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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威廉打破了路易十四塑造的政治和战略平衡，废黜了自己的岳父，建立了英荷联盟以维护共和国的安全和繁荣。路易十四建立新罗马帝国和指令性经济的野心迫使英国和荷兰放下它们之间的贸易竞争和对近期战争的记忆。与皇家海军联盟使荷兰商人能够以牺牲长期利益为代价获取短期的利润。[143]正如人们常说的，贸易跟随旗帜，而旗帜在最大的舰队上飘扬。威廉统治的两个国家成了“海权们”，为了约束法国，它们在20年的时间里承担了非同寻常的军事义务。共和国的经济高峰已经过去，它不得不像沉默者威廉统治时期那样，在代价高昂的陆上持久战中掘壕自守，一直抵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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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年至1713年间发生的三场重大战争侵蚀了荷兰在真正自由党所开创的“黄金时代”借以维持海权的经济基础。在1672年至1677年的第一场战争期间，“海外贸易体系和主要城镇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次长期的衰退……来临了”。17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复兴之后，“1688年左右，伴随九年战争的爆发以及它对荷兰经济造成的许多有害后果，作为海洋和工业强国的荷兰陷入了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衰退”。1720年后，随着西班牙国内市场以及其后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丧失，相对衰退变成了绝对衰退。1688年的联盟削弱了荷兰在波罗的海的贸易：英国成了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海军力量，这使它能够以比荷兰更低的保险费率来进行商业竞争，并阻止荷兰向敌人出口波罗的海的松脂制品，这本是桩利润丰厚的生意。[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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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为维护其领土完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于1688年后沦为了海上的从属角色。它花在军队和堡垒上的开支增加了，海军成了次要的。1652年到1713年间，它的舰队“为了荷兰国家政策的利益而行动，由议会提供资金”。德·威特在“不限制资源”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可以把陆军控制在和平时期的规模上……用为联邦和领土国家的利益服务的税收来支付战斗舰队的费用；用关税和为贸易服务的税收来支付巡洋舰队的费用”[145]。威廉三世专注于恢复欧洲国家体系的平衡，他利用海军作为外交反制手段，把战斗舰队的数量增加到拥有100艘主力舰，其中包括15艘一等三层甲板巨舰。[146]添置这些军舰的费用被摊派到了西兰和弗里斯兰海军部头上，大大增加了它们的债务。威廉于1702年去世后，荷兰海军又重新回到了它的核心任务——保护商业上来。共和国的新领袖顾问官安东尼·海因叙斯（Antonie Heinsius）“从未真正把海军放在心上，把运营战斗舰队的事留给英国，并任由各地海军部重申它们的独立性”。[147]1702年后，议会把海军的力量集中在纯粹的防御任务上。[148]这样做并没有多少风险：1692年后，路易十四的战斗舰队实力骤减，同时，法国军队仍然驻扎在共和国暴露的边境上，而且法国的私掠船非常猖獗。荷兰靠信贷而不是增税参加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13年时，它背负着巨额的债务，“外交瘫痪，海军经费严重缩水”，债务负担加剧了各省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的分歧。战后的经济复苏有赖于恢复与西班牙、西属美洲和地中海的贸易。正如阿姆斯特丹市议会所强调的那样，只有把法国波旁王朝的候选人及其指令性经济方法排除在西班牙之外，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发生。没能实现这个目标让阿姆斯特丹意志消沉，共和国实力太弱，无法对《乌得勒支和约》（Peace of Utrecht）造成影响，只能接受英国和法国签订的协议。《屏障条约》（Barrier Treaty）保证了法国—比利时边境的安全，但这符合的是英国的而不是荷兰的战略利益。没有经济上的意外之财来弥补战时的开支：荷兰偿还不了战争债务。[149]《乌得勒支和约》签订后，已经没有多余的国家税收来供养战斗舰队了；“新海军”只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它变成了雅普·布鲁因（Jaap Bruijn）所说的“二流海军”，只能履行1652年以前“老海军”所履行的那些职能。它保护了荷兰的商业，确保了护航费和许可证金的收取。佩普因·布兰登（Pepijn Brandon）对“二流”一词提出了批评，他强调，这是商业精英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识地决定把资金专门用于精干高效的护航巡洋舰队，放弃了昂贵的、用来控制海洋的战斗舰队。尽管1713年后的海军依然优秀，但它规模很小，有意识地利用了英国海军的统治地位（就像现在的西方国家利用美国海军的统治地位一样）。只有在海洋国家，荷兰的商业利益与英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产生严重对立时，问题才会产生。这种对立要求荷兰拥有一支能控制海洋的战斗舰队，但建立一支这样的舰队的决定来得太晚，无法防止荷兰在1780年至1783年的第四次英荷战争中蒙受灾难性的损失。皇家海军在以其主力舰队与法国和西班牙交战的同时，用后备部队与荷兰的巡洋舰队交战，还是将它打得落花流水。正如佩普因·布兰登所表明的那样，在和平时期、国家补贴增加的情况下，地方海军部董事会削减了对不断增长的贸易量征收的关税，但在1780年后，关税大幅度上升。[150]1713年后，荷兰海军的衰弱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这个选择是由日益脱离海洋贸易第一线的商业精英们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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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袭查塔姆是荷兰海权的巅峰时刻，但它的荣耀被证明是短暂的。