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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1700138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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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第八章英国：最后的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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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AND:THE LAST SEA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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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的海权：1688年威廉三世在托贝（Torbay）登陆，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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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大帝想对俄罗斯文化进行激进的重新定位，把海洋纳入其中，他的失败凸显出了一个现实：海权国家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成的。英格兰/不列颠海权国家的建立花费了200多年的时间。[1]15世纪30年代时，英格兰人已经开始争论是否要把百年战争时期对大陆领土的野心转换为一种海权模式，虽说做这样的争论为时尚早。[2]这个时候英格兰的商务范围还很有限，而且地处海岛之上也没有给它带来任何战略利益。中世纪的舰船无法控制北方的海洋，而缺乏可以击沉敌船的武器使他们几乎没有阻止入侵的能力。事实证明，地中海的桨帆船不适合在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英吉利海峡航行，而笨重的帆船又缺乏火力。除非它的海军能够确保这座岛的安全并控制贸易，否则海权身份对它而言既不现实也没有用。此外，英格兰国王并不想与那些可能会帮助他们维持一支强大舰队的商人分享权力。尽管有这些障碍的存在，勃艮第—佛兰德斯的海洋文化还是对英格兰的政策造成了影响。国王爱德华四世（Edward Ⅳ）对佛兰德斯的海洋艺术印象深刻，但他动荡不安的生涯清楚地表明，当时的英格兰海军无力保卫不列颠群岛。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英格兰人都在陆地上为了争夺土地而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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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装载对舰用大炮的三桅横帆船以及采用平铺法制造的大型卡拉克帆船开发出来以后，海权终于成了一个选择。这些军舰改变了战略背景，在爱德华死后成为他女婿的亨利七世（Henry Ⅶ）建造了两艘这样的船——“摄政”号（Regent）和“君主”号（Sovereign），还在可供入侵者利用的锚地附近修建炮台来控制这些地点，设下重重防御，以防再有人像他自己那样入侵英格兰[3]。这些措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它们改变不了由信仰、土地和王权铸就的文化。此外，英格兰并非不列颠唯一的王国。即使控制了海洋也阻挡不了苏格兰人在16世纪和18世纪发动的入侵。在西边，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英格兰的控制之外，这对敌对势力来说是绝好的机会。亨利七世为寻找欧洲以外的贸易做了第一次小小的努力。亨利八世试图重振中世纪时英格兰对欧洲的野心，但他的顾问枢机主教沃尔西（Cardinal Wolsey）和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认识到，以神圣罗马帝国的规模和力量，再加上刚刚获得了布列塔尼的法兰西民族国家，英格兰王国根本无法生产与它们争雄所必需的资源。与此同时，人文主义转向和活字印刷术使英格兰人获得了海权先驱们的知识和文化财富。希腊著作是一个关键的载体，而佛兰德斯海洋艺术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权力语言。敏锐的英格兰人意识到，地处海岛之上给了他们选择的机会，大陆国家是没有这种机会的。如果英格兰能够依靠海洋来抵御欧洲的威胁，它就可以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遥远的陆地上。安全与经济紧密相连。安特卫普主导着英格兰的羊毛和布料出口，哈布斯堡王朝对它的控制深刻地影响了莫尔的《乌托邦》（Utopia），这本书大肆鼓吹岛国、希腊语和三桅帆船的文化优越性。[4]尽管莫尔对普世罗马教会的坚定信仰使《乌托邦》带有折中的倾向，但事实证明，它是有预见性和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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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亨利八世把英格兰移出欧洲体系时，他奠定了一个海权国家的基础。他宣布他的王国是一个完全由自己做主的帝国，不受任何更高的世俗权威的支配，在他的王冠之上又加上了一重皇冠。随后，他与泛欧洲教会的精神权威决裂，成了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从此，英格兰教会虽然还是天主教的，但不再受罗马管辖。目前还不清楚亨利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了他的做法与威尼斯的做法之间的联系。为了保护他新缔造的国家免遭外国入侵，亨利创建了一支常备的皇家海军。这支海军由装备着重炮的优质军舰组成，为首的是“天佑亨利”号（Henry Grace à Dieu），它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艘标志性战舰。