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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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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戰而屈人之兵”中之“不”，學界有兩解，一解爲“不”，即不必動用武力（而使對方屈服）；另一解，“不”解爲“未”，即未曾動用武力（備而不用，同樣使對方屈服）（見穆志超《孫子學文存》，白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268頁）。從字面説，一解與二解似有别，但究孫子的原意，差别甚微。因爲，一解之“不”並非完全排除武力或武力準備；反之，二解之“未”，也是以武力作後盾，也不排除武力或武力準備，只是暫時不加動用。由是可知，孫子説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既非排除武力的和平主義，又非不講成本、不計代價的冒險主義。當時之所以如是觀，也同生産力水準低下，戰爭的消耗使人們難以承受有關，如《管子·參患》坦言：大體説來，三次驚擾敵人相當於一次出征，三次出征相當於一次包圍，三次包圍相當於一次作戰。由此計算一年之出兵征伐，要耗盡十年的積蓄；一次戰役的費用，多年的積累就用完了（“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積蓄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其中説的“驚”爲驚擾，“至”是出征，“軍”是包圍）。《孫子》這裏所説“不戰而屈人之兵”、“兵不頓而利可全”，便是鑒於戰爭有如此大的耗費，力主儘量不動用武力而使對方降服，即既不損傷我方之兵力、物力，也不去破壞對方之兵力、物力，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用兵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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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此做法，必須有一前提，即是有充分的武力準備，也就是《孫子》中説的“威”勢。書中所言“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九地》）便指此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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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戰而屈人之兵”，在《孫子》前是否實有其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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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韓非子·五蠹》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有苗又稱三苗，是當時之少數民族），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干戚指盾牌與大斧），有苗乃服。”這是手執兵刃跳戰爭之舞，即進行大規模戰爭演練，迫使對方降服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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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元前六世紀曾有田穰苴奉齊景公之命嚇退晉、燕兩國軍隊之事件。《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載，田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受命後，身負重任，整飭軍紀，大有戰必勝、攻必取之氣概，尤其是他果斷誅殺了國君寵臣莊賈，使晉、燕軍首領聞之大驚，遂率軍迅即退出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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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上兵伐謀[4]，其次伐交[5]，其次伐兵[6]，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7]。修櫓轒輼[8]，具器械[9]，三月[10]而後成；距闉[11]，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12]，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13]。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14]，拔人之城而非攻也[15]，毁人之國而非久也[16]。必以全爭於天下[17]，故兵不頓[18]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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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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櫓，有兩説。一説，此處之櫓同於《作戰篇》所云“蔽櫓”。依曹注爲大盾，即用作遮罩的大盾牌，於大木輪類巨物外蒙以生牛皮。《左傳》襄公十年：“蒙之以甲，以爲櫓。”另一説，櫓同“樓櫓”或“樓樐”（《説文》：“‘櫓’或作‘樐’”），古時軍中用以偵察、防禦或攻城之高臺，又稱望樓。《後漢書·公孫瓚傳》：“今吾著營，樓櫓千里。”《三國志·吴志·朱然傳》：“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鑒於本篇篇名爲《謀攻》，將櫓解爲攻城器械“樓櫓”似較爲善，前一説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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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19]，敵則能戰之[20]，少則能逃[21]之，不若則能避之[22]。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23]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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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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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有兩説，一説，分，指奇正。曹操注：“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其他各家亦多以此爲解。《後漢書·袁紹傳》更有“敵則能戰”之語。另一説，不贊同此解，如杜牧注：“此言非也。……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迴圈相救，況其於他哉！”結論是贊同“倍則戰”。經查，《史記·淮陰侯列傳》確有“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説。《孫臏兵法·威王問》亦有“營而離之，我並卒而擊之”之説（意爲：迷惑並分散敵人，集中兵力打擊敵人）。鑒於此，有學者建議此句應改爲“倍則戰之，敵則能分之”。筆者以爲：關於“分”與“倍”，究竟設何處爲宜，不單屬理解之差異，更涉及原文之更動，宜慎重。另則，由於戰爭的發展變化，戰爭規律與戰爭指導規律亦在變化，有關某些戰術之應用，後世兵學與前賢持有異議屬情理之中。本書暫從前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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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另有一解：小的對手如果能集中兵力，即使大的對手也可擒獲。