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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共和国大多是商业城邦，其中就包括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它们利用古典文本对自己的选择做了解释。汉萨和佛兰德斯的港口城市也采用了类似的政府形式，但它们对古代历史的兴趣较低。这些以自身利益和特定形式的经济活动为主导的贵族共和国容易受到更大的君主制陆上强国的攻击，后者希望对它们的贸易征税。它们也容易被那些不能从政权那里得到多少好处的人的暴动所伤害，这些人试图重新分配财富。当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帝国出现时，这些共和国的命运就如同风中残烛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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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个共和国——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英国——成为海权国家。其他共和国则因为太小，或是直接处于更大的陆上强国的威胁下而做出了另外的选择。中世纪的热那亚被群山环绕，没有一条大河将其与内陆地区连接起来，也没有足够的肥沃土地来养活它的人口，于是它出海去寻找食物和利益，并开辟了通往意大利北部和法国的陆上通路。在罗马的道路系统崩溃后，这个地点变得非常重要。虽然只是短暂地受到拜占庭的控制，但热那亚一直保持着和它的经济联系，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热那亚人通过海盗活动获得了经商用的资金，由于没有一个地区性的海权，他们建立了一个横跨地中海，一直延伸到攸克星，与西班牙、北欧和大西洋相连的贸易帝国。热那亚的人口基数只有威尼斯的一半，因为太小而不能取得海权地位。即使热那亚能够在海上击败威尼斯，它也缺乏内部稳定和收入来源来维持对海洋的控制。威尼斯完成了从海洋国家到海权的过渡，在拜占庭帝国的残躯上建起了一个岛屿帝国，而热那亚缺乏内部凝聚力和本国资源，实现不了这个过程。它为了贸易与比萨和威尼斯作斗争，夺取科西嘉岛以控制邻近海域，并向利古里亚扩张，在那里购买土地，把当地的精英并到自己国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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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那亚，“自由”意味着贸易自由以及免于纳税，征税在中央集权国家里是不可避免的。[9]这种小国家的政治意图使热那亚成了派系冲突的牺牲品，它缺乏威尼斯那种强大的中央集权机构。当圣乔治国家银行于1444年停止交易时，它继续管理着这座城市的债务、征税、给投资者分红并掌管臣服于热那亚的城市和殖民地。这个国家是由一家银行的股东来运营的。热那亚人小心翼翼地向外国统治者隐瞒了这一事实，他们经常把统治权拱手让给这些外国统治者，同时利用这家银行来把真正的权力保留在寡头集团手里。热那亚差不多是个反国家（anti-state），它依靠的是私人财富、私人海军和雇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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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尼·洛伦佐·圭多蒂（Giovanni Lorenzo Guidotti）于1766年绘制的热那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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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年至1528年间，相互敌对的派系不断争夺国家的控制权，引起了频繁、暴烈、破坏稳定的变化。只有一样东西稳定不变，那就是混乱。法国和米兰派来的行政官员总是满足不了热那亚人的经济需求，他们是群很有经济头脑的臣民，而本土的总督则屡屡被敌对派系赶下台。难怪威尼斯的秩序和稳定享誉整个意大利。[10]在1500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这两座城市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威尼斯的贸易额增长到每年75万杜卡特[11]，而热那亚的贸易额则下降到只有12.5万杜卡特了。这种衰落始于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热那亚因此失去了它的黑海帝国，而威尼斯于1474年收复了塞浦路斯。重新把贸易重心移回西地中海和北非的尝试遇上了伊比利亚、英国和法国商人的激烈竞争。这一贸易大多是在国家没有直接干预的情况下，用私人投资建造的大型卡拉克帆船来进行的。[12]缺乏政治凝聚力使热那亚的商业联系不断遭到海盗的破坏。相反，威尼斯则以外交手段和赔偿金保住了重要市场，其中就包括地中海的香料贸易，这种状况导致的后果之一是热那亚的造船业急剧衰退，从事海运及其相关工作的人口比例也大幅下降。正如史蒂芬·爱泼斯坦（Steven Epstein）所言：“威尼斯找到了维持城市和平的方法，而热那亚却没有。”[13]由于国内的贸易不景气，热那亚银行家们开始向外国事业投资，其中包括葡萄牙对亚洲的探索，他们利用热那亚在里斯本、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的重要地位来寻找新机遇。热那亚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美洲转移了这座城市的焦点，正如奥斯曼帝国重组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一样，美洲的黄金改变了热那亚的经济。