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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英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想要把德国军队从明显可以当作入侵英国之基地的比利时赶出去，并阻止德国支配欧洲大陆。这两个目标都对维持英国的全球地位至关重要，但它们并不是攸关英国存亡的。英国挺过了拿破仑对欧洲的征服，也经受住了他的海军从斯凯尔特河上发起的威胁。英国的战略以近两个世纪得来不易的经验为基础，像往常一样，起初它把重点放在海洋控制和商业上，打算再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消耗战。海权、补给和资金将会是主要作战工具：对欧洲的任何军事承诺都将受到严格限制。然而，1914年的政治家们听任这种承诺从有限走向无限，给本来就很紧张的战时经济增加了前所未有的负担，同时还要求自治领和殖民地提供更多的人力。1914年至1918年间，欧洲盟国和帝国的支持使英国在阻止威廉二世建立霸权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这个海权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把自己的“侧腹”暴露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竞争对手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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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为了在欧洲取得胜利，英国决定征召大批士兵加入大陆军，此举毁掉了英国海权国家。[102]为了支持一场还有选择余地的欧洲战争，全球力量和国内基地之间的长期联系被切断了。在1797年、1803年和1807年时，英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并始终坚持了海权模式、制海权战略、经济战和全球安全。1916年的决定是现代的西西里远征，自此以后，英国就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海权国家了。英国对一战的记忆比其他任何战争都深刻，因为这是它第一次以一个陆军大国的身份采取行动，而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人员伤亡摧毁了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自信。索姆河和帕斯尚尔改变了英国：大规模的军事参与和前所未有的损失使英国人原本不怎么关心的陆军变成了一个能够挑战皇家海军至高无上地位的国家机构。虽然这让英国的将军们和法国的政治家们称心如意，但它摧毁了一个大国。1688年到1713年间荷兰所做的战争努力与1917年到1945年间英国所做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案例中，过于强大的盟国都以金钱和资源迫使较弱小的伙伴退出了大国行列。这两个大国都是通过陆地战争从经济走向了破灭：它们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未来。它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英国把制海权交给了美国，而美国并不是一个海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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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资助它的战争努力，英国抛售了它在海外的投资，纽约的贷款被收回，来之不易的海外市场也被牺牲了，承担大陆性的军事责任总是会对海权国家造成损害。打一场这样的战争就够糟糕的了，更不用说在30年之内打了两场，这使英国无法保持它的大国地位。到1945年时，它已经没有资金、基地和资源来控制海洋了，就像身为岛国的英国从荷兰人手里抢走了对海洋的控制权一样，美国人利用大西洋和太平洋所提供的战略纵深来观察发生在欧洲的事件，并耐心等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把英国视为一个需要在战略和经济上击败的对手，虽说它选择以财政工具来达成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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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美国决定保持中立，继续与英国、法国和德国进行贸易。尽管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政府认为德国军国主义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它同样也下定了决心要终结英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并削弱那支控制海洋的过于强大的海军。这些工具威胁着美国的商业扩张，英国的经济战阻止了美国对德意志帝国的出口证明了这个事实。为了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为了创造一个能让美国资本主义安全发展的世界，威尔逊开始削弱英国的战略力量。海权国家的终结是这一决定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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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当时德国试图煽动墨西哥，让它夺回19世纪40年代被美国占去的领土。美国的参战强化了英国的经济战，而美国军队造成的威胁也对战争于1918年末结束有帮助。德国战败后，威尔逊将和谈进程视为抨击英国立场的一个机会，他打算利用美国1916年和1918年制定的大规模海军建设计划来迫使英国放弃稽查中立国船只和对敌对势力实行封锁的主张。根据这些计划，在美国要建造的军舰中，最大的是6艘战列巡洋舰，它们的名字分别是“列克星敦”号（Lexington）、“萨拉托加”号（Saratoga）、“突击者”号（Ranger）、“宪法”号（Constitution）、“合众国”号（United States）和“星座”号（Constellation），其中有两个名字来自美国对英国的军事胜利，有三个名字来自曾捕获过英国船只的舰船，还有一个来自第一艘从一个大国——这里指的是法国——那里俘获了同级别船只的美国军舰。[103]选择这些名字并非偶然：它们反映了威尔逊及其继任者们的意图。美国把海军力量最大化以制衡英国，威胁要以一场昂贵的军备竞赛来争夺海洋的控制权。这种公然的敌意贯穿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1942年之前，美国订购的每一艘航空母舰都使用了一个带有反英意味的名字。这一选择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在美国军舰中，只有航空母舰不是由国会来赋予一个乏味的、陆地性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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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威尔逊把他的意图带到了欧洲，引发了一场英美之间的“巴黎海战”，导致两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关系恶化。