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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威廉·范·德·维尔德做了英国的官方战争艺术家，1673年，他在斯霍内维尔德（Schooneveld）附近的战场上航行，就像他一年之前跟随荷兰舰队出海一样。查理意识到“海洋之主”需要伟大的艺术，就于最后一场大战役之前把威廉召了回来，在王室视察舰队时带上了他。此事让小威廉画出了一幅能体现王室统治威严的杰作。老威廉还为约克公爵詹姆斯设计了以海战为主题的挂毯画。[19]小威廉为英国人创造了一种新的造像手法，用风暴中的船以及从船尾俯视旗舰的视图取代了荷兰人喜欢的平静的航行场景。英国人对船只经受暴风雨这一场景的偏爱可能反映了时世的艰辛，而从船尾俯视——“观赏军舰时最为壮观、独特的视角”——则强调了王室的权力、海军的英勇以及高级军官在国家荣誉词典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20]威廉把英国的大型军舰视为特殊的和标志性的，这反映出了英国海军的象征主义，这种象征主义可以追溯到1539年的《亨利八世在多佛登船》（The Embarkation of Henry Ⅷ at Dover）。起初，这些画对王室的意图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在1688年之后，它们所表现的是国家的意图，因为国王把皇家海军的控制权让给了伦敦金融城。王室的赞助促使英国复辟时期的显要人物雇用范·德·维尔德父子来装饰他们的房子，接受了海权的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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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年，这些“新式”画像的早期作品被安放在了劳德代尔公爵（Duke of Lauderdale）的住所汉姆屋（Ham House）里，公爵是王室的主要顾问之一。[21]雷默尔特·达尔德（Remmelt Daalder）认为，国王兄弟重视范·德·维尔德父子的作品是因为“它们更为日常的方面，也就是准确地描绘船只和海上事件的能力”，这一观点低估了王室的野心，以及这些用来向英国观众传达海权信息的图画所造成的影响，它们塑造了一种至今仍未衰落的英国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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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一种权力语言满足不了查理。在1674年与荷兰议和之后，他用安东尼奥·维利奥创作的绝妙巴洛克式寓言缓和了一场没有结果的冲突所带来的失望。在《查理二世的海上凯旋》中，国王乘坐着尼普顿的战车，胜利之神追随着他，在他头顶上方，一顶皇冠衬托着一行拉丁文“全天下海洋之主”。斯图亚特王朝对海上主权的主张是两次英荷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维利奥让查理成了海上的路易十四，他的作品装饰在温莎城堡的国家外交大厅里。[22]《查理二世的海上凯旋》使用了路易十四宫廷中的艺术语言，与范·德·维尔德父子创作的那些朴素的画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两者的结合改变了海权的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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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努力争取海上主权的举动没能打动议会，议会拒绝让他自由地使用国家资源。复辟时期的英国是一个富国，也是一个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海权身份强调的是王家威严，而非商业扩张。詹姆斯二世发现，英国人不会追随他恢复天主教信仰或是这一信仰所支撑的欧洲专制制度，这些议程与真正的海权身份是不相容的。在詹姆斯二世倒台时，将王冠与舰队联系在一起的标志性舰船，与手持三叉戟的海上女武神不列颠尼亚——英国海权的帕拉斯·雅典娜——一起，成了这个国家的象征。詹姆斯为英国构建海权身份所做的贡献就是打破了几十年来使这一进程陷入瘫痪的僵局，由一个天主教王朝来统治英国的前景迫使它在专制主义和寡头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拥有大量地产的精英和伦敦金融城把王冠交给了有一半斯图亚特血统的荷兰执政和他信仰新教的斯图亚特妻子，作为回报，他们分享了政治权力。商业阶层决定致力于海权。威廉三世意识到，伦敦是另一座阿姆斯特丹，但比阿姆斯特丹更大，于是他妥协了。他需要英国的资金和资源来抵制路易十四的普世君主国，而这两座海权城市都害怕路易十四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在5年时间里，英国依靠革命这一解决方案创建了君主立宪政体、国家银行和国家债务，通过释放财政力量和国家决心的巨大储备，英国成了一个真正的海权，而威廉那两位奉行专制主义的舅舅一直无法触及这些储备。