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42035 虽然这两个国家都是伟大的战略性海军强国——当代的美国海军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但它们的目标截然不同。1890年，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承认，美国的制海权是战略和政策选择的产物，任何拥有海岸、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国家都能做这样的选择。自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当选总统后，美国就再也没有表现出过任何想要成为一个海权国家的兴趣。[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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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37 位于美国革命核心位置的文化差异重塑了英国和美国的身份。英国人从这场革命中学到了海权的一个古老教训：要维持对殖民者精英的控制是困难的，因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意图与母国并不相同，他们关注的是土地。因此，英国重新把重点放在海洋控制和商业上，进入了亚太地区。当新的殖民地要求自治时，它答应了，作为回报，占帝国政府开支几乎全部的帝国驻军被撤走了。不用维持军队，英国就无须颁布《印花税法案》（Stamp Act），也没有强制执行它的力量。美国人则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尽管美国人也像英国人一样对维持常备陆军感到担忧，但他们需要常备军来清除美洲原住民，占领他们的土地，并对付奴隶起义。[62]陆军一直是美国的高级军种。许多美国人梦想着统治一个大陆，很少有人认为他们的未来在海上。1800年后，民主共和党把目光投向内陆，以理想化的罗马共和国和想象中的法兰西共和国为榜样，却对这些专制的榜样所推行的极权主义、军国主义计划视而不见。共和党人令美国坚定地成为一个大陆强国，其国防结构自1947年以后由陆军和空军来主导。美国从法国和1871年以后的德意志帝国那里学来了欧洲大陆的知识和文化模式。从美国军队的训练方法、美国大学的结构以及美国工业的性质中可以找到这些联系的蛛丝马迹。美国的战争方式本质上是德国模式的资源密集型版本：重视火力、先进的技术、庞大的后勤、详细的计划和“决定性”的战斗，但这支军队的目标尚不明确。美国的食物、燃料和99%的原材料能够自给自足，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资源和市场密切相连。看起来，它并不怎么需要对外贸易或庞大的陆军。海洋的确是次要的：它不能体现或代表这个国家，无论它对沿海居民有多大的吸引力。自它诞生以来，在其差不多一半的历史里，美国都把自己的海军部队控制在最低限度以内，甚至不止一次差点废掉这支舰队。独立之后，它卖掉了海军，内战之后，它让海军自生自灭，20世纪40年代末，陆军和空军几乎摧毁了海军。[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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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39 美国成立之初，英国政治家担心，这个由港口和海洋贸易主导的国家可能会成为一个海权，与英国竞争。1794年，美国成立了一支海军，用来执行海权的经典任务——保护国家航运不受海盗侵害，这一任务在接下来的50年里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美国没有组建用来控制海洋的战斗舰队。相反，美国不再关注海洋。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战争中，美国商人穿过英国的封锁线向法国运送货物，因而发家致富。当英国逮住了这些破坏封锁的美国人时，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民主共和党政府为了维护和平，禁止了海外贸易，他们在别处寻找美国的未来。1803年，杰斐逊从拿破仑手里获得了北美的一大片土地，这就是“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此举把美国从一个以繁荣的大西洋港口城市为中心的海上贸易国家转变为一个渴望抵达太平洋海岸的大陆强国。杰斐逊憎恨东北部的船主和商人，到1812年，当美国入侵加拿大和西属佛罗里达时，船只和海洋已经降为一个次要问题了。这两场入侵都以失败告终，使得忽视海军的麦迪逊政府不得不依靠私掠船，这是弱小海军力量的战略选择。皇家海军通过护航、巡逻、封锁和攻击沿海地区战胜了这一威胁，随后又在南部各州发动奴隶和美洲原住民对美国进行抵抗。拿破仑倒台后，英国人占领并烧毁了华盛顿特区，使美国人认识到，制海权在熟练的人手里是件可怕的武器。生于美国的英国海军军官爱德华·布伦顿（Edward Brenton）在1812年的战争中表现出色，他提醒美国人，他们没有实现任何战争目标，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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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41 当它控制海洋时，大不列颠有能力通过刺激和帮助它心怀不满的臣民来震撼美洲大陆。如果它像最初计划的那样，从英格兰派两万人渡海而来，那么弗吉尼亚奴隶的起义对南部各州来说可能会是致命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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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43 1812年的战争以维持战前的状态而告终，在《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中，英国阻止了任何针对制海权的工具——经济封锁和强制征召水手的权力——所进行的讨论。因此，在接下来的80年里，英国的海军力量主导了美国的战略思维，它把国防开支集中用于美国的喀琅施塔得上。