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42053 两国的政治家总是在设法避免战争。过去，问题从未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理智的判断、明确的外交信号和及时的让步都无法避免一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冲突。在确保了加拿大的安全并将西班牙人留在古巴之后，英国不太可能在剩下的问题上继续展开斗争，这不是因为它不能，而是因为这样做会削弱它在欧洲保护更重要利益的能力。[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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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55 然而，英国正在发生变化。战胜拿破仑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困难、改革的政治要求和增加选民的压力。旧的政治制度优待贵族和富有的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它为有钱有势的人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政坛上出人头地。公立学校确保了富商之子能被吸收到一个由准贵族精英组成的寡头统治集团中去。开放的精英阶层使英国的制度得以演化，适应新的财富和权力形式，同时避免了僵化的等级制度和封闭的精英阶层所引发的爆炸性怨恨，它实行的不是民主。英国的政治家研究古代雅典，在他们的演说中引用古希腊文献以排斥下层阶级，但他们对采用雅典的民主制度毫无兴趣。聚集在威斯敏斯特的立法者们就是整个政治国家。[75]1832年的《大改革法案》（Great Reform Act）使富裕的中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这是因为下台已经有半个世纪的辉格党急于确保他们党派的优势。在接下来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辉格党在政府中掌握了权力杠杆，并利用改革来保住它们。然而，扩大选举权和取消安全席位长期以来都是想往上爬的政治家才使用的手段，现在它们迫使政治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后来，选举权的扩大持续削弱了海权在英国公众生活和对海军的政治支持中的关键作用。到1884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政治国家已经忘记了海军力量对海权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促使英国采取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方法。在海军断断续续的支持下，危言耸听的报纸进行煽动，发起了长达40年的宣传运动，使海军力量始终保持在政治议程的首要位置。在伦敦金融城的支持下，这场运动为一个更加民主的时代创造了民粹主义的海军至上思想。[76]但随着20世纪的改革不可阻挡地走向成人普选，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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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57 18世纪的政治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阶层所共有的海权愿景在20世纪没能延续下去，此时选举权的范围扩大了许多，选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经济福祉和福利国家上。古代雅典曾利用民主来产生和维持海权，正如马汉所担心的那样，现代民主被证明不适合维持海权身份和用来取得制海权的海军。1890年，他指出，“无论必要与否，民选政府一般都不喜欢军费开支，而且有迹象表明，英国倾向于放缓步调”[77]。马汉的话反映出了他对美国过度民主的厌恶，这种厌恶也为英国的政治家和舆论塑造者所共有，他们自行看清了现实。除了美国舰队之外的“西方”舰队当前的状态证明了马汉的评价，即民主制度几乎没有给海权留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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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59 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政府差点与英国开战。美国军舰“圣哈辛托”号（San Jacinto）违反国际法，逮捕了英国“特伦特”号（Trent）邮轮上的乘客。英国出动了一支舰队准备攻击纽约，并且禁止对联邦出口印度硝石，硝石是火药的重要成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总统立即做出了让步。这场危机是这一时期英美关系的缩影：英国人通常会在一些小问题上退让，但在事关其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它会迅速采取行动，这些利益中就包括了国际法。[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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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61 内战于1865年结束后，英国观察家承认，美国的力量源于军事和工业动员，而非海军力量，美国海军遭到抛弃更能说明问题。随着美国致力于关闭内部的边疆、开发国内资源和发展工业力量，海军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成了一堆奄奄一息的过时木制炮艇，勉力对抗着智利等拥有更强大舰队的地区强国，以维护美国利益。[79]马汉指挥的就是这些船只中的一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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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63 当英国人努力应对美国军事力量的政治后果，包括围绕亚拉巴马州主权产生的争议时，他们又回到了关于帝国兴衰的老话题上。