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42003 法国政治家没有清楚地理解孟德斯鸠的意思，他们以为把英国人称作“迦太基人”是一种侮辱。拿破仑还另加上一句“店主之国”，他大概不知道，所有海权国家都是“店主之国”。孟德斯鸠的观点在英吉利海峡两岸都将引起共鸣，直到拿破仑退位，来自大型港口利物浦的议员、未来的英国首相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在1814年1月10日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事件。坎宁把他的选民和迦太基人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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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05 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庆幸，在这场比布匿战争更大的战争中，在这场敌人把自己比作现代的罗马、把英格兰比作现代的迦太基并常常对此洋洋自得的战争中（至少，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两者有可比性，即现代迦太基的彻底毁灭同样被认为是它的对手变得伟大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庆幸，与他们给我们指定的原型不同，我们没有因内部纷争而把注意力从全力支持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上转移开；我们没有遭受痛苦，也没有以争吵来使我们的顾问分心或限制我们对武器的运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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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07 他对法国的战争目标与英国的存亡息息相关所做的强调具有重要意义。[47]长期以来，法国一直是个对英国的身份造成了深刻影响的“他者”，但在1713年之后，它不再像路易十四统治时期那样渴望建立“普世君主国”了。大革命和帝国复苏了这一威胁，并将其与加剧了英国的焦虑情绪和加强了阶层和地区之间凝聚力的激进社会议程融合在一起。坎宁的演讲赞扬了这种凝聚力，他运用古典知识和对公众舆论的敏锐反应，强调了这座大型港口城市在人们盼望的胜利中所起的作用。坎宁“总是倾向于指向公众舆论已经倾向的方向”，这让他的话具有了特殊的意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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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09 并不是只有在法国人侮辱英国人时才使用这个类比。在汉诺威王朝统治时期，圆形海港得以重现。皇家造船厂按照宏伟、古典的形式被重建，巨大的砖石建筑被当作艺术和典范记录下来，以提醒国王并确保这些昂贵的工程成为威慑力的一部分。在这个海权国家的神经中枢——白厅，建起了一座古典风格的海军部大楼，这代表着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而英国的海军艺术捕捉到了每一轮新的胜利。[49]1793年到1814年间，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开发了一种艺术语言来表现英国海权在反对拿破仑军事帝国主义中的作用，对范·德·维尔德父子描绘出的海权做了进一步深化。[50]透纳重画了小威廉·范·德·维尔德1704年创作的《“皇家主权”号》，把这艘巨舰打造成了新时代的国家象征。他在20年后创作的皇家海军“胜利”号三联画和气势恢宏的《特拉法尔加》（Trafalgar）表现出了挑战和应战、战胜一切困难、基于海军力量的安全以及为了这场胜利付出的高昂代价——他的画成了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称颂纳尔逊为“不列颠尼亚战神”的先声。此外，他还和坎宁一起庆祝英国的“迦太基式”胜利，拓展了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的艺术语言。1843年，年轻的约翰·罗斯金在提到透纳1815年的巨作《狄多建立迦太基，或迦太基帝国的黎明》（Dido building Carthage,or,the Dawn of the Carthaginian Empire）时，强调了成为一个海权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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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11 前景中的主要对象……是一群孩子在让玩具帆船出航。画家巧妙地选择了这一事件，来表达作为未来伟大之源泉的主要志趣，它比忙碌的石匠或全副武装的士兵造成的喧嚣更优先，听到别人对它的描述和看到它一样足以让人理解它的重要性——这与绘画技术无关；匆匆数笔就能把这一思想传达出去，告诉知识分子，其效果与色彩的精妙表现并无二致。