威廉三世让共和国回到了最初状态，一个准君主制的军事国家，拥有由阿姆斯特丹人建立的特许公司经营的强大商业和帝国资产。实际上，荷兰海权的“衰落”其实只是德·威特的海权计划失败后国家的再次大陆化而已。到1692年，海权的三叉戟被紧紧攥在了不列颠尼亚（Britannia）手里，这是一尊女神像，以在1667年深受羞辱的查理二世的一名情妇为模型。1713年以后，只剩下一支规模大大缩小的海军在护送一个陷入停滞的贸易跨越海洋了，不论在言语上还是在图画中，荷兰都已不再试图掌控海洋，更不用说采取这样的行动了。荷兰的海权文化很快就消失了，最优秀的艺术家们在1672年跟海洋艺术品市场一起搬到了英国，因为摄政阶级（Regent class）——统治着城市的只求自保的寡头们——放弃了海洋的图像学，转而追寻奶牛和农田去了。[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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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短暂地成为一个大国的海权国家荷兰并没有轰轰烈烈地倒下，当它结束时，人们因为卸下了经济上的重负而由衷地舒了一口气。这个正常化的“共和国”需要几十年的和平来重建其财政，这要从削减海陆两军的经费开始做起。[152]它成了一个衰退的实际范例。[153]而英格兰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成了一个联合王国，合并了苏格兰和爱尔兰，建立了一个能够维持更大的海权帝国的国内基地，它的帝国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中叶，而荷兰这个比它小得多的国家在1713年后就已经维持不住自己的帝国了。规模对海权国家来说一直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太大的话，它们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大陆规模的领土帝国；太小的话，它们就会一直保持海洋国家的状态，就像古代的罗得斯和中世纪的热那亚一样。这个规模的标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虽说从来不曾以近似于线性的方式变化过，这是因为同时代的陆上强国所造成的挑战，其强度也在不断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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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也追随着威尼斯的脚步陷入了受控制的衰退之中。成功的寡头政治精英放弃了把海权和大国结合在一起来维护共和国的独特模式。这个选择，就像它最初决定成为一个海权一样，是有意识的，也是理性的。约翰·德·威特建立的真正自由政权是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里进行的一项试验，它比威尼斯更大胆，后者在傲慢和毁灭之间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线。德·威特依靠威慑力和外交平衡来保护他的共和国不受两个原生霸权国家的影响，这两个国家是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大陆国家法国和查理二世统治下的海洋国家英国，这使得共和国能够充当一个大国，它在陆地上是无法取得这一地位的。他以一种极具挑衅的方式来强调荷兰的例外性，最终，事实证明这是不可持续的。而威廉三世认识到，为了生存，共和国必须加入大陆国家的体系，接受它的地理位置、规模和人口对其国力构成的固有限制。威廉的外交技巧使共和国能够继续像一个大国一样运作，但他一旦去世，人们就会发现，共和国其实不是一个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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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的现实可以从摄政阶级的经济活动中看出来，他们占据了国家的重要职位，成了食利者，切断了商人和海军防御之间的联系。1700年后，他们不再把资本投到风险很大的海上航行中，而是用来购买省级债券。海军部委员会里一个海员都没有，这迫使商人建立自己的施压集团，强调用巡洋舰来保护贸易，国家不再关心海军政策和制海权战略了。英国成了海权。[154]随着商业冲动的消退，拥有地产和食利经济成为常态。1618年，有33%的阿姆斯特丹精英阶层没有职业，10%的人拥有乡间别墅，而到1748年时，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73%和81%。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言，所有商人都想成为乡绅，充满活力的经济需要一直有新的商人家庭产生。移民使阿姆斯特丹的创业精神维持到了1680年，此后，经济放缓，社会变革也随之放缓。到1720年，公债成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投资，威尼斯的精英们从贸易转向土地，阿姆斯特丹的精英们则从贸易转向债券。在这两座城市里，曾经充满活力的商业精英都在谋求政府里的全职工作，这使他们彻底僵化了。[155]1795年，老共和国被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联邦—经纪人的国家被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所取代，这个国家归根结底还是由拿破仑统治着的。1815年后的荷兰联合王国继承了这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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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的条约结束了西班牙的地区霸权之后，联省共和国在真正自由政权之下成为一个海权。它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财经界和商界的人已经融入了政治进程，使“官僚和资本家能在一个更加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互动”。这与西班牙和法国的罗马帝国式君主制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56]荷兰建立了包容性结构，以资助为了独立而进行的陆上战争，正是这些结构使德·威特的海权国家得以出现。然而，大陆国家对其进行军事侵略的威胁依然存在，20年后，法国波旁王朝称霸的野心摧毁了这个政权及其自我标榜的海权身力，法国对其政治模式和经济繁荣深恶痛绝。