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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56 为脱离西班牙获得独立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定义了这个共和国：士兵、围城、胜利、悲剧和无尽的忍耐主导着它的身份，它将会成为一个民族（nation），但难以成为一个国家（state），在共和国里到处弥漫着《旧约》价值观和与罗马的联系。然而，在尚武的传统中，共和国内部的一个重要选区有意识地围绕海洋、商业和海军力量塑造了另一种身份。1610年，人文主义学者胡果·格劳秀斯从巴达维人反抗罗马的神话中发展出一种合适的身份，它为革命和实行寡头统治提供了法律上的正当性。[63]他的作品反映了阿姆斯特丹市和荷兰省的选择，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海权都是城邦，而主导国家政策的经济重镇阿姆斯特丹有着许多与它们相同的特点。阿姆斯特丹市议会与地方政府和慈善机构一起讨论国际关系、战争和和平等问题，它们对海权先驱有着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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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58 这座城市的运河系统是为了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新威尼斯而建造的，而受到地产和军事声望束缚的雅典贵族与介于精英和资产阶级之间、充满活力的海上商人，这两者之间的文化冲突将会伴随着许多相同的言辞和大量的暴力在阿姆斯特丹再次上演。在1600年到1672年之间，文化高地反复易手，历任执政都在努力推广罗马式的中央集权和军事力量的概念，而追求金钱和贸易的人们则以海军的荣耀、英勇的海军上将、商业和探险来进行反击。历史变成了观念相互冲突的战场：政治策略通过古典寓言来解释，并以公共设施的宏伟来表达，阿姆斯特丹人知道威尼斯人使用过这些工具。从理论上来说，阿姆斯特丹在国家中的权威不及雅典、迦太基或威尼斯，但实际上它控制着联省共和国，它主导了1645年至1648年之间的和平谈判，在确保了对国家的控制后，它利用“新海军”迫使丹麦减少了松德海峡的通行税（Sound Dues），这是对阿姆斯特丹的一项核心贸易征收的税款。阿姆斯特丹的精英管理着国家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着共和国在亚洲的帝国。[64]这些受过古典教育的人游历甚广，像他们的威尼斯同行一样从事贸易，阿姆斯特丹的显贵不仅熟知古代和现代的历史，还在印刷品中使用它们。尼古拉斯·威特森（Nicolas Witsen）在他对造船的研究中回顾了古代的文献，而P.C.霍夫特（P.C.Hooft）则向那些将要统治国家的人强调了历史的价值。还有些人出版了地图和海图集，同时，阿姆斯特丹从意大利聘来一位官方历史学家，让他向整个欧洲展示了这座城市的美德。[65]约翰·德·威特所受的人文主义教育中包括了希腊文。[66]他对第一个海权国家的英雄领袖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了如指掌，他的共和国与古代的海权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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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60 威尼斯的贵族曾为他们的城市和个人与罗马历史的联系而自豪，虽说这种联系相当不自然，而资产阶级的阿姆斯特丹人则对他们的共和尝试所具有的新颖性产生了一种年轻的骄傲，尽管陆地和海洋之间的文化斗争使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变得含混不清。阿姆斯特丹的领袖们把从塔西佗的作品中找出来的巴达维人当成祖先（据称，巴达维人热爱自由），并在他们的坟墓上添上了拉丁文的墓志铭，然而，人们又经常把大西庇阿当成参考对象。一本17世纪初的小册子主张采取他对迦太基用过的战略，在西印度群岛打败西班牙。[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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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62 这种文化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建筑、绘画和印刷来进行的。这个新共和国最近才摆脱了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的影响——这两座城市长期以来一直是该地区的文化之都——在美术方面还没有什么突出表现。这一遗漏必须迅速加以弥补，使共和国的美术作品既能传递国家的信息，又能填补革命期间加尔文宗反圣像者对宗教艺术的广泛破坏所造成的明显空白。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它建立在勃艮第—佛兰德斯时代的传统和专业技术基础上，但清除掉了该基础中的天主教意识。幸运的是，古老的文化联系经受住了这种停顿。虽然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留在了安特卫普，替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人工作，但他与新共和国保持着联系。到17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荷兰艺术市场，它得到的是中产阶级而不是精英或王室赞助人的支持，这一受众群体把海洋放在了荷兰身份的中心位置上。