这样的思想是远远高于一切艺术的，它是最高级别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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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13 罗斯金拿这种深度与克劳德·洛兰画的《希巴女王的出航》（Seaport with the Embarkation of the Queen of Sheba）进行了对比，正是这幅画激发了透纳的灵感。[51]虽然透纳希望自己的艺术才能被评价为足以与克劳德比肩，但他与他的法国前辈有着截然不同的使命感。[52]克劳德对作为文化和身份的海权毫无兴趣，因为他的赞助人看不上海洋，而透纳则以日出时分的地中海港口来赞颂英国在击败海权的最新敌人拿破仑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随着英国的海权身份逐渐催生出一个工业时代来，未来辉煌的预兆也从1815年这幅画中孩子们的玩具变成了《战舰“蛮勇”号》（The Fighting Temeraire）[53]中的蒸汽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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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15 透纳花了50年的时间来描绘海权，他结合古典准则，发展出了一种在《战舰“蛮勇”号》中达到高潮的独特视图。这幅画不仅抓住了英国海权即将从木制军舰转向工业动力的那一刻，而且它始终是英国的终极图景。透纳不是唯一一个看到了这种联系的英国人。1845年，英国与法国在外交上起了争端，此时正值蒸汽动力军舰快速发展的时期，这场争端在英国引发了一种害怕入侵的恐慌情绪。负责国防的军械总监乔治·默里爵士（Sir George Murray）告诫他的老朋友陆军总司令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说，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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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29 透纳生前没能看见海上新秩序的出现，但它们就是那艘拖曳着“蛮勇”号的小汽船的直系子孙，“蛮勇”这个名字被传给了一艘无畏级战列舰，它所在的舰队向纳尔逊的海军以及其他可以追溯到1588年的英雄舰艇致了敬。这些选择是故意的，它们迫使正在崛起的德意志帝国海军直面皇家海军的历史。这种做法所造成的影响显而易见：1916年6月，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Ⅱ）咆哮道，“特拉法尔加的魔力正在破灭”。他错了。25年之后，“胡德”号在1941年的帝国日[58]被悲惨地击沉，这似乎预示着不列颠海权的终结，但仅仅几天之后，“俾斯麦”号（Bismarck）就被追上并击沉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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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31 不列颠海权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把岛国的战略优势与领土和资源的增长结合起来，使苏格兰，在某种程度上也使爱尔兰，成为兼具经济活力和人口增长的国家。在美国革命中厮杀的两方都建立了自己的土地帝国，这反映出了一种发展重心从军用和商业港口向内地转移的趋势，因为殖民者寻求土地，而帝国的竞争对手则试图颠覆英国的优势。彭德雷尔·穆恩爵士（Sir Penderel Moon）声称：“英国人把他们对印度的统治归功于法国人，因为正是法国的榜样和竞争在不知不觉中把他们引向了征服之路。”[60]1776年以前，英国在北美的扩张大大增加了它的战略影响力、航运能力和人力资源，就像20世纪上半叶自治领所起的作用一样。殖民地、金钱和工业确保了英国在欧洲列强面前永远不会相形见绌，甚至是在面对那些人口远超英国的强国时也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国家从来没有把它们的资源集中起来攻击这个不合常规的海权国家。即使是在1779年到1782年之间，新的“康布雷同盟”也只有长期以来一直与帝国为敌的三个国家参加：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欧洲其余部分更加关心局部的领土问题。帝国在资源、人力、财力、工业和物资上的稳步增长，解决了海权相对规模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帝国使不列颠能够与法国等较大的国家，甚至是大型陆地帝国的战略力量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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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33 从1688年到1945年间，英国在一个多极的国家体系内努力阻挠不断出现的在欧洲建立普世君主国的企图，用金钱和海军力量来维持反霸权的联盟，这一策略弥补了它在军事上的弱点。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离岸海军基地之外，英国对欧洲的土地并无野心，英国一贯主张维持现状，反对激进的变革，这一立场吸引了追求类似目标的盟友。