此外，他还在沿海地区修建了要塞，并创造了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以青铜火炮把舰船、要塞和皇家权威联系在了一起。亨利精心设计了一条通往伦敦的凯旋之路，以此来进一步展示他的海军，这条路线在1522年首次被使用，目的是给来访的卡尔五世留下深刻印象。游行队伍从蒂尔伯里和格雷夫森德的两座要塞出发，经过伍尔维奇和德特福德的皇家造船厂、格林尼治宫和伦敦塔，最后抵达白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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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时期，海权的资金来自被解散的修道院，解散修道院之举充实了皇家金库，还为国防计划提供了木材、石料和青铜。帮助海权实现的是律师和商人，他们成了新体系的关键利益相关者，构成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如果这个国家回归昔日的信仰，找回与欧洲的旧联系，那么他们将会失去自己的一切。1545年至1546年，亨利的舰队挫败了法国的入侵企图，并打破了地中海桨帆船强大无匹的神话，控制了英吉利海峡。既然制海权战略能够确保英格兰不受较大国家的威胁，那么孤悬海外就成了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亨利用来把他的王国重新定义为一个海权帝国的语言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海权在伊丽莎白时代语言的演变过程中造成了深刻影响。莎士比亚不仅把亨利八世关于英格兰是一个完全由自己做主的帝国的说法重新搬了出来，还和他的同侪一起塑造了一种海权的屈折语，里面到处都有涉及海洋的地方，其范围远远超出了从权力和荣耀到沉船和天文导航法这些明显的海洋观念。[6]水手对都铎王朝晚期文化的显著影响所反映的是当时人们对无敌舰队的担忧，对黄金的期望——它诱使雷利前往圭亚那，以及认为国家的未来在海上的预感——它给了莎士比亚创作《暴风雨》（The Tempest）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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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卡尔五世把西班牙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合并时，英格兰所面临的威胁的性质就很清楚了。在卡尔统治期间，西班牙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个帝国身份——新罗马，这一信息可以为它征服美洲、建立帝国提供正当性，还可以通过信仰和权力来把卡尔那些差异巨大的领土统一起来。[7]大卫·卢弗（David Lupher）指出，卡尔的退位切断了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直接联系，在这之后，它的帝国身份被削弱了，但这个身份仍然是西班牙帝国主义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它强调陆地军事力量，淡化海洋的关键作用。在卡尔五世的统治下，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认为，作为现代罗马帝国，它命中注定要统治地中海，消灭帝国的竞争对手。这种意识形态影响到了对突尼斯的征服、歌颂权力的艺术和入侵英格兰的计划。和其他许多大陆帝国一样，西班牙把伟大与无休止的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就像古代世界里那些古老帝国一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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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努力在1535年取得了相应的罗马式成效，在这一年，卡尔五世发动了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从穆斯林手中夺取了北非海盗的根据地突尼斯。皇帝从全欧洲调集的部队拥有超过350艘船和一支庞大的野战军，比他儿子50年后派出的那支舰队更加强大：它的规模足以征服英格兰。卡尔不仅自然而然地以罗马模式来看待他的事业，把自己当成是当代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还对突尼斯离迦太基废墟如此之近感慨万分。他这场战役是“古罗马记忆和荣耀的化身”。[9]卡尔用古迦太基的画像来装饰格拉纳达的皇宫，十年之后，他还定制了一套由12张挂毯组成的挂毯画，以之纪念这场远征给王朝增添的荣誉，这套挂毯是由随军艺术家在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帮助下设计的。[10]这些歌颂荣耀的画像建立了一种流传后世的经典海外征服模式，它们变成了哈布斯堡帝国的图腾，起初被拿到布鲁塞尔，后来又被放在马德里的阿尔卡扎，向人们展示。第二套挂毯属于卡尔的妹妹葡萄牙太后，她把这套挂毯留给了她的儿子。塞巴斯蒂安国王渴望荣耀，发动了自己的突尼斯战役，结果招来灭顶之灾。1581年，费利佩二世在主持葡萄牙议会的时候展出了这套以突尼斯战役为主题的挂毯。而当哈布斯堡王朝把这些挂毯收起来时，英格兰人则把埃芬厄姆男爵霍华德定制的精美挂毯挂在上议院的墙上，以此纪念他战胜了西班牙无敌舰队，霍华德曾经见过突尼斯战役的挂毯。在1834年整座建筑毁于大火之前，每当上议院就战争、权力和政策问题展开辩论时，这些挂毯都在静静地充当背景。这些盎格鲁—佛兰德斯的杰作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海权的终极视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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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利佩二世与英格兰的长期战争[11]以及他与奥斯曼帝国的冲突中，自比罗马仍然很有效，奥斯曼帝国也自诩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1586年，教士和异端裁判官贝纳迪诺·德·埃斯卡兰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提出了征服英格兰的计划。