有學者引證《荀子·議兵》“是事小敵毳（cuì）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涣焉離耳”以爲佐證。經查，荀子所言，是針對了齊國之“無本賞”（只看是否斬獲敵人首級來進行奬賞，而不問戰事之勝敗）而言，認爲此等單純用賞賜辦法，面對小戰役或弱敵，還勉强可以；如遇强敵或大戰役，便難免軍心涣散，四處奔逃。此處之“事小敵”與“事大敵”，同《孫子》中説的作爲用兵方式的“小”敵之堅戰與“大”敵之擒獲，似有不同。可再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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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將者，國之輔[24]也。輔周[25]則國必强，輔隙[26]則國必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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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27]三：不知軍[28]之不可以進而謂之[29]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30]；不知三軍之事而同[31]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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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33]者勝，識衆寡之用[34]者勝，上下同欲者勝[35]，以虞[36]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37]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38]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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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知彼知己[39]者，百戰不殆[40]；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41]；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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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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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名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歷代注者多有解讀。李筌云：“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梅堯臣云：“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張預云：“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趙本學更有盛讚孫子“知彼知己”之語：“始終以持重萬全爲戒，無一言詭譎之術，聖賢用兵之道，不過如此。”又云：“君之用將，將之用兵，萬全之理，舍孫子，其孰能言之哉。”毛澤東則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高度來評價孫子此語，説：“中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子説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説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决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説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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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説明的是，“知己”和“知彼”是指知曉敵對雙方的基本情況，而不是同戰爭有關的全部狀況。實際上，除“彼”、“己”之外，尚有天候、地利等環境因素。故此，在《地形篇》中，他又補充説：“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不殆”與“全勝”也是兩個相互聯結而又有區别的概念，“不殆”指不會失敗，但不敗不等於全勝。要達於全勝，照孫子所言，尚需有相關條件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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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做到“知彼知己”，孫子親自參與的吴楚柏舉之戰似可爲範例。此戰役在《左傳·定公四年》有載，參照其它歷史資料，簡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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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我國境内南方之楚與北方之晉對峙已久。遠處東南之吴屢受晉國提攜，晉國採取“聯吴制楚”方略，將吴國推向前沿；而吴也圖謀乘勢而起，於是吴楚交惡釀成。然而，吴小楚大，吴若與楚爭霸，須有充分準備及周密的計算。所謂準備，即如孫子所説，政策與措施須全部走上軌道，亦即他所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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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是，當孫武受吴王重用後，與伍子胥一起，勵精圖治，大力革新吴之軍備與農税制度。幾年後，糧食盡收，府庫充盈，交通暢運，民生安定，吴之實力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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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力後，要統兵作戰，還需選“時”。公元前512年，吴王首次動議伐楚。孫武建議曰：“大同行兵之法，在於先除内患，而後方可外征。”他所指内患是叛吴降楚之掩余與燭庸。此二人本係吴之諸公子，奉吴王僚之命先行伐楚。攻楚期間，吴宫廷有變，吴王僚爲闔閶所殺，二人不敢回，遂降楚，受封於舒城（今安微廬江西南）。吴王採納孫武建議，派孫武、伍子胥率衆西征攻克舒城，先誅殺掩、燭二將。一戰而勝後，吴王欲乘勝進軍，直搗楚之都城郢（Yǐng，今湖北江陵西北）。孫武等人又勸阻説：“楚地廣兵强，難於一舉攻克；且吴軍連日征戰，疲勞已極，伐楚之事應從緩。”吴乃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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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吴軍實行機動性戰略進攻，先後佔領楚地灊、六，圍攻豫章，並拿下楚之居巢（灊，灊邑，今安徽霍山縣東北之潛城；豫章，今河南潢川東；居巢，今安徽六安縣東北），使楚軍首尾難顧，疲於奔命。吴王好大喜功，聞訊後又欲一鼓作氣，攻下楚國。但此議再次被孫武制止。理由是：楚軍雖敗，卻元氣未損；如欲戰必勝，攻必克，須待楚國内生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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