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櫓，有兩説。一説，此處之櫓同於《作戰篇》所云“蔽櫓”。依曹注爲大盾，即用作遮罩的大盾牌，於大木輪類巨物外蒙以生牛皮。《左傳》襄公十年：“蒙之以甲，以爲櫓。”另一説，櫓同“樓櫓”或“樓樐”（《説文》：“‘櫓’或作‘樐’”），古時軍中用以偵察、防禦或攻城之高臺，又稱望樓。《後漢書·公孫瓚傳》：“今吾著營，樓櫓千里。”《三國志·吴志·朱然傳》：“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鑒於本篇篇名爲《謀攻》，將櫓解爲攻城器械“樓櫓”似較爲善，前一説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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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19]，敵則能戰之[20]，少則能逃[21]之，不若則能避之[22]。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23]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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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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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有兩説，一説，分，指奇正。曹操注：“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其他各家亦多以此爲解。《後漢書·袁紹傳》更有“敵則能戰”之語。另一説，不贊同此解，如杜牧注：“此言非也。……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迴圈相救，況其於他哉！”結論是贊同“倍則戰”。經查，《史記·淮陰侯列傳》確有“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説。《孫臏兵法·威王問》亦有“營而離之，我並卒而擊之”之説（意爲：迷惑並分散敵人，集中兵力打擊敵人）。鑒於此，有學者建議此句應改爲“倍則戰之，敵則能分之”。筆者以爲：關於“分”與“倍”，究竟設何處爲宜，不單屬理解之差異，更涉及原文之更動，宜慎重。另則，由於戰爭的發展變化，戰爭規律與戰爭指導規律亦在變化，有關某些戰術之應用，後世兵學與前賢持有異議屬情理之中。本書暫從前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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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另有一解：小的對手如果能集中兵力，即使大的對手也可擒獲。有學者引證《荀子·議兵》“是事小敵毳（cuì）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涣焉離耳”以爲佐證。經查，荀子所言，是針對了齊國之“無本賞”（只看是否斬獲敵人首級來進行奬賞，而不問戰事之勝敗）而言，認爲此等單純用賞賜辦法，面對小戰役或弱敵，還勉强可以；如遇强敵或大戰役，便難免軍心涣散，四處奔逃。此處之“事小敵”與“事大敵”，同《孫子》中説的作爲用兵方式的“小”敵之堅戰與“大”敵之擒獲，似有不同。可再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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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將者，國之輔[24]也。輔周[25]則國必强，輔隙[26]則國必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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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27]三：不知軍[28]之不可以進而謂之[29]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30]；不知三軍之事而同[31]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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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33]者勝，識衆寡之用[34]者勝，上下同欲者勝[35]，以虞[36]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37]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38]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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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知彼知己[39]者，百戰不殆[40]；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41]；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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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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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名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歷代注者多有解讀。李筌云：“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梅堯臣云：“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張預云：“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趙本學更有盛讚孫子“知彼知己”之語：“始終以持重萬全爲戒，無一言詭譎之術，聖賢用兵之道，不過如此。”又云：“君之用將，將之用兵，萬全之理，舍孫子，其孰能言之哉。”毛澤東則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高度來評價孫子此語，説：“中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子説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説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决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説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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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説明的是，“知己”和“知彼”是指知曉敵對雙方的基本情況，而不是同戰爭有關的全部狀況。實際上，除“彼”、“己”之外，尚有天候、地利等環境因素。故此，在《地形篇》中，他又補充説：“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不殆”與“全勝”也是兩個相互聯結而又有區别的概念，“不殆”指不會失敗，但不敗不等於全勝。