[68]画像成了一种常见的私人展示物品，人们常常把肖像挂在船只的图像旁边。在阿姆斯特丹兴起的海权文化把精英对公共消费的赞助——特别是海姆斯凯尔克纪念碑——和适合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画像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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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64 革命以前，佛兰德斯的艺术以描绘海洋为特色，其需求与日俱增，与航海事业的发展和海军的荣耀齐头并进。[69]与对既存的模式进行改造的荷兰艺术不同，在宗教改革的推动下，它那现实主义的海景和船舶画像是非常新颖的。宗教改革前的海洋图像都是非写实的，但在16世纪80年代中期，当共和国需要纪念海军在革命中的作用时，哈勒姆的艺术家亨德里克·科内利斯·弗鲁姆（Hendrick Cornelisz Vroom，1562/1563—1640）创作出了现实主义的海景。他早期的杰作主要以“西班牙无敌舰队”为主题，特别是他的油画以及为英国海军大臣埃芬厄姆男爵霍华德（Lord Howard of Effingham）创作的挂毯。这套挂毯的灵感来源于卡尔五世皇帝那套以突尼斯为主题的挂毯，霍华德曾在布鲁塞尔见过它们，描绘着权力、财富和荣誉的图像与这位君王很相宜。[70]霍华德的挂毯把海战与地图和海图联系起来，并采用了一种新颖的海平面视角。弗鲁姆还开创了描绘城市景观的先河，这种艺术风格是用来颂扬在联省共和国中崛起的各大城市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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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66 弗鲁姆的艺术吸引了顾客，而他的作品的价格则吸引了众多仿效者。海洋艺术成了一个公认的专门领域，一个由自我界定的艺术家组成的重要团体。“真正自由”时代的海权文化与海洋艺术之间的相关性非常明显。1650年到1675年间，阿姆斯特丹的海洋艺术家数量先是翻了一番，从10人增加到20人，然后又减少到10人。在哈勒姆和鹿特丹，海洋艺术家数量的下跌更为急剧。安特卫普仍然在向荷兰和意大利市场供货，在那里，海洋艺术品市场的崩溃被推迟到了17世纪80年代，到那个时候，这一地区海洋艺术品的总产量已经跌到17世纪60年代的最高点的四分之一以下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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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68 除了油画和挂毯这些高雅艺术之外，为了向公众做展示，一种生机勃勃的印刷文化也应运而生，这是弗鲁姆精通的另一种艺术形式。[72]1651年，真正自由政权最重视的艺术主题之一——海军的意象开始通过月报进行传播。《荷兰墨丘利》（Hollantsche Mercurius）在报道海军事件时加上了版画插图，这影响到了国家对图像的运用，养活了整整一代熟练的艺术家和雕工。单色版画为越来越多的海权意象受众提供了服务，尽管其消费者可能多半都与海洋有所联系，但在阿姆斯特丹，这一类人在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在盖尔德兰（Gelderland）这一比例就要低得多。此外，这些图像在欧洲各地传播，不管在哪里，只要有人讨论海权，它们就能激起人们的兴趣和模仿。[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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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70 议会认识到了艺术在外交上的价值，他们向外国的王公赠送了新的荷兰艺术品和从阿姆斯特丹的艺术品经销商手里买来的早期大师们的杰作。对长期沉迷佛兰德斯海洋艺术的英国宫廷来说，弗鲁姆的画是非常适合的礼物。他们的目的可以从议会于1610年把弗鲁姆创作的《直布罗陀之战》（The Battle of Gibraltar）的复制品赠送给威尔士亲王亨利（Henry,Prince of Wales）的决定中推测出来，这幅画的原作是一年之前为了献给执政而绘制的。[74]英国人理解了此举的用意：1612年，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Ⅰ）从霍华德男爵手里买下了无敌舰队的挂毯，并“把它们挂在宴会厅以接待西班牙大使。有人建议说，这样做或许可以让他在不示弱的情况下寻求与西班牙对话”[75]。在宴会厅里公然悬挂着让西班牙面目无光的胜利场景逼得西班牙大使不得不装病，以免因面对这些画像以及王室在演讲中提及这些画像而受辱。[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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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72 弗鲁姆还画下了1613年英国舰队载着英国大公主和波西米亚王子弗雷德里克驶入弗利辛恩（Flushing），以及在1623年它从西班牙返回朴次茅斯的场景。这些场面有力地体现了皇家海军的壮美。[77]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皇家收藏的熏陶，这些画在英国的观众已经变得乐于接受海权意象了。