专制、独裁的欧洲列强既不能联合起来摧毁英国，也无法控制海权的工具——商业、意识形态和政治——在暗中四处传播，因为它们彼此之间的对抗比它们对海外岛民的任何憎恶都要深得多。只有在被一个霸权国家所控制时，欧洲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这是拿破仑都未能达成的伟业。但还有一个比这大得多的威胁，那就是试图超越英国的折中方案，把包容性政治推向平等的民主制度的国家。英国的政治精英一直都理解民主的危险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过古典教育，对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了解比对本国历史的还要深。从1832年开始，选举权逐渐扩大，但这是一个缓慢的、旷日持久的过程，因为立法者们知道，每一次让步都会削弱国家的能力，使它无法专注权力、利润和身份。最终，不列颠海权国家将在20世纪之初被美利坚合众国摧毁，美国是一位置身于欧洲国家体系乃至世界秩序之外的竞争对手。此外，美国是作为盟友而不是公开的敌人摧毁了英国的力量，就像英国在1689年到1713年间削弱了荷兰一样。自1782年以来，经常有人以令人振奋的术语来解读英美关系，丘吉尔在他的《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中也使用了这样的术语，认为有一种基于语言、法律、包容性政治和事业的共同身份在成长，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庞大规模使得领导权不可避免地、和平地从位于欧洲边缘的小小岛上王国那里转移到了大西洋彼岸那个强大得多的国家手中，由于英国在与德国进行的两场全球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一进程大大加快了。这种乐观的后见之明歪曲了驱动着一个海权帝国和一个大陆军事国家世界观的根本文化差异、不同的性格和野心。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这两个国家都是截然不同的。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差异是一个自我塑造的文化和身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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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35 虽然这两个国家都是伟大的战略性海军强国——当代的美国海军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但它们的目标截然不同。1890年，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承认，美国的制海权是战略和政策选择的产物，任何拥有海岸、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国家都能做这样的选择。自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当选总统后，美国就再也没有表现出过任何想要成为一个海权国家的兴趣。[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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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37 位于美国革命核心位置的文化差异重塑了英国和美国的身份。英国人从这场革命中学到了海权的一个古老教训：要维持对殖民者精英的控制是困难的，因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意图与母国并不相同，他们关注的是土地。因此，英国重新把重点放在海洋控制和商业上，进入了亚太地区。当新的殖民地要求自治时，它答应了，作为回报，占帝国政府开支几乎全部的帝国驻军被撤走了。不用维持军队，英国就无须颁布《印花税法案》（Stamp Act），也没有强制执行它的力量。美国人则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尽管美国人也像英国人一样对维持常备陆军感到担忧，但他们需要常备军来清除美洲原住民，占领他们的土地，并对付奴隶起义。[62]陆军一直是美国的高级军种。许多美国人梦想着统治一个大陆，很少有人认为他们的未来在海上。1800年后，民主共和党把目光投向内陆，以理想化的罗马共和国和想象中的法兰西共和国为榜样，却对这些专制的榜样所推行的极权主义、军国主义计划视而不见。共和党人令美国坚定地成为一个大陆强国，其国防结构自1947年以后由陆军和空军来主导。美国从法国和1871年以后的德意志帝国那里学来了欧洲大陆的知识和文化模式。从美国军队的训练方法、美国大学的结构以及美国工业的性质中可以找到这些联系的蛛丝马迹。美国的战争方式本质上是德国模式的资源密集型版本：重视火力、先进的技术、庞大的后勤、详细的计划和“决定性”的战斗，但这支军队的目标尚不明确。美国的食物、燃料和99%的原材料能够自给自足，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资源和市场密切相连。看起来，它并不怎么需要对外贸易或庞大的陆军。海洋的确是次要的：它不能体现或代表这个国家，无论它对沿海居民有多大的吸引力。自它诞生以来，在其差不多一半的历史里，美国都把自己的海军部队控制在最低限度以内，甚至不止一次差点废掉这支舰队。