1690年，英国舰队在比奇角（Beachy Head）遭遇惨败，詹姆斯二世和他的法国盟友可以轻易地入侵英国，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笔国债被用在了重建战斗舰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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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奇角，路易十四的海军再现了盖乌斯·杜伊里乌斯的胜利，粉碎了英荷海军的舰队，确保了对海洋的控制。如果法国人懂得制海权的意义，他们本来是能赢得战争的。通过占领通往英吉利海峡的西方通道，法国可以利用受到战斗舰队保护的私掠船来摧毁英荷两国的贸易，迫使它们出来战斗或投降。但法国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时间浪费在准备入侵并推翻英国上。英国人没有过于惊慌，而是调动他们的财政力量，在路易集结军队之前重建了战斗舰队。1692年，英国皇家海军在巴尔夫勒—拉乌格击败了法国舰队，并很快就从一支偏重于战斗的舰队转型为一支全能型的海洋控制舰队，增加了大量用来保护贸易的船只，迅速把重点转移到了护航上面。[23]它已经变成了海权国家的海军，下议院在投票通过1708年的《护航和巡洋舰法》（Convoys and Cruisers Act）时强调了这一点，该法案把保护贸易纳入了法律。海军服务于伦敦金融城而不是国王。作为回报，金融城为威廉在欧洲打仗提供了资金，支持他利用这场战争发展欧洲以外的贸易，并粉碎了复兴的安特卫普所造成的商业威胁。威廉的继任者们没有对这一新秩序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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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债的投资促使伦敦金融城和拥有地产的精英阶层致力于革命这个解决方案：一位恢复了天主教地位的君主是不会偿还这笔钱的。由于贵族和资本都致力于维护新秩序，只有那些没有土地和身无分文的人才会支持流亡的斯图亚特王朝。尽管有内部的反对和外部的敌人，不列颠的海权还是繁荣了250年，在这250年中，人们一直在对这个国家的性质和身份进行思考，把过去和现在融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海权概念和议程的连续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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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的荣耀，是你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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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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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赋予你的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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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命运让最坚定的国家永远统治海洋之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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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普森在一位来自德国的新国王登上英国王位之时写下这首诗，此事绝非巧合。这是给国王的一个公开提醒：他父亲在格林尼治所领略到的海权身份仍然是这个国家的意图。1730年，汤普森在一部以迦太基人为主角的悲剧《索福尼斯巴》（Sophonisba）中加入了古典文献，把海权与历史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身份。[38]英法两国在进行辩论时常常会提起迦太基。《统治吧，不列颠尼亚》不仅歌颂了海军——帝国的荣耀，还使伦敦金融城成为国家身份的中心。[39]1713年以后，英国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新发现与过去的海权联系起来了，但是他们不愿意进一步探究他们处境的深层意义。这项任务落在了一个法国人肩上。1704年，路易十四那以罗马为原型的野心在布伦海姆战役中破灭了，这令孟德斯鸠男爵夏尔·德·塞孔达（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Montesquieu）大吃一惊，他试图通过对当代政策的经典范例进行比较，来为波旁王朝的失败寻求一种哲学上的解释。孟德斯鸠搬到了伦敦，对英国的制度展开了研究，博林布鲁克的论辩作品一问世，他就立刻沉迷其中。这些作品极力主张通过一种以贸易为动力、以海军力量为依托的海权政策来保持欧洲的均衡，不要参与欧洲的竞争，博林布鲁克拿古代和当代进行类比，以此来论证他的主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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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认为英国是现代的迦太基，一个商业共和国把一支强大的海军与一个由商人阶层控制的政治体系结合在一起，使国家能够获得深层的经济资源来维持长期战争，并产生了一个有权力的公民阶级。