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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核心，正如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t）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身上观察到的，是一种充斥着“十字军理想”的文化，“由于收复失地运动和征服美洲的影响，这种文化习惯追求荣耀和战利品，而且还受到教会和贵族的支配，这使那些最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想得以延续”。[37]查尔斯·博克瑟（Charles Boxer）在商业航运的历史中找到了更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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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葡萄牙帝国确实是个海运帝国，但它的母国并不总是有足够的水手和船只来应付自己的殖民贸易，有时候，部分商品是用外国（主要是英国）船只来运输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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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葡萄牙跨越重洋在亚洲和美洲建立了帝国，但它仍然保留着贵族式的陆地文化，在这种文化里，流血和土地远比不体面的航海贸易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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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葡萄牙充当了旧知识和新观念的载体，而这些知识和观念又塑造了最后的两个海权国家，所以，它与海权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葡萄牙航海家精通希腊、犹太和阿拉伯的航海科学，把地中海和大西洋世界连接了起来，塑造了15世纪末欧洲的全球视野。[39]葡萄牙在建造远洋帆船方面是先驱者，为了与亚洲进行贸易，它建造了许多大型船只，但到16世纪末，它的设计和生产能力已经落后于与它竞争的那些强国了。葡萄牙无法建造很多船只，它的商业损失很大，对造船业和贸易的投资濒临枯竭。1555年，葡萄牙还出版了它在海战方面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多明我会修士费尔南多·奥利维拉（Fernando Oliviera）写的《新海上作战技术》（New Art of War at Sea）。尽管奥利维拉有航海经历，还拜访过亨利八世的宫廷，但他的作品深受天主教会正统观念的缔造者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影响，认为大海是一个“放荡”或令人腐败的处所，即便能够通过它来传播神的话语也是如此。[40]就像他在王室和教会的主子们一样，奥利维拉认为令异教徒皈依才是航海探险的主要目标。他的书只有一本留存下来了，这表明他的著作印刷量很小。[41]难怪殖民主义的战利品越来越多地落入更为世俗的国家手中。奥利维拉访问伦敦的那段时间可能开启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将在都铎王朝末年戏剧性的海洋转向中获得蓬勃发展，在这一转向中，英国人利用了葡萄牙的海员、著作、海图和经验。这些资源中有许多是在1580年以后，通过“觊觎王位者”唐·安东尼奥（Dom Antonio）的流亡宫廷获得的。英国人从葡萄牙航海家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并且通过劫掠葡萄牙的卡拉克帆船获得了航海和商业方面的情报，之后又仔细地掩盖了葡萄牙知识输入的痕迹。奥利维拉与跟葡萄牙海员有过密切合作的沃尔特·雷利爵士（Walter Raleigh）在方法上有着深刻的不同，这一点颇具启发性。葡萄牙修士害怕令人腐败的大海，而雄心勃勃的英国人却预见到了国家依靠海洋获得繁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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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利开始写作的时候，葡萄牙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578年，国王塞巴斯蒂昂用亚洲贸易的收益征召军队，入侵了摩洛哥，这是一场陆地/意识形态性质的十字军战争，最后招致了灾难性的结果。塞巴斯蒂昂和许多葡萄牙贵族在阿尔卡塞尔—吉比尔（Alcacer-el-Kebir）战役中被摩洛哥军队杀死，摩洛哥军队同样也是靠信仰团结起来的。1580年，由于在人力、金钱和声望上蒙受了巨大损失，葡萄牙被费利佩二世的哈布斯堡世界帝国吞并了。一旦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葡萄牙帝国马上遭到了荷兰人的攻击。[42]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从美洲和亚洲榨取财富，以供其在欧洲进行战争。来自荷兰共和国和英国的武装商人富有活力，他们对伊比利亚人发起了挑战，伊比利亚人因而放弃了海洋，退回陆上固守其领土和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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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亚洲帝国被荷兰东印度公司这家股份公司打垮了，这凸显出了葡萄牙的软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金来源一是抢劫葡萄牙船，二是阿姆斯特丹的股市，它得到了寡头制共和政府和前葡萄牙犹太人共同体的支持，正是这些犹太人把葡萄牙的专业知识传播开来。尽管遭受了这样的损失，葡萄牙文化仍然将领土控制和宗教问题置于海洋贸易之上。因为缺少资金、木材和熟练技工，它的造船业陷于停滞。