[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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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45 1815年，一个破了产并且颜面扫地的共和党政府求助于媒体，以求赢得一场眼见就要失败的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它以一种强有力的新身份取代了它与英国之间的文化联系，这个身份给它带来了无穷的机会，还解决了给这个国家留下深刻伤痕的种种问题，其中包括奴隶制、美洲原住民的未来和平等的民主制度。英国人意识到了美国那刺耳的必胜主义论调、持续不断的侵略鼓声以及民主政治所造成的公然威胁。新生的自给自足的大陆文化厌恶海洋，因为它对海洋没有什么需求。[66]虽然透纳那幅以迦太基人为主题的画激发了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的灵感，使他在19世纪30年代创作了由5幅画组成的《帝国兴衰》（The Course of Empire），向纽约观众讲述了一个与迦太基的命运很相似的故事，但科尔巧妙地把焦点从海上转移到了陆地上。[67]积极追求“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这种大陆性的目标反映了在1812年的灾难中形成的美国文化身份。大陆性的美国是另一个决心称霸整个大陆的罗马共和国，在人力、财力和工业爆炸式增长的支持下，它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攻击邻国的倾向。1846年到1848年间，美国从墨西哥那里抢走了从亚利桑那州直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片领土。也难怪拉美和南美国家害怕它们强大的邻居。[68]美国的民族英雄都是陆军军人，其中有好几位成了总统，而美国的文学和艺术也转向了内陆，新首都的建设强调了这一转变，它是这个新国家里面一座人工设计的城市，被战略性地设置在一条边缘航线的终点处。然而，1815年后的虚张声势掩盖了一场根深蒂固的身份危机，直到内战（1861—1865）把北方文化强加给了南部和西部，这场危机才得以解决。需要用武力来维护联邦凸显了这个快速扩张的国家最重要的现实：它最大的威胁不是外来侵略，而是内部不和。在身份同质化过程中，海洋——它已经是只存在于东北部的一个次要主题了——与海军及远洋商船队一起，在事实上消失了。[69]美国仍把海军力量用在外交和促进贸易上，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852年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迫使日本“开国”，但它是在一个由皇家海军支配的海洋世界里、在一个由内部事务主导的时代里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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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47 1815年以后，边疆控制了美国文化和身份的形成。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说：“一片自由土地的存在、它的不断缩小以及美国开拓者的西进解释了美国的发展。”杰克逊所说的边疆对美国文化的影响与地中海对希腊文化的影响是一样的。[70]开放的边疆和自由土地的诱惑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背离了早期英格兰/不列颠殖民者的海洋文化，离开海岸前往边疆的移民是苏格兰/爱尔兰人和德国人，而不是英格兰人：边疆使他们成了美国人。海洋让位给了边疆的暴力和陆上探险，库克船长（Captain Cook）让位给了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一旦边疆从文化上来说被关闭了，美国就开始到国外去寻求建立帝国。[71]1906年，美国帝国主义的杰出倡导者、美国建立一支庞大新海军的主要推动者马汉计划写一本书，探讨“领土和商业扩张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想把特纳的理论带到海上和太平洋对岸。扩张将取代制海权成为这个国家的驱动力。到1913年，这个计划仍然只是个雏形，留存至今的只有一些概要。马汉发现证据的数量令人望而生畏，而且已经有人在对这个领域进行研究了。[72]他可能意识到了，任何此类作品都将凸显美国的大陆性例外主义，以及作为文化和身份的海权与美国未来的发展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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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49 在帮助推翻拿破仑的大陆帝国主义后，英国表现出了典型的海权意识。英国政治家没有在欧洲大陆上占据任何领土。在牢牢地掌握住了海权工具之后，英国利用其影响力塑造了一个稳定、和平、平衡的欧洲国家体系，以防法国或俄罗斯再次尝试建立霸权，并使欧洲大陆向英国商业开放。英国只保留了几处离岸的岛屿基地，马耳他、科孚岛、赫里戈兰岛和毛里求斯，后者曾经与开普敦相连，控制着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英国不想把其占领区域扩展到非洲内陆去，相反，它迫使阿尔及尔结束了对欧洲水手的奴役，并粉碎了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英国利用技术、资金和力量创造了第一个全球化经济，它以武力或金融手段打破贸易壁垒，开创了资本流动的新形式，发明并铺设了第一个全球通信网络——海底电报电缆，并用它来建立新的市场。英国创造了一个世界经济来维持使其成为大国的海权舰队。1815年后，对英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唯一威胁是法国与俄罗斯或美国之间的联盟，法国是欧洲唯一拥有远洋海军的大国，而俄罗斯和美国则是拥有大量舰队的大陆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部长们要把美国人排除在维也纳和平进程之外的原因。英国政治家帕麦斯顿子爵（Lord Palmerston）认识到了美国的潜力、远大目标和平等的民主制度所带来的威胁。