在打倒了德国“军国主义”之后，威尔逊决心结束英国的海军至上主义——这是产生于柏林的一种粗糙的刻板印象，主要源于拿破仑的言辞，制造这种印象的目的是把美国的注意力从德国发动战争和犯下战争罪行的事实上引开，这些罪行包括在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虐待平民和不加警告就击沉商船。威尔逊想消除一切阻碍美国资本获胜和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障碍。[104]他依靠的是海军建设和粗暴的经济杠杆。1914年，英国对美国进行了大量投资；到1919年，经济平衡已经逆转。美国从保持中立中获益匪浅；英国则因战争物资和在纽约市场上筹集贷款来支援法国和俄罗斯而欠了美国的债。威尔逊认为英国不会冒引发海军军备竞赛的风险，对一位大陆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假设。但他错了：英国不认为海权是个可以凭逻辑来计算的问题。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揭穿了威尔逊的虚张声势，他指出，签字同意放弃封锁权的首相在几小时之内就会被赶下台。威尔逊先是闪烁其词，接着又接受英国加入他的“国际联盟”计划，以此作为挽回面子的退路。他所使用的这个名词实际上来自海权理论家朱利安·科贝特为海军部撰写的一份备忘录。科贝特认为，一旦威尔逊的联盟建立起来，海上交战权问题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尽管威尔逊会否认英国人对他的思想有任何影响，但这种说法可能会被驳回。[105]英国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仍然保持着海上强国的地位和海权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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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的《华盛顿条约》（Washington Treaty）避免了爆发一场把日本也卷进来的大规模海军军备竞赛的可能性，该条约把全世界的海军力量限制在了一个符合美国而非英国意愿的水平线上。这个较低的水平表明，美国国会不愿意提供资金。[106]美国既不需要也不想要一支全球性的海洋控制海军，但它最担心的是，英国不应该有这样一支舰队。通过削减英国海军力量的规模，华盛顿会议降低了1922年到1941年间海军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分量和外交影响。对一个依赖全球贸易的海权来说，这一弱化是显而易见的。在1927年于日内瓦和1930年于伦敦举行的后续限制军备会议上，英国竭力要求拥有更多的巡洋舰来保护它的贸易。美国人无视了这一主张，因为他们不想把钱花在造船来保护本来就不存在的航运上。美国的巡洋舰是为了舰队战而建造的，而英国则依靠它们来控制海上航线。对美国来说，“首屈一指的海军”既是用来刺激国内消费的政治口号，也是用来制衡英国的外交工具。20世纪30年代末，作为“新政”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又开始建设海军，以降低国内的失业率。这个选择反映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个人兴趣。作为威尔逊政府的海军助理部长，他完成了威尔逊摧毁最后一个海权国家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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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美两国在这一时期避免了公开冲突，但它们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两个国家在文化、利益和观念上的深刻差异，当法西斯、共产党和日本帝国攻击它们的邻国时，这种分歧严重削弱了民主国家。直到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美国才承认了问题的严重性。作为回应，它向英国提供了刚好够用的资金、军火和机器，让英国能够继续进行战争，同时又剥夺了对英国来说至关重要的经济和战略资产，以确保英国无法复原。[107]这种在意识形态上对英国帝国主义感到担忧的情绪可以一直追溯到托马斯·杰斐逊身上，它使美国人对更严重的危险视而不见。罗斯福没能理解苏俄对美国构成的战略威胁。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终于卷入了这场战争。到此时为止，皇家海军已经打了30个月的全球战争，确保了关键的海上航线。[108]一旦参战，美国海军就导致了一个“军工联合体”和长期采购计划的诞生，在政治上很难对它们叫停。[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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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5年，美国海军已经超过了皇家海军，单枪匹马地赢得了太平洋海战。然而，靠海军取胜总是种有限的手段，对高度大陆化的美国国家来说太有限了。美国希望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在海陆两个战场上取得胜利。当罗马与迦太基交战时，在海上取胜只是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和“无条件”投降的前奏。1944年，一支庞大的美国军队在欧洲登陆，与苏联军队一起彻底地打败了德国。美国陆军还计划以同样的方式侵入日本，但这一计划最终被一种更为“全面”的新战争方式所取代。美国陆军航空部队未能通过常规的战略轰炸打败日本，然而，原子弹使陆基航空兵变成了一种决定性的武器。美国用投下原子弹的方法实现了罗马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通过攻城所取得的成果。关于是否有“必要”使用这种武器的持续争论暴露了“全面”战争这种大陆式的军事概念和“有限”战争这种海权概念之间的根本性战略对立。是否有可能通过海上封锁迫使日本投降并不重要：美国必须用压倒性的陆基力量打出致命一击来取胜。通过制海权来获取胜利需要耐心和妥协，而实行民主制的美国在文化上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压倒性的力量会鼓励人们采取不加限制的手段，尤其是罗斯福出于政治动机提出的“无条件投降”口号，它确保了战争变成一场毁灭。大多数战争都是以谈判告终的，但罗斯福治下的美国就像古罗马和拿破仑治下的法国一样，更喜欢简单粗暴地向垂死的国家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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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战争结束，这种隐含的事实就会变得显而易见。1947年，美国陆军航空部队成了一个独立的军种，致力于以战略核轰炸来实现全面战争这种现代概念。然后，它与它的母军种陆军联合起来，摧毁了作为一支作战部队的海军，这可能是对海军战时大规模建设计划的回应。空军将接管所有航空兵，而陆军则可以得到海军陆战队。