他曾在英格兰王国待过14个月，为他的主子费利佩二世皇帝服务，他对突尼斯战役的挂毯和李维的著作应该是很熟悉的。1591年，尽管第一支无敌舰队失败了，埃斯卡兰特还是号召再组织一支舰队入侵英格兰，他有意识地把西班牙和英格兰之间的斗争比作布匿战争。他熟知罗马历史，知道在雷古鲁斯的远征失败之后，西庇阿取得了成功。西班牙是新罗马，而且“只有对英格兰的直接进攻才能阻止伊丽莎白和她的臣民支持荷兰、蹂躏东西印度群岛、攻击西班牙的港口和船只”[12]。西班牙不断增长的国力和财富为反宗教改革提供了军事力量，因此有必要将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皇家海军发展成一支技术先进的海洋控制舰队，依靠炮击和航海技艺来打败敌人。这支舰队击败了1588年夏天进入英吉利海峡的西班牙两栖特遣部队，这场战役与神圣的裁决、卓越的技能和一位既非王族也非贵族的民族英雄结合在一起，成了英吉利国家的奠基神话。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及其狂热的新教信仰强调了英格兰与天主教欧洲的差异，并向英格兰人展示了一个广泛地向商业开放的海外世界。理查德·哈克卢特和沃尔特·雷利在图书馆里强化了德雷克在海上做的事情，塑造了一部海权的历史和神话，有意识地把英格兰的成功与前辈国家联系起来，纳入修昔底德的古典海权议程中去。[13]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们则喜欢把伊丽莎白时代与他们自己的全球优势联系起来，他们没有意识到都铎王朝是在自觉地创造海权身份，也没有意识到其最终取得成功所具有的偶然性。在击败无敌舰队与1688年荷兰入侵以及英国海权国家的最终形成之间有长达一个世纪的动荡和麻烦，在这100年当中到底会发生什么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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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改革到1604年之间，英格兰很少有机会向来访的君主表达自己的文化身份。然而，伊丽莎白女王曾经三次在伦敦城的圣保罗大教堂举行游行，以庆祝海军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伊丽莎白故意模仿罗马的凯旋仪式，把缴获的战利品和军旗展示在圣殿里。1604年恢复和平后，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Ⅳ）率领一支由巨舰组成的舰队访问了伦敦。詹姆斯国王（JamesⅠ）的这位内弟也雇用了荷兰艺术家来表现海权，这自然启发了极为重视礼仪的詹姆斯，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国家权力象征——巨舰“皇太子”号（Prince Royal）。[14]这艘新船摒弃了西班牙战争的教训，把重点放在了庞大的舰身和强大的火力上，而在西班牙战争中，英国船只强调的是快速、灵活。查理一世用令人惊叹的“海上主权”号把这一模式推向了极限，它是查理时代寓言和艺术的至高杰作，神话和魔力环绕着这艘世界上最强大的战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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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来维持保卫王国所需的海军力量，都铎王朝依靠私营企业来支持舰队。然而，不论是伊丽莎白，还是她那位来自斯图亚特王朝的继承人，都不愿意与不断崛起的强大经济集团分享权力，而伦敦金融城就是由这个集团形成的，没有这一让步，金融城不打算为君主提供海军经费。因此，英格兰虽然获得了舰船、海权的艺术和建筑、一位海洋民族英雄和一个合适的奠基神话，但它缺乏必要的政治结构和经济手段来维持海权身份。17世纪时的政治动荡其实就是一个身份问题，英国要在君主专制和主张平等的寡头政府之间做出选择，前者执着于宗教正统性、土地财富和稳定，后者则以商业财富和海外贸易为主导，愿意运用制海权战略来挑战地理位置和人口构成的限制，以取得大国地位。建立新身份的最初尝试撞在专制王权的礁石上沉没了。约翰·塞尔登在《海洋封闭论》中提出的法律证据——英格兰国王统治邻近海域已达600年之久——通过查理一世的巨舰“海上主权”号体现了出来，建造这艘船所耗费的资金来自使国家陷入严重分裂的税收。[15]没有议会的支持，查理就不能发展新身份，也无法保卫海洋，而议会则对查理宣称专制王权至高无上深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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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英国海权模式的任务落到了一个寡头共和国的肩上，它用第二笔横财——被没收的王室和保王党的地产——建立了欧洲最大的战斗舰队。这支舰队控制了英吉利海峡，迫使海上贸易大国荷兰共和国放弃了它的部分贸易。这个弑君的共和国打破了专制王权的魔咒，展示了如何调动国家的潜在力量来改善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正如朱利安·科贝特所言，1650年，英吉利共和国的舰队使英格兰成了地中海地区的一个重要强国。它在海上摧毁了最后一支保王党军队，惩罚了巴巴里海盗，还威逼西班牙和葡萄牙服从英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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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国家海军将成为一支由政府船只组成的正规部队，专为进行战争而建造并维护……历史上第一次，保护商船队几乎被当成了正规海军存在的主要目的，在英国人的思维中，整个海军战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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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忘记了，一旦保护商船队被视为海军的责任，那么，主要的商业路线就成了海军战略的主线，而贸易路线的交叉点也会成为海军战略的焦点。