[73]帕麦斯顿深知诸如“天定命运”之类的竞选口号主要是针对国内民众的，1812年战争期间，他曾在政府部门任职，对美国的扩张主义进行了仔细监视，阻止了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的企图，绝不能让控制着加勒比海的哈瓦那要塞和港口落入美国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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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51 尽管相互猜疑，目标也截然不同，但英美之间还是维持了和平，因为美国人害怕英国的制海权，而英国人也无意获取更多的大陆领土。两国的政治领袖都更关心贸易而不是战争，通过威慑来实现有限的目标是典型的海权行为。在1815年到1861年间，英国和美国之间有很多争端，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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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53 两国的政治家总是在设法避免战争。过去，问题从未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理智的判断、明确的外交信号和及时的让步都无法避免一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冲突。在确保了加拿大的安全并将西班牙人留在古巴之后，英国不太可能在剩下的问题上继续展开斗争，这不是因为它不能，而是因为这样做会削弱它在欧洲保护更重要利益的能力。[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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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55 然而，英国正在发生变化。战胜拿破仑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困难、改革的政治要求和增加选民的压力。旧的政治制度优待贵族和富有的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它为有钱有势的人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政坛上出人头地。公立学校确保了富商之子能被吸收到一个由准贵族精英组成的寡头统治集团中去。开放的精英阶层使英国的制度得以演化，适应新的财富和权力形式，同时避免了僵化的等级制度和封闭的精英阶层所引发的爆炸性怨恨，它实行的不是民主。英国的政治家研究古代雅典，在他们的演说中引用古希腊文献以排斥下层阶级，但他们对采用雅典的民主制度毫无兴趣。聚集在威斯敏斯特的立法者们就是整个政治国家。[75]1832年的《大改革法案》（Great Reform Act）使富裕的中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这是因为下台已经有半个世纪的辉格党急于确保他们党派的优势。在接下来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辉格党在政府中掌握了权力杠杆，并利用改革来保住它们。然而，扩大选举权和取消安全席位长期以来都是想往上爬的政治家才使用的手段，现在它们迫使政治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后来，选举权的扩大持续削弱了海权在英国公众生活和对海军的政治支持中的关键作用。到1884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政治国家已经忘记了海军力量对海权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促使英国采取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方法。在海军断断续续的支持下，危言耸听的报纸进行煽动，发起了长达40年的宣传运动，使海军力量始终保持在政治议程的首要位置。在伦敦金融城的支持下，这场运动为一个更加民主的时代创造了民粹主义的海军至上思想。[76]但随着20世纪的改革不可阻挡地走向成人普选，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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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57 18世纪的政治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阶层所共有的海权愿景在20世纪没能延续下去，此时选举权的范围扩大了许多，选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经济福祉和福利国家上。古代雅典曾利用民主来产生和维持海权，正如马汉所担心的那样，现代民主被证明不适合维持海权身份和用来取得制海权的海军。1890年，他指出，“无论必要与否，民选政府一般都不喜欢军费开支，而且有迹象表明，英国倾向于放缓步调”[77]。马汉的话反映出了他对美国过度民主的厌恶，这种厌恶也为英国的政治家和舆论塑造者所共有，他们自行看清了现实。除了美国舰队之外的“西方”舰队当前的状态证明了马汉的评价，即民主制度几乎没有给海权留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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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59 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政府差点与英国开战。美国军舰“圣哈辛托”号（San Jacinto）违反国际法，逮捕了英国“特伦特”号（Trent）邮轮上的乘客。英国出动了一支舰队准备攻击纽约，并且禁止对联邦出口印度硝石，硝石是火药的重要成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总统立即做出了让步。