这些优势使得英格兰打败了新罗马普世君主国。[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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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不带丝毫讽刺意味地把英国描述为一个共和国。他了解英国的运作方式，也明白在1688年到1714年间，英国是如何从一个边缘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国，而专制主义的法国则表现出了巨大的劣势。只有“共和国”才能长期维持对海上贸易和海军力量的必要关注。孟德斯鸠选择以迦太基作为分析英国的模型，这揭示了法国野心的潜在现实以及他对李维的解读。一个半世纪后，美国海军军官兼战略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上校提出了一种以六个条件为基础的制海权理论模型。它只不过是法国人对博林布鲁克思想所做分析的一种详尽阐释罢了。[42]事实证明，马汉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特别受欢迎，因为他呼应了英国的文学经典名著，并支持了英国当时的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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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的分析对法国的文化、战略和海权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人把不列颠非人格化为一个如同迦太基一样的“他者”，因为它是一个被商业文化和“店主之国”背信弃义的政治所“腐蚀”的海权。它必须被“毁灭”。在1790年之后，共和党人慷慨激昂的长篇演说中完全没有任何原创的东西，其他的大陆帝国对这种语言的运用也是如此。尽管法国人的评论带有侮辱性意图，是对孟德斯鸠理性分析的一种曲解，但事实证明，这些评论完全无效。英国人对于以迦太基为先辈感到很自豪，这一次轮到全欧洲的大陆帝国在火焰中覆灭了。虽然英国人是新迦太基人，但18世纪的英国贵族与罗马共和国的精英阶层一样，都是拥有大量地产的人，享有政治权力，并要求学校和大学把荣誉、正直和勇敢等古典美德教给他们的儿子。他们把自己描绘成罗马元老，以此来强调自己的美德，这些美德能证明他们反对想要攫取更多权力的腐败大臣和国王是正当的。像罗马元老一样，他们反对普遍权力和民粹主义的民主——因为它们会削弱国家，并夺走他们的特权。然而，他们的托加长袍和神庙只是表象，他们心里明白英国不是罗马，于是巧妙地修改了论点，把以贸易和海事为业的人——和他们一起分享政治权力的人——纳入他们乐意与之通婚而不是加以拒绝的家庭之列。在乔治一世到四世时期的英国，土地、金钱和贸易结合在了一起，以抑制民粹主义政治所造成的文化威胁：这些人认为，推翻折中的寡头政治一定会导致不列颠国家的崩坏。汉尼拔想必能理解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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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列强总是高估了英国为保护汉诺威的安全而牺牲海权的意愿。在乔治三世（George Ⅲ）于1760年继位之后，德国与英国的联系逐渐消散了：乔治从未离开过英格兰南部。他是一位英国国王，喜欢海图、航海和科学。他的“帝国”是不列颠的，而不是神圣的或罗马的，他还任命了一位官方海洋艺术家。事实证明，这些选择对于国家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43]它们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的严峻考验，当时，这个拥有大量土地和人口、将会迅速成为罗马帝国的国家起义了。不列颠海权国家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帝国在1763年赢得的荣耀掩盖了一个基本的现实——英国已经极度衰弱了。[44]英国缺乏政治凝聚力和陆军力量来镇压起义或保住其领土。面对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攻击，英国放弃了美国的殖民地，专注保护加勒比海上那些盛产砂糖的岛屿、印度以及极具战略价值的直布罗陀要塞。只要保住了这些地方，法国和西班牙的经济枯竭就会带来和平。1783年后，它所建立的帝国明显没有“其短命的前身那么大陆化”。[45]在1793年到1815年间，周而复始的战争蹂躏了整个欧洲，英国人把精力集中在对海洋的控制上，这是岛国获得安全和经济优势的关键，与此同时，他们与盟国合作，尽可能地限制法国的扩张。他们孤军奋战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待经济上的消耗和法国占领的影响促使其他国家重新卷入这场冲突。最终，拿破仑的泛欧洲帝国被推翻了，英国军队回到祖国。他们不想成为一个大陆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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