从19世纪40年代起，他们开始以一种可以被视为具有现代性的形式来使用海权的概念，考察过去的海权国家，如雅典和威尼斯，希望能够避免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美国革命时期雄辩地论述过的那种帝国的“衰落”。[80]就连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学生和殖民地居民都参与了这场讨论。新的“维多利亚时代海洋神话”出现了，把经过简化的过去投射到了现在，作为当前和未来政策的指南。[81]是特拉法尔加战役阻止了法国的入侵，这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神话确保了人们去崇拜而不是审视这场战役。[82]这次又是一位法国人提供了批判性的见解。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一位上承孟德斯鸠的可敬思想家，他在英国的自由主义精英中有许多朋友。1835年，他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预测，俄罗斯和美国将主宰下个世纪。把东方的专制大国与正在崛起的西方共和国配成一对，当作主宰过去和未来的力量，意味着现在是由英国主宰的。[83]《论美国的民主》将影响自由主义思想达数十年之久。[84]在那些对德·托克维尔的预言进行认真思考的人当中，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把帝国的起源追溯到了都铎王朝。[85]通过推翻“关于这个主题所流行的那些纯属通俗、浪漫和幻想的观点”，他试图“清楚地提出需要加以研究的确切问题”。西利对海权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认为，作为帝国，英国比法国更有优势，这反映了岛国所具有的专注海洋和避免卷入代价高昂的欧洲事务的能力。[86]在1883年出版的《英国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一书中，西利和德·托克维尔一样，把身为海权的英国与“巨大的政治集合体”俄罗斯和美国进行了对比，他用这个词指代那些依靠“减少了时间和空间所造成的困难的现代发明”而缔造的帝国。[87]这两个国家都是领土绵延不绝的陆地强国，但“在它们两者之间，还有同样辽阔，但并非绵延不绝，有海洋从各个方向流过其中的大不列颠存在，就像与世界相连的威尼斯一样，它也是以海洋为街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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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65 虽然海权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成果，但它们可能转瞬即逝。尽管雅典和威尼斯辉煌一时，但它们都被更大的陆上强国压垮了。西利认为，只有一个“更大的不列颠”才能与新兴的超级大国竞争。他警告说，认真投入欧洲事务将对大英帝国构成严重威胁，“我们迟早会失去印度，因为欧洲的某些战争迟早会迫使我们撤回英国军队”[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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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67 《英国的扩张》在两年之内售出了8万册，启发了从罗斯伯里伯爵（Lord Roseberry）和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到W.T.斯特德（W.T.Stead）、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和马汉的众多政治家、记者和帝国建设者。[89]西利所使用的这种结合多个学科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预示着现代方法的产生。他谨慎、巧妙地使用海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读者对马汉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大加赞赏，因为通过西利，他们已经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观点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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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69 西利所谓的“更大的不列颠”，即大英帝国各自治领、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为紧密的联系，只是种幻想而已。正如1776年的事件所证明的，把罗马式的绝对统治强加给遍布全球、杂乱无章的岛屿、港口和内陆地区，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用的。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政治家们都还把帝国视为一个需要分担、然后卸下的负担：在让帝国变得文明、稳定和民主之后，他们就会把治理和防务这一代价高昂的任务推给殖民者或当地人。如果说殖民定居点是第一批获得自治权的地方，那么其他殖民地也只要达到必要的政治成熟就可以获得自治。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在20世纪的战争中，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各殖民地自愿提供的援助改变了英国的战略力量。自治领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遗产：无须强迫它们提供支持。与陆地帝国相比，海洋帝国所采用的联邦结构一直较为宽松，像迦太基和北美这样的殖民地都逐渐演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在这两个案例中，把政治权力移交给地方当局都催生了在税收和贸易等关键问题上自治、赋予律师和商人管理城市和省份之权的愿望。试图把罗马式的中央控制强加于普遍具有商业思维的大英帝国，这引发了叛乱。1782年之后，英国人极力避免与当地人的感情产生冲突。