然而，德·威特知道，与英国再次发生冲突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的结果。[59]尽管奥兰治阵营竭力强调军事实力和中央集权，但真正自由党继承了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对维护各省主权的关注，这个机制确立了共和国的经济中心阿姆斯特丹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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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52 到此时为止，共和国一直是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运作的，它缺少一支可以用来争夺对海洋的控制权的战斗舰队。国防开支主要用在由执政控制的陆军上面，这是为大多数荷兰人所接受的制度。1650年的军事政变后，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省“决心再也不为加强陆军而牺牲海军的力量了，他们担心陆军可能会再次被用来胁迫他们，使他们在政治上做出屈服”。在控制了共和国之后，真正自由的政权从英国战斗舰队身上学到了让海军衰弱的潜在致命后果。正确地吸取了教训之后，共和国出资建立了一支旨在确保海洋通路的国家舰队，这大大增强了共和国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它保障海洋贸易的能力。这支战斗舰队把海军的战略角色从防御性的巡逻扩展到了为“荷兰省的经济利益”服务，还有“维护欧洲的力量平衡”，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任务。[60]德·威特认为，共和国获得了用来取得制海权的工具，这是一个海权国家实现“商业繁荣必不可少的条件”。他部署海军力量，以确保让英国和法国明白，任何战争的代价都是“高得令人望而却步的”。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海军力量能够减少对可能威胁国内自由的陆军的需求上。[61]这种优雅的计算忽视了17世纪国际关系的现实情况，也忽略了主要由奥兰治派组成的民众想要执政复权的愿望。海权身份仍然存在争议：内陆省份拒绝关注海洋，西兰觉得阿姆斯特丹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的利益比它在加勒比海的利益有更大的优先权，还有，德·威特积极地运用新组建的战斗舰队来保障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发生于1664年至1667年间的第二次英荷战争。[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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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54 环境和偶发事件使荷兰共和国的领导层得以发明出一种海权文化和身份，在这样做时，他们对当时的需要有着清楚的认识：把七省的人民——由来自南部各省、德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移民所组成的富有且不断流动的混合体——融为一个国家，同时维持经济的急剧扩张。这一进程以与过去的决裂为开端，但又把古老现实的关键要素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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