要達於全勝，照孫子所言，尚需有相關條件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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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做到“知彼知己”，孫子親自參與的吴楚柏舉之戰似可爲範例。此戰役在《左傳·定公四年》有載，參照其它歷史資料，簡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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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我國境内南方之楚與北方之晉對峙已久。遠處東南之吴屢受晉國提攜，晉國採取“聯吴制楚”方略，將吴國推向前沿；而吴也圖謀乘勢而起，於是吴楚交惡釀成。然而，吴小楚大，吴若與楚爭霸，須有充分準備及周密的計算。所謂準備，即如孫子所説，政策與措施須全部走上軌道，亦即他所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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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是，當孫武受吴王重用後，與伍子胥一起，勵精圖治，大力革新吴之軍備與農税制度。幾年後，糧食盡收，府庫充盈，交通暢運，民生安定，吴之實力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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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力後，要統兵作戰，還需選“時”。公元前512年，吴王首次動議伐楚。孫武建議曰：“大同行兵之法，在於先除内患，而後方可外征。”他所指内患是叛吴降楚之掩余與燭庸。此二人本係吴之諸公子，奉吴王僚之命先行伐楚。攻楚期間，吴宫廷有變，吴王僚爲闔閶所殺，二人不敢回，遂降楚，受封於舒城（今安微廬江西南）。吴王採納孫武建議，派孫武、伍子胥率衆西征攻克舒城，先誅殺掩、燭二將。一戰而勝後，吴王欲乘勝進軍，直搗楚之都城郢（Yǐng，今湖北江陵西北）。孫武等人又勸阻説：“楚地廣兵强，難於一舉攻克；且吴軍連日征戰，疲勞已極，伐楚之事應從緩。”吴乃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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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吴軍實行機動性戰略進攻，先後佔領楚地灊、六，圍攻豫章，並拿下楚之居巢（灊，灊邑，今安徽霍山縣東北之潛城；豫章，今河南潢川東；居巢，今安徽六安縣東北），使楚軍首尾難顧，疲於奔命。吴王好大喜功，聞訊後又欲一鼓作氣，攻下楚國。但此議再次被孫武制止。理由是：楚軍雖敗，卻元氣未損；如欲戰必勝，攻必克，須待楚國内生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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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時機降臨。與吴接壞的唐、蔡兩小國向楚敬獻禮品，使臣遭羞辱，且被囚禁，蔡與楚失和，並轉而與吴結盟。吴借機以救蔡爲名，出師伐楚，成爲孫武所選的攻擊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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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攻擊地點及進軍路綫，亦即“地”。吴軍伐楚，率師入楚境，先沿水路，溯淮河西上，走捷徑，發揮吴水師之長。當吴、蔡、唐三國聯軍編制就緒後，孫武突變更路線，捨舟登陸，迅即通過大别山與桐柏山之間的大隧（黄峴關）、直轅（武勝關）、冥阨（平靖關）三隘口，直插楚縱深。伍子胥不明，問其所以，孫武答：用兵作戰，最貴神速。又云：惟有如此，方可使敵措手不及；況我逆水行舟，速率遲緩，楚軍必乘機而備，到那時，我軍便難以破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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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聯軍夕發朝至，楚軍猝不及防。其首領囊瓦傳令三軍，輕率渡漢水，尋求與吴軍决戰。吴軍將計就計，用“誘敵”與“誤敵”種種計謀，接連與楚軍接觸三次，使楚軍“三戰皆不利”，後被誘至大别山的柏舉地區與聯軍展開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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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舉决戰，楚軍大敗。吴軍乘勝追擊，十一天行軍七百里，五戰五捷，佔領楚國之都城郢，迫使楚王棄城南逃。吴軍三萬人勝楚軍二十萬之衆，吴聲威大振。《左傳》記載“五戰及郢”，《史記》所録“西破强楚，入郢”皆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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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看出，貫穿於此次戰役中的指導綫索，正是《孫子》中强調的知彼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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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繚子有言：“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指齊桓公。——筆者）。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吴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指孫武。——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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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吴起列傳》中亦云：“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日本有學者更把孔子、孫子並尊爲“兩聖”，評價説：“孔夫子，儒聖也；孫夫子者，兵聖也。”（參見張文儒《中華兵學的魅力——中國兵學文化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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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迫使敵國完整地屈服爲上策，擊破敵國一部分爲下策。全，保全、完整。破，“破”字的本義是石頭開裂，引申爲破損。此處之“破”與“全”對應。曹操注：“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絶其内外，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國，《説文》云“國，邦也”，本義即邦國，春秋時指各諸侯國之邦土、領地，亦可引申爲國都。《左傳·隱公五年》載：“鄭人伐宋，入其郛（fú，外城），隱公耳聞，將救之，問于師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此處的“郛”同“郭”，指外城；“國”指内城。由於鄭之軍隊，只到外城，未到内城，即國都尚未陷落，隱公以爲可不救。原因是，照時人觀點，一國之全與破，以國都之得失狀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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