亨利八世于16世纪40年代从佛兰德斯获取了许多画像，以推广一种积极进取的海权意识形态，这些画像塑造了英国人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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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74 当独立战争于1621年重新开始时，荷兰艺术家失去了获取几种重要颜料的途径，这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较为暗淡的色调。[78]老威廉·范·德·维尔德（W illem van de Velde the Elder，1611—1693）用一种新方法取代了弗鲁姆那种华丽的着色方式，他用单色笔作画，以惊人的精确度描绘船只和战斗，其作品一半是技术性记录，一半是艺术创作。这些昂贵的单色画是由议会、地方海军部以及包括海军上将和外国政要在内的精英人士委托制作的。1639年，范·德·维尔德还创作了纪念特龙普在唐斯战役中获胜的版画。对1650年后的“真正自由”的海权国家来说，海洋艺术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武器，是国家身份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向世界展示了荷兰海军的英勇。共和国聘请范·德·维尔德为官方战争艺术家。1653年，他作为信使前往特龙普身边，然后以目击者身份用艺术和文字描绘了多次战斗。在英荷战争期间，他至少参与了6次海战。[79]这并不是偶然。范·德·维尔德与海权文化的设计师约翰·德·威特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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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76 在公共场所和私人住宅中出现的海洋画像反映了阿姆斯特丹精英阶层的经济和政治现实，他们从贸易中获利，乘船旅行，而拥挤的港口使他们对这样的景观司空见惯。[80]除了海军在浓烟滚滚的战场上获胜的画像之外，阿姆斯特丹的港口还提供了一幅海上经济蓬勃发展的图景，大量的战舰和商船聚集于此，背景则是一座伟大的商业城市。这种画像的灵感来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图像，后者是低地国家的艺术家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这些画像展示了海权的贸易和国防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及国有商船与军舰跟一个帝国式的城邦之间的联系。它们的宣传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一旦它们变为雕版印刷品，就会吸引大量的国内外观众。[81]在各地的市政厅和私人住宅里，港口和航运的画像比比皆是。1686年，执政复权已经有些年头了，阿姆斯特丹的港务局长委托小威廉·范·德·维尔德画了一幅画：《在阿姆斯特丹前面的IJ湾上》，这幅杰出的画作描绘的是著名的奥兰治派海军上将科内利斯·特龙普曾经用作旗舰的船。[82]它挂在港务局局长的办公室里，那是一个半公共空间，在那里，他们与大量的海事团体会面和交流。然而，这幅画所体现的与其说是骄傲，不如说是凄凉，就在这幅画完成的那一年，“黄金狮子”号驶入了拆船场，与德·威特的海权国家一样，成为人们的回忆。[83]也许这艘著名的旧船是用来传达一个政治信息的，那就是阿姆斯特丹支持新政权，它不再代表荷兰的海权。把这幅画当作伟大的荷兰海洋艺术的终曲是很合适的。两年之后，威廉三世对英国的入侵被证明是海权海军和它所激发的艺术发出的最后一声欢呼。1688年以后，这些画被英国人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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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78 在用海洋艺术装饰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同时，一个海权大国的首都需要宏伟的城市建筑。帕台农神庙、迦太基的大港和圣马尔谷广场树立了一个把庄严与规模、装饰和功能融为一体的标准。1648年的《明斯特和约》——一个能够促进贸易的“永久性”和约——标志着阿姆斯特丹的意图取得了胜利，这使它面临着一个挑战：如何在纪念性的建筑中表现海权。共和国的中心、帝国城市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机构，人们将通过用一种新的建筑语言重建市政厅及其周围的空间来庆祝和平和减税。新建筑要与这个获得了贸易和领土帝国的城市那大幅度扩张的商业相称，还要能抵消执政修建的宫殿所造成的影响。为了与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公爵府相抗衡，人们决定建造一个综合体，这反映了当地人对盛大壮观的沉迷以及对华丽展示的热爱，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勃艮第时代。这座建筑颂扬了许多种人文主义美德，但谦逊不在其中，这让君王们大感吃惊，他们认为这样的傲慢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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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80 市政厅通过城市建筑规划声明了帝国的权力：这是“一种最复杂的单一声明，它在空间上的拓展超越了建筑的限制，而且其效果会不断积累”[84]。