英国是新迦太基，而不是新罗马，它缺乏人力、资源和绵延不断的大片领土，无法成为罗马。新罗马的身份被美国占去了。英国人喜欢用罗马帝国的文化语言来维持他们的自我形象，特别是纳尔逊纪念柱和白厅的帝国风格建筑，但他们最关心的是防止新罗马帝国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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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71 即使是倡导只在最低限度内维持大英帝国的人也明白，有些事情必须由中央来加以控制。海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可分割的：必须对其进行集中指挥，并以一支紧密配合的部队来兑现它。为达成此目的，英国认识到，一些关键地点必须由帝国直接加以控制，这些地点包括百慕大、哈利法克斯、直布罗陀、马耳他、毛里求斯、亚丁、开普敦、亭可马里、新加坡和香港。它们有坚固的防御，还有良好的通信设备、干船坞和海军设施，控制着它们使一个海权帝国能够在陆地帝国的周边有效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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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73 约瑟夫·张伯伦试图在对帝国关税的偏好和更紧密的政治联盟基础上，打造一个西利所说的那种凝聚力更强的帝国，但这是没有成功希望的。英国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它利用海外投资收入来为进口提供资金，伦敦金融城主导着世界经济。英国仍然是个准城邦，伦敦则是一个全球性的威尼斯或阿姆斯特丹。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只是一个替代方案。张伯伦的伯明翰无法取代作为主要经济利益来源的伦敦金融城。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1904年发表了强有力的论辩文章《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试图吓唬这个国家，让它把自己的文化从海权转向大陆帝国。[91]他的朋友朱利安·科贝特提出了一种复杂得多的方法，即建立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海洋联邦”，各国共同依靠对海洋的掌控来实现安全和繁荣。科贝特的思想反映了英国独特的海权文化，这种文化可以在无法实行直接统治后把目标转化为维持制海权。美国革命之后，英国把地方自治权给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的殖民地，建立了一个“联邦”，维持着它的是以经济关系和海洋控制为基础的共同利益，而非军事力量。[92]1945年后，由于英国失去了大国地位，这些观念也随之发生演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科贝特所寻求的文化和战略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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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75 关键一点是，英国必须做出明确选择，就像所有海权大国都曾经做过的那样，要么蜕变为一个二流的、以土地和人民为基础的、领土连成一片的“罗马式”陆地帝国，要么竭尽全力去建设一个由港口、海上航线和商业组成的不断扩张的海洋帝国。前一个选项是种普遍的倾向，凸显了人类社会、文化和身份与陆地息息相关的本质特性，第二个则需要以政治和战略逻辑为基础，有意识地去选择变得与众不同。1782年以后，英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建立一个不断扩张的领土帝国上投入太多资源，除了印度。迅速地准许加拿大和澳大拉西亚实行地方自治避免了殖民者发动暴乱，损害占有这些领土对宗主国之价值的局面。此外，对帝国几乎所有职责的防卫都是以制海权战略为基础的。只要控制了海洋，英国就能确保印度的安全，也能向波罗的海投放军队来对抗俄罗斯。[93]靠着攻击美国的贸易和沿海城市可以保住加拿大。[94]法国对英国殖民地——更准确地说，是对英国的流动贸易——所施加的压力可以通过占领法国殖民地、破坏法国的贸易以及对法国海岸进行积极封锁来抵消。这三种手段都是针对经济承受力而实施的有限战争。英国无意摧毁任何竞争对手，它只想独占全球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和红利。[95]帝国在东方的领土——从亚丁到香港——构成了一道弧线，帝国靠着印度的军队和资源来维持它，即使在那个时代，帝国也缺乏可资调遣的陆军兵力来从事一场严重的陆上冲突。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暴露了这些局限性，就像叙拉古暴露了雅典的局限性一样。1902年之后，与日本结盟以及与法国、俄罗斯改善关系取代了对陆军进行全面改革的企图，这绝非偶然。这些协议使英国能够集中精力来解决爱德华七世时代最为严重的短期问题——德意志帝国的霸权野心。德国和过去那些一开始就抱有称霸欲望的欧洲强国一样，很快就发现英国会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这种野心。法国与俄罗斯在1815年到1904年间是帝国最大的两个威胁，自1892年以来也是它的两个盟友，这些暂时性的联系是英国为了让德国人接近不了斯凯尔特河河口而付出的代价，但是，就像经过重新部署的皇家海军重新回到欧洲水域一样，这些联系并没有反映出任何具有永久性的东西。皇家海军的重新部署使一些人回想起了罗马军团被召回的历史，但事情并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它也不是帝国终结的预兆[96]。英国的思想家们已经在设计一种更为开放的帝国结构，在这一结构里，政治权力被移交给了自治领。爱尔兰仍然是个问题，但在欧洲的战争行将爆发之际——这迫使英国去面对引发这个世纪第一场全球战争的那些经济和外交问题——这个问题也快要得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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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77 1890年到1914年间，英国政府把民众当中的海军至上主义提升到了一个自从伯里克利时代以来前所未见的高度，并以此来对抗德意志帝国日益壮大的海军力量。