[110]在缺乏强大的海军对手的情况下，美国无法找到一个战略概念来证明海军是有用的：保护海上航线和贸易算不上理由。由新成立的国防部所推动的反海军计划到1950年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它是场“有限的”战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场海上战争——拯救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就像冷战给了美国一个可以对抗的敌人一样。苏联舰队的崛起激起了一场和平时期的海军建设，其规模前所未有，美国把这场建设一直维持到了今天，它自那时起一直控制着海洋，所拥有的海军力量超过了其他所有海军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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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之后，英国不再是一个战略性的海上强国了。这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的战时政策确保了英国会以彻底破产的状态结束战争，并迅速失去对帝国体系的控制，而这个帝国体系维持了它的远洋海军并为其提供了存在理由。与此同时，英国人也不再向自己讲述那些历史悠久的海权故事，它们是坚实的事实和鳞次栉比的著名建筑的强大基础，就是它们塑造和维持了英国自都铎王朝以来的海权文化和身份。英国评论家们没有探讨1939年到1945年间发生的事情的真相，而是退回到对战时灾难做寓言式解读上，把“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的沉没和新加坡海军基地的陷落当作虚弱和失败的象征。这种损失在武装冲突中其实是很常见的。1782年“皇家乔治”号战舰的沉没和米诺卡（Minorca）要塞的失陷也是灾难性的，而其战略影响同样有限。大多数分析人士承认，1939年到1945年间，皇家海军的表现非常出色，英国并没有在战争中被打败：使它屈服的是对海权的战略要害所进行的压倒性经济攻击，这些要害在17世纪9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美国人借给它的金钱和物资都带有精心设计的附加条件，英国决策者承认美国将是具有支配地位的海军强国，因为英国没有钱与其竞争，而且，没有帝国，他们也没有非要跟美国竞争的理由。此外，美国不会对英国的生存造成威胁，相反，它可以保护英国的海上商路。英国动用其最后的外交信誉和资源，促使美国做出了有约束力的承诺，答应保护西欧免受苏联迫在眉睫的威胁，于1948年成立了北约。即使只是在名义上，这也确保了“制海权”这把三叉戟被移交给了一个西方民主国家联盟，是这个联盟保护了这些国家的安全，而不是一个遥远的、有可能奉行孤立主义的大陆超级大国，它也许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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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教训。1956年，英法两国试图从埃及新成立的民族主义政府手里夺回它们共同拥有的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但由于美国的经济压力，这一企图破灭了。而就在50年前，美国为了建造另一条大型跨地峡运河，单方面建立了一个新国家。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幻想，即英国还有可能保留它10年前曾行使过的全球权力的一部分。英国决策者匆忙放弃了对“苏伊士以东”的投入，并削减了海军采购。如果美国阻止英国用海军来维护其国家利益，那拥有海军就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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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以后，西方的制海权被削减为中等规模的海洋国家所做出的集体努力，这些国家都受到美国那纯属大陆性的意图控制。尽管有苏伊士运河危机，英国在美国领导的联盟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这两个强国一致认为，苏联威胁到了它们的利益。皇家海军专注于执行海上强国的传统任务——保护贸易和海洋安全，而美国海军则专注于海战和投送军队，这是大陆国家海军的“军事”使命。20世纪70年代初，衰落、摇摇欲坠的后帝国时代的英国抛弃了自己的历史，抛弃了把英联邦中拥有各种文化传统的英国人联系起来的深厚文化和家庭纽带，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是一个大陆性的保护主义团体，有着与英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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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国经济的复苏，英欧关系中的裂痕不断加深。英国希望能够自由地在世界范围内运作，并保留其独特的机构，而欧洲则敦促它融入欧洲，人们将此与19世纪德国通过建立关税同盟走向统一相提并论是难以避免的。英国不肯使用欧元，不加入免护照自由通行区，最终拒绝了欧洲一体化的政治计划，当今的欧盟就是通过这个计划形成的。在英国退欧的喧嚣之下，隐藏着一些显著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可以追溯到亨利八世拒绝欧洲的控制（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以及一个全球帝国的建立。英国还是与众不同的，因为经过精心设计的海权身份在接纳另一种欧洲身份的尝试中幸存下来了，在这种欧洲身份里，百年战争比海洋帝国的遗产（如英联邦）更重要，比数百万具有帝国或后帝国时代传统的人在现代英国的存在更重要，比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和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111]都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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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与威尼斯和荷兰一样，对衰落的过程进行了控制。这些国家一旦失去自己的帝国，它们就太过虚弱，无力维持使它们成为大国的优势海军。雅典和迦太基只是在导致帝国灭亡之失败的性质上有所不同。把海军霸权移交给美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痛苦，因为尽管这两个国家对全世界的海洋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但意识形态的协同确保了它们不会对彼此构成攸关存亡的威胁。破产的英国没有经过多少挣扎就放弃了海军霸权，因为这一霸权被交给了一个以它通常——虽然确切地说，并不总是——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使用它的强国。最后一个海权大国就这样离开了国际舞台。此后的世界属于超级大国，它们是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也是自给自足的军事帝国，它们关注的是陆上、空中和宇宙空间里的力量。