独立之后，它卖掉了海军，内战之后，它让海军自生自灭，20世纪40年代末，陆军和空军几乎摧毁了海军。[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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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39 美国成立之初，英国政治家担心，这个由港口和海洋贸易主导的国家可能会成为一个海权，与英国竞争。1794年，美国成立了一支海军，用来执行海权的经典任务——保护国家航运不受海盗侵害，这一任务在接下来的50年里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美国没有组建用来控制海洋的战斗舰队。相反，美国不再关注海洋。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战争中，美国商人穿过英国的封锁线向法国运送货物，因而发家致富。当英国逮住了这些破坏封锁的美国人时，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民主共和党政府为了维护和平，禁止了海外贸易，他们在别处寻找美国的未来。1803年，杰斐逊从拿破仑手里获得了北美的一大片土地，这就是“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此举把美国从一个以繁荣的大西洋港口城市为中心的海上贸易国家转变为一个渴望抵达太平洋海岸的大陆强国。杰斐逊憎恨东北部的船主和商人，到1812年，当美国入侵加拿大和西属佛罗里达时，船只和海洋已经降为一个次要问题了。这两场入侵都以失败告终，使得忽视海军的麦迪逊政府不得不依靠私掠船，这是弱小海军力量的战略选择。皇家海军通过护航、巡逻、封锁和攻击沿海地区战胜了这一威胁，随后又在南部各州发动奴隶和美洲原住民对美国进行抵抗。拿破仑倒台后，英国人占领并烧毁了华盛顿特区，使美国人认识到，制海权在熟练的人手里是件可怕的武器。生于美国的英国海军军官爱德华·布伦顿（Edward Brenton）在1812年的战争中表现出色，他提醒美国人，他们没有实现任何战争目标，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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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41 当它控制海洋时，大不列颠有能力通过刺激和帮助它心怀不满的臣民来震撼美洲大陆。如果它像最初计划的那样，从英格兰派两万人渡海而来，那么弗吉尼亚奴隶的起义对南部各州来说可能会是致命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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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43 1812年的战争以维持战前的状态而告终，在《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中，英国阻止了任何针对制海权的工具——经济封锁和强制征召水手的权力——所进行的讨论。因此，在接下来的80年里，英国的海军力量主导了美国的战略思维，它把国防开支集中用于美国的喀琅施塔得上。[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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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45 1815年，一个破了产并且颜面扫地的共和党政府求助于媒体，以求赢得一场眼见就要失败的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它以一种强有力的新身份取代了它与英国之间的文化联系，这个身份给它带来了无穷的机会，还解决了给这个国家留下深刻伤痕的种种问题，其中包括奴隶制、美洲原住民的未来和平等的民主制度。英国人意识到了美国那刺耳的必胜主义论调、持续不断的侵略鼓声以及民主政治所造成的公然威胁。新生的自给自足的大陆文化厌恶海洋，因为它对海洋没有什么需求。[66]虽然透纳那幅以迦太基人为主题的画激发了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的灵感，使他在19世纪30年代创作了由5幅画组成的《帝国兴衰》（The Course of Empire），向纽约观众讲述了一个与迦太基的命运很相似的故事，但科尔巧妙地把焦点从海上转移到了陆地上。[67]积极追求“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这种大陆性的目标反映了在1812年的灾难中形成的美国文化身份。大陆性的美国是另一个决心称霸整个大陆的罗马共和国，在人力、财力和工业爆炸式增长的支持下，它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攻击邻国的倾向。1846年到1848年间，美国从墨西哥那里抢走了从亚利桑那州直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片领土。也难怪拉美和南美国家害怕它们强大的邻居。[68]美国的民族英雄都是陆军军人，其中有好几位成了总统，而美国的文学和艺术也转向了内陆，新首都的建设强调了这一转变，它是这个新国家里面一座人工设计的城市，被战略性地设置在一条边缘航线的终点处。