它从这个君主制的世界里消失了，无人为它哀悼，在这个世界里，除了阿姆斯特丹，没有谁认为它有存在的权利，那些欣赏这个政权的人没有能力帮助它。真正自由政权的领袖们一直高估了英国对“海洋主权”的主张所构成的威胁及其对荷兰经济霸权造成的损害，却低估了路易十四对它的生存构成的威胁。德·威特试图制衡这两个君主制国家，同时减少陆军以防止奥兰治派发动政变，并出资组建一支用来维持制海权的战斗舰队。自认为“例外”的共和政权在建立起稳固的海权国家身份前很久，就在1672年垮台了。这场失败的总体情况被这样一个事实掩盖住了：它发生在欧洲强权政治的地缘战略背景下，而不是一场海战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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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海权国家是一次短暂的、失败的试验，从来没有吸引过劳动人民，即使是舰队里的水手，效忠的也是奥兰治政权。共和派利用海军的胜利来建立一种独特的、崭新的国家身份，但他们无法维持政权。共和派的宣传者越是努力维持国内的支持度，就越是让潜在的盟友感到疏远和警惕，尤其是英国。英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同盟伙伴来帮助它遏制法国这个原生霸权国家，在这一点上，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意见一致，但他们两人都失望了。阿姆斯特丹计算了与英国结盟的经济成本，却忽略了它的绝对必要性。英国的措施不会对荷兰的贸易造成多大影响，因为共和国和英国几乎没有什么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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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威特的真正自由政权时期，荷兰的大国地位反映出的是地区性的权力真空，而不是根本性的现实。当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和英国发挥出它们真正的潜力时，这个小小的共和国是无法与它们竞争的。威廉三世也承认这一点，他牺牲了荷兰的利益，建立了一个能够阻止路易十四实现“普世君主国”的联盟，但他的战争仍然让共和国血流成河。[157]他挫败了法国的野心，控制了荷兰的衰落，并顺利地把海权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了伦敦。最终，保卫共和国的成本压倒了这个国家，迫使它放弃了曾使其短暂地成为大国的海权身份。在面临是毁灭还是衰落的选择时，联省清楚地表现出了根本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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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海权国家的资金来自荷兰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它能获得这一地位得益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1648）签订后欧洲相对和平的环境。急速的繁荣和公然的炫耀引起了嫉妒，而支撑海权的代议制商业寡头政治则令君主专制国家——尤其是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震惊不已。从17世纪60年代末开始，法国的关税和工业保护政策对荷兰的市场造成了严重损害。1702年，荷兰失去了自革命前就是地区经济活动主要支柱的西班牙市场，从而破坏了它那个复杂的商业体系，这个体系依赖波罗的海的谷物与木材，荷兰的鱼，美洲的砂糖、烟草、靛蓝和毛皮，亚洲的奢侈品和南欧的市场，并得到了大量的运输贸易和不断增长的工业产出的支持。1688年至1713年间，战争的需求使荷兰的财政、货币和信贷负担过重，领导层选择了衰落而不是毁灭。他们将依靠国债、土地和荷兰东印度公司股票的收益生活。彼得·伯克向我们展示了这些人和威尼斯同行——由企业和风险造就的商人家庭——是如何演变成收取地租者和债券持有人的。[158]西蒙·沙马（Simon Schama）认为，1672年发生的那些令人震惊的事情证明了保持独特性是有可能危及国家存亡的，在那之后，阿姆斯特丹精英阶层的贵族化以及荷兰政府在国际体系中的“正常化”都是对小国局限性所做的及时让步。一旦它不再摆出一个海权大国的姿态，共和国马上就找到了盟友来帮助它维持现状、反对路易十四的称霸野心。当时的人注意到了1672年的共和国与康布雷同盟时期（1508年）的威尼斯之间的相似之处。[159]荷兰放弃大国地位的“选择”是有意识做出的，跟它在1650年决定成为一个海权时完全一样，它的逻辑很简单。1713年后，荷兰经济陷入了相对衰退，但并非绝对衰退，因为它缺乏市场和资源来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而且，没有战斗舰队，它就不能像真正自由政权时代那样控制海洋，它的人口和在欧洲的领土都没有什么变化，而敌对国家的人口和领土都在增加。这些选择了稳定和秩序的人主导着荷兰东印度公司把重心从远洋事业转向土地和农作物的过程，这并非巧合。1713年之后，荷兰的贸易陷入了停滞，它的资本流入伦敦，那里的利率更高，投资机会更大。荷兰的金钱助长了海权国家英国的发展。[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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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模仿威尼斯的尝试失败了。共和国只是短暂地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权，在那段时间里，真正自由政权渴望成为欧洲的仲裁者、世界贸易的霸主，想让它的制度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政治模式。它为最后一个海权国家留下了强有力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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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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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句话是1655年为了庆祝阿姆斯特丹的新市政厅落成而铸造的一枚纪念章背面的题词。K.K.Fremantle,The Baroque Town Hall of Amsterdam,Utrecht