伊比利亚的贸易保护主义迫使热那亚商人在他们的体系内工作，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热那亚本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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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2年，阿拉贡的费尔南多（Ferdinand of Aragon）承认了他对热那亚银行业和商业网络的依赖，就在卡斯提尔王国动员军事力量以完成收复失地运动时，他的中央集权军事国家粉碎了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地区主要的经济行动者。他利用热那亚的海军和商业力量来确保贸易联系、资源流动和贷款。这些职能中的绝大部分被交给了外国承包商，费尔南多不容许西班牙的任何准独立地区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来运作——运营海洋国家的是商人和银行家，不是土地所有者和军阀，而正是后者管理着中央集权的西班牙国家。热那亚是外国，相对较远，而且政治上很软弱，如果它成了问题，也只需断绝与它的往来即可。[15]这种关系反映出了西班牙的发展。占领塞维利亚后，卡斯提尔人想要控制直布罗陀海峡，起初，“这些海军行动中所使用的军官和人员在早期主要是意大利雇佣兵，而许多年来，塞维利亚的传统海运贸易也还是掌握在穆斯林、比萨人或热那亚人的手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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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那亚保持海洋国家身份、以基本的海洋共和国模式来管理国家的同时，威尼斯创造了一种文化，以维持恩里科·丹多洛总督表现出来的海权野心。由于热那亚仍然是一个海洋国家，所以它没有把财富用在建设富丽堂皇的城市或进行公开展示上。热那亚没有成为一个大国的野心，因此也就不需要通过艺术来展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它没有发展出一个当地的艺术流派来体现海权文化。热那亚的艺术赞助人会雇用佛兰德斯以及意大利其他地区的人来制作一些平庸的艺术品。雅各布·布克哈特强调了热那亚对高等文化那种众所周知的轻蔑态度。“热那亚的例子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表明，不安全的财富与庞大的贸易、内部的混乱与拥有遥远的殖民地是并存的。”[17]布克哈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威尼斯拥有比热那亚大得多的海洋帝国，但它仍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他没有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也没有认识到成为一个像热那亚那样的海洋国家会招致怎样的后果。热那亚精英们宁愿在狭窄的街道上为了家族的地盘而争斗不休，也不愿意通过展示文化而在政治世界里与其他国家竞争，他们没能创造出自己的形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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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佛兰德斯和荷兰艺术家中有一部分人——包括鲁本斯在内——在热那亚工作过，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为北欧的赞助人服务的。利古里亚的岩石海岸和热那亚的港口为许多荷兰海洋画作提供了一种平淡无奇的背景。[18]精英们所进行的公开展示是家族性的，并不是为了国家。共和国的圣乔治宫只有一个大房间，在壁墓中陈列着一些社会名流，一个世纪后，荷兰人也采用了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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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洋国家热那亚依靠私人的主动精神而不是国家控制来制造影响时，海权大国威尼斯却被卷入了与比它更大的陆地强国的冲突中，它本可以回避这些无法取胜的冲突。随着地中海被少数几个强大政权瓜分，威尼斯开始转向陆地，这引起了大国的警惕，而热那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被保护领。1522年，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洗劫了这座城市，“没有任何事件能比这更有力地说明外国统治和放弃自由的真正代价”[19]。热那亚在陆上大国的争斗中只是一个马前卒，它缺少金钱和人力来维持独立地位和贸易自由。它必须投靠一个阵营，并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1528年，热那亚与当时的霸主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Ⅰ）反目，因为他把萨沃纳港（Savona）建成了一个足以与热那亚竞争的经济中心，威胁到了热那亚存在的理由，此举与罗马开发提洛岛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然而，热那亚与罗得斯不同，它还有选择的余地，因为它是在一个多极国家体系中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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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出身的热那亚金融家和军事承包商安德烈亚·多里亚推翻了由法国撑腰的政府，并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卡尔五世结为同盟。