由于船只和水手的供应有限，葡萄牙被迫放弃了通往北欧和地中海的重要贸易航线，把力量集中在亚洲、非洲和巴西的垄断市场上，即便在这些地区，大部分航运业务也是由外国人承包的。葡萄牙的独立战争进一步从海上抽走了本来就稀缺的资金和人力，使得葡萄牙的商业航运奄奄一息。这门生意落到了正同时与伊比利亚双雄交战的荷兰人手里，他们既抢劫葡萄牙货物，也受雇运输葡萄牙货物，巧妙地以这样的方式来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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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统治葡萄牙的时期从1580年持续到1640年，在这一时期，葡萄牙重视的是通过殖民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占领土地和获取资源，同时通过王室垄断来限制和控制贸易。卡斯提尔人对航海的蔑视，以及对十字军荣耀和绅士行为的痴迷，使葡萄牙人的态度变得更为僵化。1640年重新独立之后，葡萄牙急需获得保护，以免遭到西班牙和荷兰的攻击。英国通过王室联姻与它缔结了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向它提供了安全保障。在英国的调停之下，西班牙及荷兰共和国与葡萄牙实现了和平，作为回报，英国获得了丹吉尔、孟买和进入葡萄牙市场的机会。[43]葡萄牙把海洋经济的实际控制权交给了英国，它最终成了一个海权帝国的一部分。里斯本被英国人当作了海军基地，英国军舰在这座城市里成了常见的风景，它从海上保卫着英国不断扩张的海洋帝国的侧翼。英国海军的物资和装备被存放在曼努埃尔国王在贝伦修建的大修道院的地下室里，那里还有一个空壁龛，静静地等候着塞巴斯蒂昂国王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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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年后，巴西的糖、烟草和黄金令帝国复兴了，王室垄断了这些商品的交易。1690年后，巴西的黄金在葡萄牙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大部分黄金流向了英国，用于购买葡萄牙无法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并换取英国保护葡萄牙的欧洲部分及其帝国。葡萄牙没能建立起充足的海军力量或商业航运来满足其帝国需求，而它的繁荣却依赖于这个帝国。它的商业是靠外国人来进行的，而“在葡萄牙，参加海军不会给人增添任何声望”[44]。有了英国的制海权做后盾，即使其亚洲帝国在荷兰和英国的压力之下崩溃了，葡萄牙也得以继续剥削其殖民地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到1740年，果阿成了昔日它在印度贸易中所占地位的最后一抹回忆。1700年之后，葡萄牙帝国的重心转移到了巴西——它在陆地上的权力基础，以及西非的奴隶贸易站，这些贸易站为巴西的种植园经济提供了劳动力。葡萄牙把它开发殖民地的大部分努力放在了巴西，直到19世纪20年代巴西的独立使帝国本身变得无足轻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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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年以后，耶稣会对葡萄牙帝国造成了重大影响，他们在王室的支持下，以贸易来资助他们的宗教工作。[45]蓬巴尔侯爵（Marquis Pombal）在18世纪60年代赶走了他们，严重削弱了这个缺乏世俗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帝国。效率低下的王室贸易垄断失败了，这个垂死帝国最主要的经济出口变成了走私和非法贸易。利润不可避免地流向了英国，而不是葡萄牙。最后，连作为殖民地的巴西都在经济上超过了作为母国的葡萄牙。1792年，英国皇家特使和行政官员马戛尔尼伯爵（Lord Macartney）断定，葡萄牙只有把首都迁往里约热内卢才有未来。对充满活力的殖民地而言，葡萄牙反而成了一个弱小的附属物。当时马戛尔尼正在出使中国的路上，想要打开那里的市场，他预测，严厉的“商业法规和限制”将迫使巴西人起来革命。这些垄断工具是为葡萄牙的大陆议程服务的。咄咄逼人的英国贸易和拿破仑战争加速了葡萄牙帝国的解体，而葡萄牙人缺乏维持这个帝国所必需的思维模式和人力。[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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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帝国的衰落仅仅强调了一个事实，即葡萄牙从未将海洋置于国家政策或国家身份的中心。19世纪末，海洋终于在葡萄牙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作为重新编写的历史的一部分，英勇的航海家和殖民统治者被添加了进去。当萨拉查（Salazar）在曼努埃尔国王的贝伦塔旁修起一座法西斯纪念碑时，海洋地位的上升达到了高潮，这座建筑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下至1580年，葡萄牙一直在利用从帝国中获取的利益来资助它在欧洲和北非实施的陆上行动，这反映出一种极为保守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土地和农业比贸易更有声望：就连经营奴隶种植园都比航海更“绅士”。只有与一个海权大国结成不平等的联盟，才能确保葡萄牙帝国的安全，这个大国可以保护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及其欧洲边境。作为回报，英国从葡萄牙手里获得了商业特权，以及葡萄牙无力捍卫的丹吉尔和孟买这两个重要的海上枢纽。葡萄牙海外帝国的特征将由农民出身的殖民者来塑造，他们乐于抛弃伊比利亚那僵化的社会秩序，来换取南美的开放空间。与四海为家的商人不同，他们定居下来，融入地方并发展出了一种本土的、大陆性的身份，使葡萄牙能够在失去海洋控制的情况下保住巴西。[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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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从来就不是一个海洋国家，更别说是一个海权了。