在冷战时期，海洋扮演的是一个边缘化的战略角色，是一个需要确保的“侧翼”和一条需要保护的补给线。尽管当代的美国拥有庞大的作战海军，但它是按照陆地强国的模式来思考和行动的，英国则并非如此。这种至关重要的区别有助于解释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接受了“相对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事实，走上了旧日的海权曾经走过的道路，同时把全球权力的重担转交给了美国。最终的权力转移发生在一个由三次全球性冲突所主导的世纪中叶，在这些冲突中，德国和苏联所造成的生存威胁使英国和美国的利益相互一致。这些威胁来自大陆，而不是海洋。在对抗潜在的霸权国家时，英国需要大陆上的联盟伙伴来承担军事负担。美国将是最后一个这样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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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海军力量仍在边缘地带发挥着重要作用。1982年，美国的支持使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中占据了明显优势。当欧洲“盟国”拒绝提供炮弹时，美国介入，向英国提供了空对空导弹、外交掩护等。作为回报，英国同意不把阿根廷打得太惨。1991年，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时，只有皇家海军和美国人一起作战，这是一段深刻、长期的联系和交叉训练的明确标志。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贸易的繁荣，全球的平衡又重新倒向了海洋，这使得控制海上交通在今天和以往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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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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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过程足以成为一个全面研究的主题，在本书中只能进行概述。G.O’Hara,Britain and the Sea since 1600,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10,and J.Scott,When the Waves Ruled Britannia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1500–180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这两本书对近50年来，在英国人有关战争、政策和身份方面的写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以欧洲大陆为中心的方法提出了重要的、独特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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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F.Warner,ed.,The 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ye,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6,p.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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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71年，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六世被约克家族的爱德华四世杀死，兰开斯特家族的继承人亨利七世被迫流亡法国，1485年8月，他在法国资助下渡海入侵英格兰，击败了爱德华四世之弟理查三世，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又娶了爱德华四世的女儿，使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合并，开创了都铎王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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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Thurley,‘The Vanishing Architecture of the River Thames’,in S.Doran and R.Blyth,eds.,Royal River
:Power,Pageantry and the Thames,Greenwich
:Royal Museums,2012,pp.2025,所引内容位于第20页。关于皇家造船厂建筑的纪念性，请参见：J.G.Coad,The Royal Dockyards 1690–1850,Aldershot
:Scolar Press,1989,and D.Evans,Building the Steam Navy
:Dockyards,Technology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Victorian Battlefl eet,1830–1906,London
:Conway,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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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Lupher，Romans in a New World
:Classical Models in Sixteenth-Century Spanish America,Ann Arbor,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pp.17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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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Sureda,The Golden Age of Spain,New York
:Vendome Press,2008,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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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142085e+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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