尽管战略家们为了让公众和财政部赞同他们的观点，自然而然地以商业术语来书写它们，但我们绝不能忘记他们真正的目的是通过支配主要贸易路线和占据可以作为海军基地的焦点来控制海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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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从此以后，无论谁登上王位，伦敦金融城都将受到海军的保护。海军为金融城服务，而金融城则向海军提供必要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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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战略重点是商业和海洋控制，这些重点通过一艘新的标志性舰船得以体现出来，它所表达的是英国的军事力量和控制海洋的冷酷决心。克伦威尔效法亨利八世和查理一世，用“纳斯比”号（Naseby）来表现他的个人野心和一个全新的、截然不同的国家。查理一世用撒克逊国王埃德加（Edgar）指挥七个国王的雕像作为他那艘巨舰的船首像，而“纳斯比”号的船首像则是身披铠甲的骑兵克伦威尔践踏着七名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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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利共和国通过建立一支使用大型舰船和可以最大限度提高火力的线形战术来专门从事战斗的海军，并组建一支专业的军官队伍，确保了它对海洋的控制。这些发展增强了海军的战略力量，它们成了一个有抱负的大国的恰当象征。查理二世在1660年复辟时发现，这个新身份已经在他的臣民中扎下了根，在他的统治期间，他一直在努力平衡想要建立一个专制的天主教国家的个人野心与海权带来的经济机遇和安全利益。但正如路易十四和彼得大帝发现的那样，从根本上来说，这两种身份是不可调和的。由于不愿与议会分享权力，查理无法调动资源来维持海军。他以克伦威尔的“纳斯比”号为旗舰，只是匆匆忙忙地把它改名为“皇家查理”号，它象征着一个此时尚未确定其身份的临时国家。1667年，约翰·德·威特的海权舰队俘获了“皇家查理”号，凸显了使英国舰队落入人手不足之处境的政治僵局，也暴露了复辟政权未能围绕海权建立政治共识的状况。查理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但议会不信任他，不给他足够的资金来运用这支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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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在第三次英荷战争中所言，海权逻辑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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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英国的利益在于贸易，因为只有贸易才能使我们富有或安全，没有强大的海军，我们就会成为邻国的猎物，而没有贸易，我们既不会有水手，也不会有船只。[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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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希望他的海军能从荷兰手中夺取足够多的贸易，使他可以甩开议会自行其是，但事实证明，荷兰舰队实力坚强，在1672年至1674年间第二次拖垮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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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打破政治僵局，查理将注意力转向了海权的语言。查理熟悉其先辈的皇家海军艺术，以及当代荷兰共和国和法国的文化潮流，他把自己比作海洋之主尼普顿，与他的表哥、自比为朱庇特和罗马皇帝的路易十四“相映成趣”。查理把海权的文化中心搬到了北海的这边，并且开始在格林尼治建造一座新宫殿，把这里当成伦敦的仪式性入口，因为他需要“一个用来举行外交入境式的礼堂”[18]。1672年4月，当德·威特的“真正自由”共和国垮台时，查理邀请荷兰海员、商人和技艺精湛的工匠前往英国。两位威廉·范·德·维尔德都接受了他的邀请。查理付给他们每人每年100英镑的聘用金：老威廉负责画他的舰船，小威廉给这些画上色。此外，海军大臣、约克公爵詹姆斯（James,Duke of York）也每年给他们一人50英镑。他们创作的每幅画像都将另行付费。查理还在皇后馆里为他们提供了一间工作室，皇后馆是格林尼治宫殿建筑群的一部分，这样的资助大大超过了荷兰人在他们的祖国所获得的任何赞助，哪怕是在荷兰海权、商业和帝国的鼎盛时期也是如此。作为回报，他们在英国逐渐发展为一个海权国家的过程中，把国王的舰队变成了权力和荣耀的图腾。英国同时获得了海军力量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这两者通过“巨舰”这一标志性力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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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和精英阶层的赞助对创造英国自己的海洋艺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与联省不同，英国中产阶级中没有多少私人买家。莉萨·贾丁（Lisa Jardine）曾把英国人的做法描述为“掠夺”共和国的文化财富，但这样的评价忽略了有意识模仿的深层含义。英国人所做的远不止是获取艺术品，海洋艺术的迁移是海权转移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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