它一直实行中央集权的指令性经济，为独裁君主和专制的普世教会服务。贸易的收益被用来巩固王室的专制统治和提升作为国家臂膀的教会的权力。它全然无意与商人阶级分享政治权力，在这个阶级里有许多外国人，这确保了葡萄牙首要的军事力量仍然是陆军，它保卫着与西班牙的陆地边界，并在北非征战。贵族式、陆地性的关注比参与海洋事务更重要。尽管葡萄牙保住了它的农业殖民地，但大部分贸易转口港落入了那些真正的海权手里，正是它们控制着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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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政治上，伊比利亚人都缺乏能力来利用海外扩张所创造的机会，他们仍然热衷于王室垄断、传教工作和大陆性的法律控制，这些做法封闭了海洋，限制了他们的海洋帝国的发展，他们的航运业和银行业被佛兰德斯、荷兰和热那亚的承包商掌控了。就像圣奥古斯丁一样，他们也认为海洋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需要跨越它来从矿业和农业中获取利益。他们的亚洲和美洲帝国是他们渴望的欧洲和北非领土的替代品。总而言之，伊比利亚海洋帝国的核心是土地，而不是贸易，是信仰，而不是商业。这两个国家在本质上都是大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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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们常常把海洋国家以及海洋帝国与海权混为一谈，但它们的基本现实是完全不同的。除了迦太基、威尼斯和昙花一现的荷兰共和国，大多数海洋国家并不渴望成为海权大国。相反，在多极的政治体系中，它们藏身于大陆大国的夹缝中成功地运转着。它们太小、太聪明或太四分五裂，因而无法成为大国，只能一直受海洋的支配——海洋是它们在经济上的存在理由，也是它们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的来源。与海权国家一样，它们也尝尽了普世君主国的苦头，但它们没有海权国家那种抵抗普世君主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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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是海洋国家还是海洋帝国，都没有构建起海权身份：它们对海洋所做的文化反应体现了地理位置、信仰和陆地文化的古老现实。虽然如今海外帝国——例如，葡萄牙曾经拥有过的那个——已经不复存在，但海洋国家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当代海洋国家共同维护着使海权变得伟大的愿景——在经济、政治和知识上不断取得进步的意图。如果没有海洋国家，世界会变得更加灰暗，会丧失维持创造力的文化多样性和交流。路易十四痛恨它们，拿破仑消灭了它们，但我们应该庆幸它们仍然存在着。海洋国家身份仍然很活跃，尤其是在关于欧洲的性质和未来的辩论中。海洋国家拒斥集权化的、大陆式的限制性经济、政治模式，因为这些模式与它们的核心价值观相互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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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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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M.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该书的论述被学界普遍接受，除非另有说明，本章均遵循该书的说法，见该书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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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pp.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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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aish,Seamarks,pp.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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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olybius 30.5.6-8,转引自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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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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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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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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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irk,Genoa and the Sea,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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