这座新建筑将政治、贸易、银行业和司法融为一体，使执政的宫殿和邻近的新教堂相形见绌，它一直都让好战的奥兰治派或寻求建立一个“神圣共和国”的加尔文宗强硬派觉得碍眼。威廉二世死后，投票支持建造这座大楼的人将会让执政一职空悬，把他们的信任寄托在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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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82 当市政厅于1648年10月奠基时，诗人约斯特·范·登·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从建筑和帝国方面拿雅典和罗马与阿姆斯特丹做了一番对比，强调了后者对世界贸易的支配，然后又从城市建筑物方面拿威尼斯和安特卫普与阿姆斯特丹做了有说服力的比较，这几座城市都是强大的贸易和金钱之城。为了增强建筑的视觉效果，在它周围清理出了一个适宜的空间，有意识地把建筑、位置和装饰整合在一起，将港口前方不起眼的大坝改造成了一个新的圣马尔谷广场。[85]凯瑟琳·弗里曼特尔（Katherine Fremantle）发现，是市政厅把古典建筑引入了荷兰，可以用罗斯金解读威尼斯巴洛克风格——一种外来风格，这标志着威尼斯本土活力的丧失——的方式来理解这一决定。到此时为止，荷兰的公共建筑都是佛兰德斯传统的哥特式砖瓦建筑。[86]鲁本斯于1622年为理想的海洋共和国热那亚创作的版画在荷兰向古典形式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好友、执政秘书康斯坦丁·惠更斯（Constantijn Huygens）曾参观过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设计的宴会厅（其华丽的天花板出自鲁本斯之手）、格林尼治的皇后馆和意大利北部的帕拉弟奥式建筑，他拥有好几种语言的建筑学重要著作。荷兰的古典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惠更斯的主人、执政弗雷德里克·亨利的法国品味的影响。17世纪30年代，这两人都在海牙建造了古典式样的住宅，并对城市中心进行了改造。荷兰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城市重建运用现代性、权力和威望的语言，创造了一座适合充当一个重要国家和一个王朝首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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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84 阿姆斯特丹认识到了当代建筑中所蕴含的原生皇家信息，于是便借用了新的建筑风格，哪怕已经有了更合适的建筑模式，如罗马共和国的严肃或是雅典那基本上属于民主的庄严。相反，正如帕拉弟奥在威尼斯所做的那样，阿姆斯特丹颠覆了反宗教改革的建筑语言——巴洛克风格，其装饰方案受到了鲁本斯所学的热那亚古典主义的影响。[87]浮雕和雕像是由安特卫普的工匠完成的。尽管这座新建筑的装饰以古典图案为主，但它也包含了一些圣经符号，这凸显了神职人员与世俗政府的格格不入。通过昂贵的进口石材、艺术品和雕像表达出来的海洋主题，夸耀眼下的繁荣和未来的财富，一楼市民厅的镶嵌大理石地板上，有两幅显示阿姆斯特丹贸易范围的半球形地图，其中包括了亚伯·塔斯曼（Abel Tasman）最近发现的新荷兰。这个空间要求来访者注视阿姆斯特丹——全球贸易中的世界级强国，并提醒政务会委员们，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只有圣伯多禄大教堂、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和威尼斯总督府能在规模和宏伟程度上与之匹敌。”[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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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86 在墙壁上，尼普顿在让海浪平静下来，而法厄同（Phaeton）的坠落则向奥兰治家族送去了一个有力的警告：傲慢的野心是有风险的，这一图像被镌刻在了1650年为了庆贺执政威廉二世去世而铸造的一枚纪念章上。士兵们被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和平。然而，市政府的官员们意识到了他们的海权愿景将会受到挑战，于是在一楼挖了个大坑，专门建造了一座武器库，里面存放了1.2万支步枪。[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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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88 海权的语言和符号是通用的。市政厅的钟楼以雅典的风之塔为原型，上面有一个齿轮形的风向标，这个图形是原来的老市政厅就有的，这座赞美了贸易的新建筑是在以挪威木料制成的木桩之上——因为地基太松软，这样做能让建筑稳固——用进口的德国石材和意大利大理石建起来的。[90]在1655年为了庆祝这座建筑落成而铸造的一枚纪念章上，有伊阿宋的“阿尔戈”号把金羊毛带到阿姆斯特丹港的图案，这推翻了哈布斯堡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91]这个经过精心设计的现实主义古船图案强调了雅典在阿姆斯特丹的重生，而纪念章上镌刻的拉丁文格言“我们为了巨大的利益开拓海洋”则揭示了这座城市的核心和灵魂，还有它统治这个海权国家的雄心。