多里亚在不寻求国家干预也不增税的情况下确保了热那亚的贸易自由和利润。法国的统治使热那亚商人被卡尔五世蒸蒸日上的帝国拒之门外，随着美洲黄金的涌入，这个帝国的力量正与日俱增，新同盟符合商业精英的利益。卡尔同意尊重热那亚的政制和经济利益，雇用多里亚的桨帆船队，任命多里亚来指挥他的地中海舰队，并且从热那亚银行借钱来支付舰队的费用。[20]这个约定使多里亚发了大财，并确保了他在热那亚的影响力。热那亚战舰使西班牙有能力应对法国和穆斯林的威胁，同时，热那亚在航海和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有助于新大陆的开发。多里亚通过制定新宪法来维持国内秩序，这部宪法使政治权力牢牢地掌握在仅由贵族和富商组成的寡头集团手里，剥夺了其他人的政治权利，并降低了外国势力的影响力。任期为两年的总督只是个有名无实的首脑：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由商业阶层做出的。最终，热那亚通过成为一个寡头制共和国实现了稳定，这是海洋国家典型的政治模式。多里亚以“自由”的名义——所谓自由，指的是贸易自由和尽可能少交税——重建了共和国，但他仍然留在幕后，主持着最高法院，以便维护支撑这个体制的法律。多里亚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公仆，避免担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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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里亚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金融家和海军承包商，热那亚则是它的被保护领，不是一个国家。由于土耳其人从热那亚手里夺走了希俄斯岛（1566年），它的经济重心被迫西移，但西班牙的黄金流入了热那亚，使它的银行业获利甚丰。[21]热那亚在西属美洲的贸易和金融中占有很大份额。正如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Lopez）所说的，“到费利佩二世时，这个骄傲的日不落帝国几乎成了热那亚的经济殖民地”。1638年，西班牙制定法规，把外国人排除在西属美洲之外，却独独忽略了热那亚人，三百年后，他们仍然活跃在帝国体系之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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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不同寻常的政治结构，以及安德烈亚·多里亚所指挥的舰队由他自己的船只——这是他重要的私人资本资产——组成的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战争中总是表现得犹豫不决。他用个人声望支撑起了一个缺乏实权的热那亚政权。国家是多里亚的生意，桨帆船是他的资本资产。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在公共仪式空间里赞美国家，多里亚却在一座为款待卡尔五世而建造的宫殿中颂扬自己的个人地位，并强调他对哈布斯堡帝国的贡献。多里亚以尼普顿的形象出现，他让大海风平浪静，身边有一条画有其英勇祖先的走廊，卡尔则被表现为朱庇特的形象。一个代表金羊毛的标志把皇帝和他的海军上将连接起来，多里亚在1531年获得了这枚颁发给哈布斯堡帝国精英的勋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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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里亚的决定被证明是明智和及时的。在一个大国争乱的时代，独立的海洋国家没有生存空间，与最具经济吸引力的大国缔结长期关系维持了热那亚的经济活力。迫于无奈，它接受了帝国/西班牙的保护，以换取金融联系和进入新市场的机会。热那亚不再以战争和海军力量为实行国策的工具，它制定了更为广泛的海洋政策，以保全城市的经济和完整性。[24]为了避免被外国占领，它做了一个陆上大国的被保护领和代理商。它有选择的自由，因为它是在一个多极世界中运作的。如果有普世君主国出现，热那亚会被迫采取顺从的态度，就像罗得斯一样。热那亚没有国家海军，也没有国家主义的领土野心，它不会对马德里那种以陆地为中心的世界观造成威胁。热那亚的意识形态对西班牙没有威胁，因为它是一个弱小的被保护领，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海权国家。虽然热那亚和古代罗得斯一样，拥有一支小型巡洋舰队来保护贸易和打击海盗，但真正保护这座城市，使它免于遭受存在性威胁的是诸多大国从它身上感受到的共同利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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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的经济重心从海上贸易转向了银行业和金融服务。[26]虽说共和国没有钱，但热那亚却很富有，能够轻松地资助港口工程、城市防御甚至是战争。热那亚精英刻意决定在没有国家海军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他们利用其他手段来发挥国际影响。17世纪初，它与西班牙的联盟开始动摇，当时，西班牙王室暂停支付贷款利息，而且马德里还驳回了热那亚对海上主权的要求。只把热那亚共和国当作雇佣兵的承包商意味着西班牙帝国不再关心高效的船只和长期贷款。与此同时，更加廉价、高效的荷兰和英国航运及护航船队迅速取代了意大利船只的地位。[27]这些变化加速了热那亚从航运业向银行业的转变，尽管它保留了少量国有船只在西班牙和热那亚之间运送钱币，再经陆路运往佛兰德斯。热那亚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转口港，用优惠的关税制度把贸易吸引到这个港口来，从而取代了本地的航运。