这场危机是这一时期英美关系的缩影：英国人通常会在一些小问题上退让，但在事关其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它会迅速采取行动，这些利益中就包括了国际法。[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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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61 内战于1865年结束后，英国观察家承认，美国的力量源于军事和工业动员，而非海军力量，美国海军遭到抛弃更能说明问题。随着美国致力于关闭内部的边疆、开发国内资源和发展工业力量，海军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成了一堆奄奄一息的过时木制炮艇，勉力对抗着智利等拥有更强大舰队的地区强国，以维护美国利益。[79]马汉指挥的就是这些船只中的一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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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63 当英国人努力应对美国军事力量的政治后果，包括围绕亚拉巴马州主权产生的争议时，他们又回到了关于帝国兴衰的老话题上。从19世纪40年代起，他们开始以一种可以被视为具有现代性的形式来使用海权的概念，考察过去的海权国家，如雅典和威尼斯，希望能够避免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美国革命时期雄辩地论述过的那种帝国的“衰落”。[80]就连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学生和殖民地居民都参与了这场讨论。新的“维多利亚时代海洋神话”出现了，把经过简化的过去投射到了现在，作为当前和未来政策的指南。[81]是特拉法尔加战役阻止了法国的入侵，这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神话确保了人们去崇拜而不是审视这场战役。[82]这次又是一位法国人提供了批判性的见解。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一位上承孟德斯鸠的可敬思想家，他在英国的自由主义精英中有许多朋友。1835年，他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预测，俄罗斯和美国将主宰下个世纪。把东方的专制大国与正在崛起的西方共和国配成一对，当作主宰过去和未来的力量，意味着现在是由英国主宰的。[83]《论美国的民主》将影响自由主义思想达数十年之久。[84]在那些对德·托克维尔的预言进行认真思考的人当中，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把帝国的起源追溯到了都铎王朝。[85]通过推翻“关于这个主题所流行的那些纯属通俗、浪漫和幻想的观点”，他试图“清楚地提出需要加以研究的确切问题”。西利对海权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认为，作为帝国，英国比法国更有优势，这反映了岛国所具有的专注海洋和避免卷入代价高昂的欧洲事务的能力。[86]在1883年出版的《英国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一书中，西利和德·托克维尔一样，把身为海权的英国与“巨大的政治集合体”俄罗斯和美国进行了对比，他用这个词指代那些依靠“减少了时间和空间所造成的困难的现代发明”而缔造的帝国。[87]这两个国家都是领土绵延不绝的陆地强国，但“在它们两者之间，还有同样辽阔，但并非绵延不绝，有海洋从各个方向流过其中的大不列颠存在，就像与世界相连的威尼斯一样，它也是以海洋为街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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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65 虽然海权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成果，但它们可能转瞬即逝。尽管雅典和威尼斯辉煌一时，但它们都被更大的陆上强国压垮了。西利认为，只有一个“更大的不列颠”才能与新兴的超级大国竞争。他警告说，认真投入欧洲事务将对大英帝国构成严重威胁，“我们迟早会失去印度，因为欧洲的某些战争迟早会迫使我们撤回英国军队”[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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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67 《英国的扩张》在两年之内售出了8万册，启发了从罗斯伯里伯爵（Lord Roseberry）和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到W.T.斯特德（W.T.Stead）、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和马汉的众多政治家、记者和帝国建设者。[89]西利所使用的这种结合多个学科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预示着现代方法的产生。他谨慎、巧妙地使用海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读者对马汉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大加赞赏，因为通过西利，他们已经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观点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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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69 西利所谓的“更大的不列颠”，即大英帝国各自治领、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为紧密的联系，只是种幻想而已。