:Haentjens Dekker and Gumbert,1959,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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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Sicking,Neptune and the Netherlands
:State，Economy，and War at Sea in Renaissance,L eiden
:Brill,2004;J.D.Tracy,‘Herring Wars
:The Habsburg Netherlands and the Struggle for Control of the North Sea ca.1520–1560’,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vol.24 no.2(1993),pp.249-272,at pp.25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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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racy,‘Herring Wars’,pp.26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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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彼得·德·拉·考特（Pieter de la Court）在他写于1662年的小册子《荷兰的利益》（The Interest of Holland）中对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做了呼应，提出应该用一条巨大的护城河将沿海省份与其他省份分开。他的书于1746年在伦敦出版：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court-the-true-interest-and-political-maxims-of-the republic-of-ho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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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E.Halkos,N.C.Kyriazis,‘A Naval R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the United Provinces’,in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19,(2005),pp.41-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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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racy,‘Herring Wars’,p.272.很难理解在这一页里提到的“17世纪早期荷兰的海军霸权”是什么意思。1650年以前，荷兰没有能与英国、瑞典或丹麦的主力舰相匹敌的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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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alkos,Kyriazis,‘A Naval R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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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荷兰议会在1593年至1795年间长年召开，主席由各省的高级代表轮流担任，每周轮换一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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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J.van Loo,‘For Freedom and Fortune
:The Rise of Dutch Privateeri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Dutch Revolt,1568–1609’in M.van der Hoeven,ed.,Exercise of Arms
:Warfare in the Netherlands(1568–1648),Leiden
:Brill,1998,pp.173-196 at pp.185 and 191;P.C.Allen,Philip III and the Pax Hispanica,1598–1621
:The Failure of Grand Strategy,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pp.42,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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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randon,War,Capital,and the Dutch State,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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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004
[12]“老海军”以及“新海军”和“二流海军”等术语都是由雅普·布鲁因（Ja ap Bruijn）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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