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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國傳統文化而言，以我之觀察，由於儒家思想長期處於主導地位，因而從習慣看，比較重視人的道德評價，而輕視人的功利追求。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缺失。應當承認，作爲一個有文化、有素養的現代人，既應會做人，又應會做事，才算是一個標準的完善的人，缺了任何一面，都會變成畸形；同樣，就一個國家而論，既重視發揮人們的道德良知，又注重挖掘人們的智力潛能，這個國家才會變得生機勃勃，前景光明，也才會永立不敗之地。單有前者或後者，均難以成功。早在四百多年前，我國明代思想家李贄（1527—1602）就建議把“七書”（《武經七書》）和“六經”（儒家經典《詩》、《書》、《易》、《禮》、《樂》、《春秋》）結合起來，教導天下萬世子民，實現富國强兵。七十多年前，胡適也盛讚墨家學派的倡導者墨子，説他在中國古代是一位了不起的學者兼實行家，之所以了不起，是因爲墨子不但重人格，重品德，更重實利，重實用，如他認爲打糧食能吃，蓋房子能住，這些都關係到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又説墨家所提倡的興天下之利就是“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墨子·尚賢下》），説到底，也是爲富國富民，並主張人的道德修養和人的能力與技巧應結合起來。當我們今天重讀《孫子兵法》時，不妨謹記這些教誨，以便正確評價這部兵法在中國思想史以及在當今現實生活中的位置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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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體例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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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對全書體例做一個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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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正文以中華書局上海所1961年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孫子》（該本爲吉天保輯宋刊本。此本明代刻入《道藏》即南藏，涵芬樓於民國初年予以影印，是爲通行《道藏》本）爲底本進行注釋。另以《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作參校本。凡兩者有重要出入之處，則在相關校注中説明，供讀者參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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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書選用清代著名經學家孫星衍之《孫子十家注》爲參校本。此書據《岱南閣叢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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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書設有“辨證”和“疏解”兩項。前者是對書中個别重要的概念與判斷以及學界的不同見解作適當評斷，後者是對注文中某些要點作展開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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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書在做注時，凡引用《宋本十一家注孫子》中各家注釋時，不再注明出處，只標《十一家注》。注文中參考與吸收了《武經七書·孫子》等的相關内容，以及歷代注者的有關成果，同時也有本人研究所得。鑒於有關《孫子》的注本大多止於《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對宋代以後的學術研究成果鮮有涉及（清代孫星衍《孫子十家注》除外），本書在注釋時，則適當引用了明代學者劉寅《孫武子直解》（明成化二十二年刊本）與趙本學《孫子書校解引類》（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隆慶二年刊本）研究《孫子》的有關成果，補此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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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本書的注文中，徵引的幾種《孫子》書目，皆用簡稱，即：《宋本十一家注孫子》稱《十一家注》，《武經七書》稱《武經》本，《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稱《竹簡》本，孫星衍《孫子十家注》稱孫校本，劉寅《孫武子直解》稱劉寅本，趙本學《孫子書校解引類》稱趙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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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裏存“完奔齊，以國爲姓，既而食邑於田，又爲田氏”的記載。按：此説在學界多有歧見，因史料無確證，暫存前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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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孫武此時的年齡，學者有多重推敲，因無史料確切記載，故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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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斷愈主編《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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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穆志超《孫子學文存》，白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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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穆志超《孫子學文存》，第219—2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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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美〉塞繆爾·B·格里菲思《孫子兵法——美國人的解讀》之“序”，育委譯，學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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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新注 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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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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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本義爲計算，《説文》：“計，會也，算也，從言從十。”此處之計應爲計畫和估算，即指：未戰之前，能從敵對雙方的政治、經濟、天時、地利以及將帥才能等條件的估算、分析和對比中，對戰爭發展進程與結局進行預測，作出合乎實際之戰略性决策。所謂“算無遺策，計出萬全”即指此。《管子·七法》有言：“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於内，然後兵出乎境。”又云：“剛柔也，輕重也，實虚也，多少也，謂之計數。”曹操注：“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十一家注》）都印證了戰略决策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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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曰[1]：兵[2]者，國之大事[3]，死生之地，存亡之道[4]，不可不察[5]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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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經之以五事[6]，校之以計而索其情[7]：一曰道[8]，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9]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10]。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11]。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12]。將者，智、信、仁、勇、嚴也[13]。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14]。凡此五者，將莫不聞[15]，知[16]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17]將孰有能[18]？天地孰得[19]？法令孰行[20]？兵衆孰强[21]？士卒孰練[22]？賞罰孰明[23]？吾以此知勝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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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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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孰有道”中的“道”，《孫子》自解爲“令民與上同意”，亦即使下屬與民衆同君主的意願相一致；至於何以能一致，則解讀不一。杜牧注：“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張預注：“先校二國之君，誰有恩信之道。”舉出如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以爲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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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爲，一場戰爭之進行，須獲下屬與基層民衆發自内心之支持，善於選人和用人固爲其選項，但更重要的是國家在政治、經濟兩方面處置妥當，並走上軌道，也就是前面説的行“德政”。《孫臏兵法·威王問》中，舉出“威王問九”、“田忌問七”，認爲兩人之所問只近於知“兵”，而“未達於道”。如何“達於道”？照孫臏言，一是取信於民，即修明政治，二是經濟和軍事實力準備充分。（“吾聞素信者昌，立義……用兵無備者傷。”）總之，是政治和經濟均屬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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