正如1776年的事件所证明的，把罗马式的绝对统治强加给遍布全球、杂乱无章的岛屿、港口和内陆地区，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用的。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政治家们都还把帝国视为一个需要分担、然后卸下的负担：在让帝国变得文明、稳定和民主之后，他们就会把治理和防务这一代价高昂的任务推给殖民者或当地人。如果说殖民定居点是第一批获得自治权的地方，那么其他殖民地也只要达到必要的政治成熟就可以获得自治。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在20世纪的战争中，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各殖民地自愿提供的援助改变了英国的战略力量。自治领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遗产：无须强迫它们提供支持。与陆地帝国相比，海洋帝国所采用的联邦结构一直较为宽松，像迦太基和北美这样的殖民地都逐渐演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在这两个案例中，把政治权力移交给地方当局都催生了在税收和贸易等关键问题上自治、赋予律师和商人管理城市和省份之权的愿望。试图把罗马式的中央控制强加于普遍具有商业思维的大英帝国，这引发了叛乱。1782年之后，英国人极力避免与当地人的感情产生冲突。英国是新迦太基，而不是新罗马，它缺乏人力、资源和绵延不断的大片领土，无法成为罗马。新罗马的身份被美国占去了。英国人喜欢用罗马帝国的文化语言来维持他们的自我形象，特别是纳尔逊纪念柱和白厅的帝国风格建筑，但他们最关心的是防止新罗马帝国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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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71 即使是倡导只在最低限度内维持大英帝国的人也明白，有些事情必须由中央来加以控制。海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可分割的：必须对其进行集中指挥，并以一支紧密配合的部队来兑现它。为达成此目的，英国认识到，一些关键地点必须由帝国直接加以控制，这些地点包括百慕大、哈利法克斯、直布罗陀、马耳他、毛里求斯、亚丁、开普敦、亭可马里、新加坡和香港。它们有坚固的防御，还有良好的通信设备、干船坞和海军设施，控制着它们使一个海权帝国能够在陆地帝国的周边有效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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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73 约瑟夫·张伯伦试图在对帝国关税的偏好和更紧密的政治联盟基础上，打造一个西利所说的那种凝聚力更强的帝国，但这是没有成功希望的。英国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它利用海外投资收入来为进口提供资金，伦敦金融城主导着世界经济。英国仍然是个准城邦，伦敦则是一个全球性的威尼斯或阿姆斯特丹。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只是一个替代方案。张伯伦的伯明翰无法取代作为主要经济利益来源的伦敦金融城。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1904年发表了强有力的论辩文章《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试图吓唬这个国家，让它把自己的文化从海权转向大陆帝国。[91]他的朋友朱利安·科贝特提出了一种复杂得多的方法，即建立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海洋联邦”，各国共同依靠对海洋的掌控来实现安全和繁荣。科贝特的思想反映了英国独特的海权文化，这种文化可以在无法实行直接统治后把目标转化为维持制海权。美国革命之后，英国把地方自治权给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的殖民地，建立了一个“联邦”，维持着它的是以经济关系和海洋控制为基础的共同利益，而非军事力量。[92]1945年后，由于英国失去了大国地位，这些观念也随之发生演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科贝特所寻求的文化和战略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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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75 关键一点是，英国必须做出明确选择，就像所有海权大国都曾经做过的那样，要么蜕变为一个二流的、以土地和人民为基础的、领土连成一片的“罗马式”陆地帝国，要么竭尽全力去建设一个由港口、海上航线和商业组成的不断扩张的海洋帝国。前一个选项是种普遍的倾向，凸显了人类社会、文化和身份与陆地息息相关的本质特性，第二个则需要以政治和战略逻辑为基础，有意识地去选择变得与众不同。1782年以后，英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建立一个不断扩张的领土帝国上投入太多资源，除了印度。迅速地准许加拿大和澳大拉西亚实行地方自治避免了殖民者发动暴乱，损害占有这些领土对宗主国之价值的局面。此外，对帝国几乎所有职责的防卫都是以制海权战略为基础的。只要控制了海洋，英国就能确保印度的安全，也能向波罗的海投放军队来对抗俄罗斯。[93]靠着攻击美国的贸易和沿海城市可以保住加拿大。[94]法国对英国殖民地——更准确地说，是对英国的流动贸易——所施加的压力可以通过占领法国殖民地、破坏法国的贸易以及对法国海岸进行积极封锁来抵消。这三种手段都是针对经济承受力而实施的有限战争。英国无意摧毁任何竞争对手，它只想独占全球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和红利。[95]帝国在东方的领土——从亚丁到香港——构成了一道弧线，帝国靠着印度的军队和资源来维持它，即使在那个时代，帝国也缺乏可资调遣的陆军兵力来从事一场严重的陆上冲突。