这是“一种最复杂的单一声明，它在空间上的拓展超越了建筑的限制，而且其效果会不断积累……配得上它的地位及其政府的美德，这可以向整座城市以及赞叹不已的世界宣扬它的伟大”。[92]这与同时代的法国人对罗马历史的解读——通向普世君主国之路——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既深刻又具有启发性。一个世纪之后，英国人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不仅在帝国城市伦敦的中心萨默塞特宫建造了一座世俗的海权神庙，还在这座建筑里设立了海军的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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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90 市政厅的图像学受其西面的山形墙主导，在这面墙上，一位代表阿姆斯特丹的女性在城市的怀抱中接受了世界的贸易和尊敬，她的周围是象征着海洋、贸易、全球航行和财富的图像。这些图像中最重要的是由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皇帝授予的皇冠，这一图案使阿姆斯特丹成为一座“帝国城市”。四大洲在这座歌颂和平与繁荣的建筑中向成为帝国的阿姆斯特丹致敬。[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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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92 在新帝国的公共总部旁边，有一座海军仓库，它就像比雷埃夫斯的船坞、迦太基的大港和威尼斯的军械库一样奇妙而有力。如果说充满帝国色彩的市政厅体现了阿姆斯特丹的雄心，那么修建于1656年至1661年间的海军部大楼和海军弹药库，就其建筑规模而言，凸显了为这座城市的贸易提供保障的力量。修建这座巨大的砖砌建筑是为了管理第一次英荷战争后大幅扩张的“新海军”的物资储备，并控制从港口方向投过来的视线，它有意识地呼应了市政厅雄伟的正面，巩固了这座城邦的海权身份。[94]正如冯德尔观察到的，新大楼将使海军能够装备“一支又一支的舰队，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平静的方式”，“从海上向僭主们的心里灌输恐惧”。[95]他的读者知道僭主指的是英国人。其他国家的海军部没有仿效阿姆斯特丹。[96]在代表共和国的阿姆斯特丹中，这两座伟大的公共建筑是权力的工具：它们给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引起了仿效，并增强了这座城市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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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94 真正自由政权的主要威胁来自法国和英国。法国的大陆霸权帝国主义和宗教狂热威胁着共和国的生存，而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指令性经济则使法国急于控制西班牙的贸易，这威胁着荷兰的繁荣。尽管英国并无意消灭荷兰共和国——在对抗西班牙时，共和国曾是一个有用的盟友，但它所坚持的海上主权与荷兰的政策不相容，它试图把海上空间大陆化，以便在“英国”领海向荷兰的渔业征税，并要求荷兰船只降旗致敬。这一主张是根据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的《海洋封闭论》（Mare Clausum）提出的，有一支强大的战斗舰队在为它撑腰，其中包括那艘极具象征性的“海上主权”号。“海上主权”号有三层甲板，装备了威力强大的青铜大炮，它的存在令世人明白英国人的主张绝非虚言恫吓，荷兰水手戏称它为“黄金魔鬼”。英吉利共和国建立了一支战斗舰队，其舰只都是以控制海洋为目的专门建造的，英国人用它来确保海洋不受大陆那些君主制支持者的威胁，并保护英国的贸易。1652年，他们禁止荷兰船只通过英吉利海峡，这基本上是一场经济战争，迫使荷兰人为了争夺海上经济的首要地位而战。即使是在胜利的时候，英国人也没有像重商主义思想家们所想象的那样获得优势，因为荷兰海权拥有雄厚的财政储备。最终，荷兰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为生存而战，哪怕这将会使他们失去大国地位和海权时代充满活力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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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96 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时，阿姆斯特丹建议送给国王一份奢华的礼物，以确保他们的友谊。议会欣然同意，它想建立一个防御同盟并得到贸易让步。查理对议会送来的礼物表示了感谢，这些礼物包括一艘游艇、一些画像和其他艺术品，但同盟关系没能建立起来。查理的臣民不允许他接受荷兰人的条件。[97]这很让荷兰人头痛，因为1653年的海军财政结算对“新海军”来说已经不够用了。课税基础问题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法国大使已经做出了德·威特体制即将倒台的预测。为了避免可能会导致奥兰治亲王复权的贸易损失，德·威特设法提高了海军税，并重建了战斗舰队作为威慑。[98]新造的战舰没有对英国1665年的决策造成影响，它们没能阻止又一次与英国人开战，并且，新舰队在洛斯托夫特（Lowestoft）遭受了重大失败。