然而，1815年后的虚张声势掩盖了一场根深蒂固的身份危机，直到内战（1861—1865）把北方文化强加给了南部和西部，这场危机才得以解决。需要用武力来维护联邦凸显了这个快速扩张的国家最重要的现实：它最大的威胁不是外来侵略，而是内部不和。在身份同质化过程中，海洋——它已经是只存在于东北部的一个次要主题了——与海军及远洋商船队一起，在事实上消失了。[69]美国仍把海军力量用在外交和促进贸易上，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852年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迫使日本“开国”，但它是在一个由皇家海军支配的海洋世界里、在一个由内部事务主导的时代里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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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47 1815年以后，边疆控制了美国文化和身份的形成。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说：“一片自由土地的存在、它的不断缩小以及美国开拓者的西进解释了美国的发展。”杰克逊所说的边疆对美国文化的影响与地中海对希腊文化的影响是一样的。[70]开放的边疆和自由土地的诱惑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背离了早期英格兰/不列颠殖民者的海洋文化，离开海岸前往边疆的移民是苏格兰/爱尔兰人和德国人，而不是英格兰人：边疆使他们成了美国人。海洋让位给了边疆的暴力和陆上探险，库克船长（Captain Cook）让位给了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一旦边疆从文化上来说被关闭了，美国就开始到国外去寻求建立帝国。[71]1906年，美国帝国主义的杰出倡导者、美国建立一支庞大新海军的主要推动者马汉计划写一本书，探讨“领土和商业扩张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想把特纳的理论带到海上和太平洋对岸。扩张将取代制海权成为这个国家的驱动力。到1913年，这个计划仍然只是个雏形，留存至今的只有一些概要。马汉发现证据的数量令人望而生畏，而且已经有人在对这个领域进行研究了。[72]他可能意识到了，任何此类作品都将凸显美国的大陆性例外主义，以及作为文化和身份的海权与美国未来的发展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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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49 在帮助推翻拿破仑的大陆帝国主义后，英国表现出了典型的海权意识。英国政治家没有在欧洲大陆上占据任何领土。在牢牢地掌握住了海权工具之后，英国利用其影响力塑造了一个稳定、和平、平衡的欧洲国家体系，以防法国或俄罗斯再次尝试建立霸权，并使欧洲大陆向英国商业开放。英国只保留了几处离岸的岛屿基地，马耳他、科孚岛、赫里戈兰岛和毛里求斯，后者曾经与开普敦相连，控制着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英国不想把其占领区域扩展到非洲内陆去，相反，它迫使阿尔及尔结束了对欧洲水手的奴役，并粉碎了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英国利用技术、资金和力量创造了第一个全球化经济，它以武力或金融手段打破贸易壁垒，开创了资本流动的新形式，发明并铺设了第一个全球通信网络——海底电报电缆，并用它来建立新的市场。英国创造了一个世界经济来维持使其成为大国的海权舰队。1815年后，对英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唯一威胁是法国与俄罗斯或美国之间的联盟，法国是欧洲唯一拥有远洋海军的大国，而俄罗斯和美国则是拥有大量舰队的大陆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部长们要把美国人排除在维也纳和平进程之外的原因。英国政治家帕麦斯顿子爵（Lord Palmerston）认识到了美国的潜力、远大目标和平等的民主制度所带来的威胁。[73]帕麦斯顿深知诸如“天定命运”之类的竞选口号主要是针对国内民众的，1812年战争期间，他曾在政府部门任职，对美国的扩张主义进行了仔细监视，阻止了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的企图，绝不能让控制着加勒比海的哈瓦那要塞和港口落入美国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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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51 尽管相互猜疑，目标也截然不同，但英美之间还是维持了和平，因为美国人害怕英国的制海权，而英国人也无意获取更多的大陆领土。两国的政治领袖都更关心贸易而不是战争，通过威慑来实现有限的目标是典型的海权行为。在1815年到1861年间，英国和美国之间有很多争端，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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