这座城市在没有海军或商业航运的情况下取得了国际影响力。很快，它的港口里就挤满了荷兰船只，而英国人则利用了位于里窝那（Livorno）附近的另一个自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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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班牙的衰落，热那亚的地位也开始动摇。银行家们纷纷把资金撤出西班牙，1635年，议会拒绝与西班牙缔结同盟。就在威尼斯衰落为一个海洋国家的同时，热那亚通过完全放弃海洋而幸存下来。它太小太脆弱，做不出其他选择。由于没有共同的敌人——一个比商业竞争更为紧要的普世君主国，热那亚于1653年提出的共和国结盟计划失败了。英国和荷兰的战舰就在里窝那门口为了贸易大打出手，而让热那亚人为控制海洋而战也是难以想象的。热那亚没有足够的收入和资源来跟不断崛起的民族国家竞争，它只好逐步发展为一个自由港，以摆脱日益衰落的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寄希望于更广泛的经济体系能够保护自己不被大国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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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衰落使热那亚暴露在波旁王朝的力量之下，法国的军队、舰队和法国想要建立一个普世君主国的野心令大大小小的海洋共和国无处容身。它们的存在就冒犯了路易十四的尊严。如果热那亚想继续进行贸易和银行业务，它就必须承认自己的弱小。1684年，由于热那亚把它的几艘桨帆船卖给了西班牙，法国与它起了争执，法国舰队炮轰了这座城市。路易十四逼迫热那亚总督前往凡尔赛，就这座城市竟敢无礼得像一个独立国家一样行事而公开道歉。热那亚马上把它残余的一点海军处理掉了。[28]路易把总督受辱的场面制成挂毯，并把它送往罗马，以提醒教宗，天主教的欧洲大权在握者究竟是谁。当法国大使公开庆祝一位王子的诞生时，威尼斯共和国也收到了类似的饱含敌意的信息。[29]路易的高压手段反映出了他对共和国发自内心的仇恨和对海权的深刻厌恶。意大利的各个海洋国家都被警告不得阻挡法国霸业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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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热那亚蒙受了屈辱，但它还是保持了独立的地位，因为法国和罗马不一样，它没有掌握海洋霸权。“英国、荷兰和西班牙舰队在地中海的活跃”限制了路易的势力，“共和国的力量并不在于它那支小小的桨帆船舰队——它可以轻易地同意解除其武装——而在于它的港口所能产生的利益”。[30]路易将会被“海权们”击败，再加上热那亚明显的“不设防”策略，这些因素保证了它的中立还能再延续一个世纪。法兰西共和国作为普世君主国罗马共和国真正的继承者，直接把热那亚并入了一个大陆超级大国。热那亚没能在1815年恢复它的独立地位，因为此时各共和国都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上，而且英国急于从法国手里夺走一个有用的海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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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热那亚的经历强调了海洋国家的局限性，但它的生存时间和威尼斯海权国家一样长。这些寡头共和国激发了欧洲各地政治思想家的灵感——尤其是荷兰人，同时还对北欧海权国家的形成造成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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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会把葡萄牙当成一个海权，这种看法把拥有一个全球性的海洋帝国与取得海权这种文化身份弄混了。葡萄牙就像它那个更大的伊比利亚邻国西班牙一样，一直是个非常大陆化的国家，它缺乏包容性的政治、经济活力和对海洋的关注，无法构建海权身份。伊比利亚国家所占有的海洋帝国由王室独裁者来统治，他们重视宗教信仰胜于商业成功，强调大陆扩张高于海洋控制，并强制推行垄断性经济模式，破坏了人们的主动性和进取心。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君主们强迫所有经济行动者在一个以大陆事务为主导的体系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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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动力来自宗教狂热，这种狂热与重新征服北非有关，粮食不足和现金短缺也在鼓励它对外扩张。葡萄牙帝国的建立始于1415年它对休达（Ceuta）的占领，这是一座至今仍然掌握在伊比利亚人手里的摩洛哥城市。“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the Navigator’）大力推动沿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以寻找砂糖、奴隶和黄金的活动，他为休达以及其他沿海飞地的扩张提供了资助。[31]当葡萄牙获得了亚洲香料贸易的控制权后，它那中央集权的指令性经济无情地利用这个机会充实了王室金库，使王室有钱在国内和北非实行各种事业。