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暴露了这些局限性，就像叙拉古暴露了雅典的局限性一样。1902年之后，与日本结盟以及与法国、俄罗斯改善关系取代了对陆军进行全面改革的企图，这绝非偶然。这些协议使英国能够集中精力来解决爱德华七世时代最为严重的短期问题——德意志帝国的霸权野心。德国和过去那些一开始就抱有称霸欲望的欧洲强国一样，很快就发现英国会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这种野心。法国与俄罗斯在1815年到1904年间是帝国最大的两个威胁，自1892年以来也是它的两个盟友，这些暂时性的联系是英国为了让德国人接近不了斯凯尔特河河口而付出的代价，但是，就像经过重新部署的皇家海军重新回到欧洲水域一样，这些联系并没有反映出任何具有永久性的东西。皇家海军的重新部署使一些人回想起了罗马军团被召回的历史，但事情并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它也不是帝国终结的预兆[96]。英国的思想家们已经在设计一种更为开放的帝国结构，在这一结构里，政治权力被移交给了自治领。爱尔兰仍然是个问题，但在欧洲的战争行将爆发之际——这迫使英国去面对引发这个世纪第一场全球战争的那些经济和外交问题——这个问题也快要得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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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77 1890年到1914年间，英国政府把民众当中的海军至上主义提升到了一个自从伯里克利时代以来前所未见的高度，并以此来对抗德意志帝国日益壮大的海军力量。[97]英国的海权被动员起来，是为了阻止这个新近崛起的大国寻求称霸大陆的野心，而不是与它一决雌雄。[98]它与拿破仑帝国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令人担忧的，尤其是它那大规模的海军建设，其目的是在德国控制欧洲并为计划的下一阶段奠定基础时把英国挡在欧洲之外。只有在皇家海军毁灭之后，世界强国（Weltmacht）才能实现。英国舰队的规模越大，德国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就越小。1890年以后，海权作为公众娱乐的惊人发展表明，在减税、养老金和福利金问题分散选民注意力的情况下，有必要让不断扩大的选民群体理解这一信息。在维多利亚时代结束时，海权的成本呈指数级增长，这使人们对该计划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并鼓励英国努力从帝国和自治领那里获取支持。然而，英国还面临着另一个威胁，那就是美国的力量和野心。德国已然有成为欧洲霸主之势，而美国已经是美洲的霸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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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79 在19世纪末，英国和美国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虽说它们共同的经济利益总是大过政治分歧。它们没有必须一战的理由，但它们在贸易和影响力上的差异越来越大。为此，美国终于在19世纪90年代重建了海军。[99]“新”组建的美国海军是“罗马式”的，服务于一个大陆大国的利益。与罗马海军一样，它也是为了赢得战争和投送陆军部队而建造的，不是用来执行保护贸易安全这种“旧”式的海军使命。[100]在接下来的50年里，西边这个原生的罗马式共和国利用战斗舰队和经济压力来挑战不列颠这个“迦太基式”的海权。美国海军通过把重点放在大陆陆军式的“决战”概念上，在规模和战斗力两方面上接近了皇家海军。美国国会的习惯加强了这种做法的地位，它经常会从预算中把较小的项目削减掉。这支“新”海军从来就不是一支海权海军，因为海洋早已不再是美国经济、国家或文化的中心，而且它也缺乏必要的贸易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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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81 1898年，美国用海军把西班牙人赶出了古巴，确保了它对加勒比海地区的控制。英国减少了在该地区部署的海军，让美国来负责该地区的治安。这种做法很有典型性：只要能保证英国的航运安全，政府就乐于削减成本、转移资源，以应对其他挑战。与此同时，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在亚洲建立了一个帝国。在这里，皇家海军确保了让美国而不是德国来继承昔日的西班牙帝国。在吞并夏威夷之后，美国的领土横跨太平洋，一直延伸到了亚洲，它的干涉主义倾向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令中国和日本惊愕不已。实际上，英国和美国开始把它们的战略性制海权结合起来，英国把欧洲地区的主要责任扛了起来，帮助美国应对来自德国和俄罗斯的潜在挑战。作为回报，美国确保了西半球的安全，并在亚洲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马汉认为这种伙伴关系对美国的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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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83 这种两国拥有共同未来的判断使马汉忽视了1897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上美国政府对其代表团的指示，该指示维持了美国削弱或终结制海权之战略意义的旧立场。按照马汉的预判，美国在20世纪需要这些工具，它会与英国结盟来对抗日益崛起的陆上强国德国。美国需要与英国合作，即使它没有分享英国的海权文化。[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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