[97]英国的海权被动员起来，是为了阻止这个新近崛起的大国寻求称霸大陆的野心，而不是与它一决雌雄。[98]它与拿破仑帝国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令人担忧的，尤其是它那大规模的海军建设，其目的是在德国控制欧洲并为计划的下一阶段奠定基础时把英国挡在欧洲之外。只有在皇家海军毁灭之后，世界强国（Weltmacht）才能实现。英国舰队的规模越大，德国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就越小。1890年以后，海权作为公众娱乐的惊人发展表明，在减税、养老金和福利金问题分散选民注意力的情况下，有必要让不断扩大的选民群体理解这一信息。在维多利亚时代结束时，海权的成本呈指数级增长，这使人们对该计划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并鼓励英国努力从帝国和自治领那里获取支持。然而，英国还面临着另一个威胁，那就是美国的力量和野心。德国已然有成为欧洲霸主之势，而美国已经是美洲的霸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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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79 在19世纪末，英国和美国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虽说它们共同的经济利益总是大过政治分歧。它们没有必须一战的理由，但它们在贸易和影响力上的差异越来越大。为此，美国终于在19世纪90年代重建了海军。[99]“新”组建的美国海军是“罗马式”的，服务于一个大陆大国的利益。与罗马海军一样，它也是为了赢得战争和投送陆军部队而建造的，不是用来执行保护贸易安全这种“旧”式的海军使命。[100]在接下来的50年里，西边这个原生的罗马式共和国利用战斗舰队和经济压力来挑战不列颠这个“迦太基式”的海权。美国海军通过把重点放在大陆陆军式的“决战”概念上，在规模和战斗力两方面上接近了皇家海军。美国国会的习惯加强了这种做法的地位，它经常会从预算中把较小的项目削减掉。这支“新”海军从来就不是一支海权海军，因为海洋早已不再是美国经济、国家或文化的中心，而且它也缺乏必要的贸易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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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81 1898年，美国用海军把西班牙人赶出了古巴，确保了它对加勒比海地区的控制。英国减少了在该地区部署的海军，让美国来负责该地区的治安。这种做法很有典型性：只要能保证英国的航运安全，政府就乐于削减成本、转移资源，以应对其他挑战。与此同时，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在亚洲建立了一个帝国。在这里，皇家海军确保了让美国而不是德国来继承昔日的西班牙帝国。在吞并夏威夷之后，美国的领土横跨太平洋，一直延伸到了亚洲，它的干涉主义倾向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令中国和日本惊愕不已。实际上，英国和美国开始把它们的战略性制海权结合起来，英国把欧洲地区的主要责任扛了起来，帮助美国应对来自德国和俄罗斯的潜在挑战。作为回报，美国确保了西半球的安全，并在亚洲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马汉认为这种伙伴关系对美国的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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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83 这种两国拥有共同未来的判断使马汉忽视了1897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上美国政府对其代表团的指示，该指示维持了美国削弱或终结制海权之战略意义的旧立场。按照马汉的预判，美国在20世纪需要这些工具，它会与英国结盟来对抗日益崛起的陆上强国德国。美国需要与英国合作，即使它没有分享英国的海权文化。[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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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85 1914年8月，英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想要把德国军队从明显可以当作入侵英国之基地的比利时赶出去，并阻止德国支配欧洲大陆。这两个目标都对维持英国的全球地位至关重要，但它们并不是攸关英国存亡的。英国挺过了拿破仑对欧洲的征服，也经受住了他的海军从斯凯尔特河上发起的威胁。英国的战略以近两个世纪得来不易的经验为基础，像往常一样，起初它把重点放在海洋控制和商业上，打算再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消耗战。海权、补给和资金将会是主要作战工具：对欧洲的任何军事承诺都将受到严格限制。然而，1914年的政治家们听任这种承诺从有限走向无限，给本来就很紧张的战时经济增加了前所未有的负担，同时还要求自治领和殖民地提供更多的人力。1914年至1918年间，欧洲盟国和帝国的支持使英国在阻止威廉二世建立霸权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这个海权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把自己的“侧腹”暴露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竞争对手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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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87 1916年，为了在欧洲取得胜利，英国决定征召大批士兵加入大陆军，此举毁掉了英国海权国家。