德·威特不顾一切地想要防止内乱，阻止了15岁的奥兰治亲王访问返航的舰队。他绝不允许亲王挑战他的政权和海军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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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898 真正自由政权的海军政策服务于部分地区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主要侧重于抵抗奥兰治派从内部发起的挑战，而不是对抗英国的军舰和法律观点造成的挑战。舰队既是一种物质工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代表着国家选择了海权文化而不是大陆军事文化，这是一场在所有海权国家内部都发生过的冲突。约翰·德·威特和真正自由的海权国家能否生存下去，全都取决于他们能否连续不断地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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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00 在三次英荷战争中，荷兰人捍卫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抵御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权商业国家的挑战。英格兰强大的海军是为了捍卫这个岛国的安全而建立的，后来，它的目的逐渐被重新设定，变成了为贸易而战，几十年后，当荷兰共和国卸下了充当一个大国的重担时，这支海军给了英国人取得海权身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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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02 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了解海事，它是荷兰的经济基础。英国驻海牙大使威廉姆·坦普尔爵士是位善于观察、富有同情心的人，他认为德·威特的共和国是个独特的海权国家，人力资源过于薄弱，不可能成为一个大陆军事强国，但却异常富有，足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国。此外，他还看到了荷兰与威尼斯之间的相似之处，威尼斯是另一个依赖雇佣军和长期有限战争来从经济上拖垮对手的共和制海权国家。[100]最终，有限的人口削弱了共和国充当一个大国的能力。在1688年至1713年间爆发的战争中，它的大部分士兵和大约一半的水手都是外国人，在此前的几十年中，它一直也是这样的。[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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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0904 坦普尔用地理决定论的一个早期范例来加强他对海权的分析，他声称，缺乏土地和依赖进口迫使荷兰人出海。一旦到了海上，他们就建造了一支庞大的贸易和商业舰队，其数量相当于欧洲其他地区的总和，但在荷兰却没有足够的木材、铁和其他材料来建造船只，而且它的港口也都是危险的。在坦普尔看来，荷兰的关键优势在于它的政府体制：在专制制度或暴政统治之下，贸易会不断衰退。当然，这也是德·威特的观点，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观点表明他们两人对此进行过讨论。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对共和国的态度没这么友好，但他也清楚贸易、德·威特的国家和海军之间的协同作用。政治、贸易和战争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荷兰海军的金融基础就是证明。“为商船队护航的舰队游弋于各地，就算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尤其是在（直布罗陀）海峡，使他们的贸易安全免受许多意外事故的影响，让他们的国家在国外享有信誉，并为他们的军舰培养了水手”。虽然荷兰的财富来源是独一无二的，但英国人可能会效仿他们的方法，包括节俭的生活和再出口奢侈品。唐宁谴责复辟王朝的重商主义思想家，尤其是认为海军的胜利将把财富转移到北海对面的约克公爵（Duke of York）。荷兰霸权的终结会对许多贸易国家有利，共和国宁愿重新加入神圣罗马帝国，也不愿屈服于英国。坦普尔劝告主战派耐心等候：荷兰的势力正在消退，他们变得越来越奢侈，而且随着英国、法国、瑞典和丹麦进入欧洲以外的市场，他们的贸易也开始下滑。谷物价格的下跌减少了亚洲商品在北欧的销售和对南欧的运输贸易。大宗货物的减少影响了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地中海的贸易转到了英国人手里。坦普尔追溯了商业主导权从威尼斯转移到葡萄牙，再从安特卫普转移到阿姆斯特丹的历史。[102]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当真正自由政权被推翻时，商业和权力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了伦敦，共和国回到了陆地上的执政手里，而英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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