王室的垄断使香料的价格居高不下，交易量也没有增加，并把私营企业排除在香料贸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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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的控制扼杀了人们的主动性，减缓了决策的速度，并且用强大的宗教意图使帝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摧毁了新生的海权文化。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这是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但宗教偏见——葡萄牙人赶走了穆斯林商人——和王室的垄断很快就使这个港口变得毫无用处。[32]葡萄牙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领土野心和宗教意图，利用海外贸易收益来资助他们在北非发动的十字军战争。宗教意图导致他们把对帝国及其殖民地上稀少的人口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教会。这种可以追溯到1319年的王室/宗教伙伴关系没有给商人留下任何空间，而传教工作和商业贸易的格格不入影响了葡萄牙与穆斯林的贸易。[33]亨利王子通过基督骑士团（Order of Christ）来资助那些具有开拓性的远航，他是该骑士团的司库。葡萄牙帝国主义事业的终极标志是无处不在的红色十字架，在贝伦塔的墙壁和葡萄牙卡拉克帆船的船帆上，最显眼的就是它们。红色十字架是基督骑士团的徽章，这个骑士团是个具有强烈陆地意图的十字军组织，他们的意图在摩洛哥造成了血腥的结局。由于缺乏其他资金来源，葡萄牙的海上贸易被各宗教修会控制了。耶稣会士通过私人贸易来维持他们的海外前哨站，这些贸易，连同他们从王室手里获得的特权，必然会使普通商人处于不利地位。王室与教会的伙伴关系使葡萄牙发展不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来利用国家对海洋的探索和开发。国王把葡萄牙商人排除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之外，而神职人员则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对商人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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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政治上有权势的商人，葡萄牙要依靠热那亚的银行家、商人和航运来为它的海外贸易出资并把进口商品从里斯本运到安特卫普，安特卫普的市场也处在热那亚银行的把持之下。[34]葡萄牙在亚洲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终结于真正的海权国家荷兰之手，这绝非巧合，一个由相对包容的政治和开放的经济所塑造的共和国必须维持海洋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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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亨利王子到唐·塞巴斯蒂昂（Dom Sebastian），葡萄牙国王和王子们的精神世界总是被骑士对战场荣耀的追求所主宰。阿维什王朝痴迷于荣誉、反异教徒的十字军以及葡萄牙势力的扩张。国王若昂二世（John Ⅱ）大力推动海上扩张，因为他认识到此举能够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当他于1496年去世之后，“幸运儿”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the fortunate’）把海外贸易的收入用于在国内提升自己的声望上，想以此来提高他在欧洲的地位。曼努埃尔“梦想成为所有基督徒的国王”，因此，他迎娶了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尔的长女。这样，他们两人的儿子将继承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王国，实现阿维什王朝的野心。[35]但他的梦想随着妻儿的去世而破灭，之后，曼努埃尔利用亚洲的财富在国内推行中央集权，提升王室权力，并攻击摩洛哥。为了讨好西班牙，他驱逐了犹太人。许多犹太人移居到低地国家，这显示出了原生海权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根本性的文化差异。曼努埃尔牺牲了海洋资本、航海科学、企业和活力的一个重要来源，集中精力去追求大陆性目标，这使得葡萄牙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专注于海外贸易和海洋帝国的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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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财富创造了一种为了提高威望而修建的建筑：位于贝伦（Belem）的塔和修道院，还有位于辛特拉（Sintra）的宫殿。“曼努埃尔式”风格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索具和浑天仪，它们象征着葡萄牙对海洋的掌控。虽然曼努埃尔在贝伦修建的壮观塔楼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葡萄牙海洋活动的代表，但它其实是座到处装饰着十字架的基督教堡垒，保护着里斯本不受穆斯林袭击，塔古斯河对岸的一座神圣堡垒与它互为犄角。曼努埃尔式建筑的主要标志仍然是十字架，这象征着王室与教会专制主义的紧密合作。葡萄牙歌颂海权，却无法理解它。曼努埃尔的政权是宗教性的、专制主义的、大陆式的。[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