[102]为了支持一场还有选择余地的欧洲战争，全球力量和国内基地之间的长期联系被切断了。在1797年、1803年和1807年时，英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并始终坚持了海权模式、制海权战略、经济战和全球安全。1916年的决定是现代的西西里远征，自此以后，英国就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海权国家了。英国对一战的记忆比其他任何战争都深刻，因为这是它第一次以一个陆军大国的身份采取行动，而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人员伤亡摧毁了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自信。索姆河和帕斯尚尔改变了英国：大规模的军事参与和前所未有的损失使英国人原本不怎么关心的陆军变成了一个能够挑战皇家海军至高无上地位的国家机构。虽然这让英国的将军们和法国的政治家们称心如意，但它摧毁了一个大国。1688年到1713年间荷兰所做的战争努力与1917年到1945年间英国所做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案例中，过于强大的盟国都以金钱和资源迫使较弱小的伙伴退出了大国行列。这两个大国都是通过陆地战争从经济走向了破灭：它们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未来。它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英国把制海权交给了美国，而美国并不是一个海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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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89 为了资助它的战争努力，英国抛售了它在海外的投资，纽约的贷款被收回，来之不易的海外市场也被牺牲了，承担大陆性的军事责任总是会对海权国家造成损害。打一场这样的战争就够糟糕的了，更不用说在30年之内打了两场，这使英国无法保持它的大国地位。到1945年时，它已经没有资金、基地和资源来控制海洋了，就像身为岛国的英国从荷兰人手里抢走了对海洋的控制权一样，美国人利用大西洋和太平洋所提供的战略纵深来观察发生在欧洲的事件，并耐心等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把英国视为一个需要在战略和经济上击败的对手，虽说它选择以财政工具来达成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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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91 1914年，美国决定保持中立，继续与英国、法国和德国进行贸易。尽管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政府认为德国军国主义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它同样也下定了决心要终结英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并削弱那支控制海洋的过于强大的海军。这些工具威胁着美国的商业扩张，英国的经济战阻止了美国对德意志帝国的出口证明了这个事实。为了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为了创造一个能让美国资本主义安全发展的世界，威尔逊开始削弱英国的战略力量。海权国家的终结是这一决定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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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93 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当时德国试图煽动墨西哥，让它夺回19世纪40年代被美国占去的领土。美国的参战强化了英国的经济战，而美国军队造成的威胁也对战争于1918年末结束有帮助。德国战败后，威尔逊将和谈进程视为抨击英国立场的一个机会，他打算利用美国1916年和1918年制定的大规模海军建设计划来迫使英国放弃稽查中立国船只和对敌对势力实行封锁的主张。根据这些计划，在美国要建造的军舰中，最大的是6艘战列巡洋舰，它们的名字分别是“列克星敦”号（Lexington）、“萨拉托加”号（Saratoga）、“突击者”号（Ranger）、“宪法”号（Constitution）、“合众国”号（United States）和“星座”号（Constellation），其中有两个名字来自美国对英国的军事胜利，有三个名字来自曾捕获过英国船只的舰船，还有一个来自第一艘从一个大国——这里指的是法国——那里俘获了同级别船只的美国军舰。[103]选择这些名字并非偶然：它们反映了威尔逊及其继任者们的意图。美国把海军力量最大化以制衡英国，威胁要以一场昂贵的军备竞赛来争夺海洋的控制权。这种公然的敌意贯穿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1942年之前，美国订购的每一艘航空母舰都使用了一个带有反英意味的名字。这一选择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在美国军舰中，只有航空母舰不是由国会来赋予一个乏味的、陆地性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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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95 1919年，威尔逊把他的意图带到了欧洲，引发了一场英美之间的“巴黎海战”，导致两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关系恶化。在打倒了德国“军国主义”之后，威尔逊决心结束英国的海军至上主义——这是产生于柏林的一种粗糙的刻板印象，主要源于拿破仑的言辞，制造这种印象的目的是把美国的注意力从德国发动战争和犯下战争罪行的事实上引开，这些罪行包括在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虐待平民和不加警告就击沉商船。威尔逊想消除一切阻碍美国资本获胜和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障碍。[104]他依靠的是海军建设和粗暴的经济杠杆。1914年，英国对美国进行了大量投资；到1919年，经济平衡已经逆转。美国从保持中立中获益匪浅；英国则因战争物资和在纽约市场上筹集贷款来支援法国和俄罗斯而欠了美国的债。威尔逊认为英国不会冒引发海军军备竞赛的风险，对一位大陆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假设。但他错了：英国不认为海权是个可以凭逻辑来计算的问题。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揭穿了威尔逊的虚张声势，他指出，签字同意放弃封锁权的首相在几小时之内就会被赶下台。威尔逊先是闪烁其词，接着又接受英国加入他的“国际联盟”计划，以此作为挽回面子的退路。他所使用的这个名词实际上来自海权理论家朱利安·科贝特为海军部撰写的一份备忘录。科贝特认为，一旦威尔逊的联盟建立起来，海上交战权问题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尽管威尔逊会否认英国人对他的思想有任何影响，但这种说法可能会被驳回。[105]英国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仍然保持着海上强国的地位和海权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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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97 1922年的《华盛顿条约》（Washington Treaty）避免了爆发一场把日本也卷进来的大规模海军军备竞赛的可能性，该条约把全世界的海军力量限制在了一个符合美国而非英国意愿的水平线上。这个较低的水平表明，美国国会不愿意提供资金。[106]美国既不需要也不想要一支全球性的海洋控制海军，但它最担心的是，英国不应该有这样一支舰队。通过削减英国海军力量的规模，华盛顿会议降低了1922年到1941年间海军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分量和外交影响。对一个依赖全球贸易的海权来说，这一弱化是显而易见的。在1927年于日内瓦和1930年于伦敦举行的后续限制军备会议上，英国竭力要求拥有更多的巡洋舰来保护它的贸易。美国人无视了这一主张，因为他们不想把钱花在造船来保护本来就不存在的航运上。美国的巡洋舰是为了舰队战而建造的，而英国则依靠它们来控制海上航线。对美国来说，“首屈一指的海军”既是用来刺激国内消费的政治口号，也是用来制衡英国的外交工具。20世纪30年代末，作为“新政”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又开始建设海军，以降低国内的失业率。这个选择反映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个人兴趣。作为威尔逊政府的海军助理部长，他完成了威尔逊摧毁最后一个海权国家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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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99 虽然英美两国在这一时期避免了公开冲突，但它们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两个国家在文化、利益和观念上的深刻差异，当法西斯、共产党和日本帝国攻击它们的邻国时，这种分歧严重削弱了民主国家。直到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美国才承认了问题的严重性。作为回应，它向英国提供了刚好够用的资金、军火和机器，让英国能够继续进行战争，同时又剥夺了对英国来说至关重要的经济和战略资产，以确保英国无法复原。[107]这种在意识形态上对英国帝国主义感到担忧的情绪可以一直追溯到托马斯·杰斐逊身上，它使美国人对更严重的危险视而不见。罗斯福没能理解苏俄对美国构成的战略威胁。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终于卷入了这场战争。到此时为止，皇家海军已经打了30个月的全球战争，确保了关键的海上航线。[108]一旦参战，美国海军就导致了一个“军工联合体”和长期采购计划的诞生，在政治上很难对它们叫停。[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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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101 到1945年，美国海军已经超过了皇家海军，单枪匹马地赢得了太平洋海战。然而，靠海军取胜总是种有限的手段，对高度大陆化的美国国家来说太有限了。美国希望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在海陆两个战场上取得胜利。当罗马与迦太基交战时，在海上取胜只是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和“无条件”投降的前奏。1944年，一支庞大的美国军队在欧洲登陆，与苏联军队一起彻底地打败了德国。美国陆军还计划以同样的方式侵入日本，但这一计划最终被一种更为“全面”的新战争方式所取代。美国陆军航空部队未能通过常规的战略轰炸打败日本，然而，原子弹使陆基航空兵变成了一种决定性的武器。美国用投下原子弹的方法实现了罗马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通过攻城所取得的成果。关于是否有“必要”使用这种武器的持续争论暴露了“全面”战争这种大陆式的军事概念和“有限”战争这种海权概念之间的根本性战略对立。是否有可能通过海上封锁迫使日本投降并不重要：美国必须用压倒性的陆基力量打出致命一击来取胜。通过制海权来获取胜利需要耐心和妥协，而实行民主制的美国在文化上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压倒性的力量会鼓励人们采取不加限制的手段，尤其是罗斯福出于政治动机提出的“无条件投降”口号，它确保了战争变成一场毁灭。大多数战争都是以谈判告终的，但罗斯福治下的美国就像古罗马和拿破仑治下的法国一样，更喜欢简单粗暴地向垂死的国家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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