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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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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埃及人类学家法瓦·埃尔·吉尼迪（Fadwa El Guindi）在卡塔尔大学（Qatar University）的办公室里，与她的卡塔尔本地人同事莱拉（Laila）共同绘制一张亲属关系图。另一位也是本地人的同事阿卜杜勒·卡里姆（Abdal Karim）突然走进办公室，看到她们在做的事情，宣布他不能和莱拉结婚，因为他是莱拉的“叔叔，同时也是她的母系表亲和兄弟”。17就连这一领域的专家埃尔·吉尼迪也不得不停下来，开始思考这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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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可以在厘清这一系列的关系中起到很大作用。但是要想彻底破解它，我们还需要关注母乳。如果长话短说，并且省掉人类学解释中常见的亲属关系图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阿卜杜勒·卡里姆是由他的继兄弟的妻子用母乳喂养长大的。这个女人就是莱拉的母亲（她也给莱拉喂过奶），她的姐妹嫁给了阿卜杜勒·卡里姆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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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教的传统中，母乳亲属关系（milk kinship）是种长期存在的实践，而且法律也承认这种由母乳而缔结的联系。当中最普遍存在的是相互的爱、关心和支持。但根据伊斯兰法律，它还引入了一项婚姻禁令：由同一名妇女母乳喂养的男女不能结婚，即使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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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这项禁令才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被渐渐废止。事实上，我们可以注意到——先撇开伊斯兰教义的特殊性——哺乳实践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很普遍。18在婴儿配方奶粉诞生之前，如果没有专门奶妈（唐顿庄园里的贵族必然是雇佣奶妈的）的话，人们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指导哺乳实践的规则在不同的文化中有很大的差异。它并不总是导致婚姻禁忌，甚至也不一定会制造出一种类似于亲属的关系。然而，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它确是如此。每个虔诚的穆斯林都知道他们不能跟和自己有母乳亲属关系的人结婚。这样做将打破三种“亲密”（qarābah）关系禁忌之一：血缘、婚姻和母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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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所看到的其他传统一样，哺乳的减少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许多是现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例如，在黎巴嫩，哺乳行为没有原来那么常见了，因为人们的居住模式已经转向以核心家庭为重心。奶妈的数量很少，因为母亲们会使用配方奶粉，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雇佣奶妈很贵。“母乳银行”（milk bank）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变得越来越普遍，但它在穆斯林中引起了特殊的焦虑，因为人们担心他们的孩子可能会无意中和另一个吃过相同母乳的人结婚。这导致了一些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学者要求保存所有供奶者的名单，以便任一客户都能知道他们购买的母乳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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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我们在上一章中牛和彩礼那个案例中看到的情况类似，在黎巴嫩，母乳亲属关系的地位和价值不断变化并没有让它消失。事实上，随着新生殖技术的兴起，母乳亲属关系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些新技术也为伊斯兰教对母亲身份的理解带来了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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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学者普遍支持辅助生殖方面的医学进步。体外受精等做法得到广泛接受，而且需求量很大；和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人们在婚后面临着很大的生育压力。但无论如何，有些新的生殖技术确实提出了具体的挑战。例如，法律权威之间会就代孕技术展开争论。尤其是什叶派传统中，关于代孕母亲是否可以主张其作为母亲的权利的问题，以及关于如果她主张作为母亲的权利时人们该怎么做的问题，存在着很大争议。有些人认为，她不能主张任何此类权利或关系。然而，其他学者认为，怀孕实际上是一种超集中的母乳喂养的过程：母乳亲属关系（通过养育建立的关系）的原则也需要涵盖代孕这种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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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亲缘关系以这样或是那样的方式仍在延续。在这本书里，母乳亲属关系提供了一个模板，用以帮助我们理解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新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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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也是人类学家必须考虑的一点是，哺乳所制造出的那种纽带，尽管无疑是重要的，但它的确排在血缘纽带之后。在伊斯兰传统中，情况当然也是这样的，这一点可以从母乳亲属并未被列入继承人范围这个事实中得到证明；继承关系是完全由血缘决定的，在施奈德用以讨论美国人时所使用的那个宽泛的意义上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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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背离我们的血统，无论是从生物学还是从文化的意义上都是如此。而且我们当然可以认识到，血统在人类对亲属联系的理解中，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出现的。尽管如此，人类学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血统是一种特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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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在血里的东西是藏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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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奈德的工作解构了美国亲属关系，而且在更广泛的亲属关系研究中，促成了一种变化。它表明，只关注骨肉血亲和婚姻纽带，限制了我们理解人们如何在“家庭”层面上看待“亲缘关系”。在因纽皮亚特人的例子中，我们已经观察到了亲属关系的灵活性；我们还从母乳亲属关系这样的系统中看到它们是如何创造团结、联系和认同的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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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血仍然是一种非常持久的象征性资源和模板。处于不同时空的人类社群都通过它来表达核心价值和关切。其中最普遍的是生与死，同时它往往又与纯洁和不洁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关注具体得到表达的方式可能有很大不同；例如，在许多文化中，血液也被性别化为与女性相关的事物，这进一步塑造了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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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又回到了生物学和人类身体，与社会和文化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爱丁堡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教授珍妮特·卡斯滕（Janet Carsten）是着重强调这一联系的关键人物之一。她的大部分工作都围绕马来西亚展开，包括农村和城市。所有这些工作都集中在她所谓的“亲缘文化”（cultures of relatedness）的某些方面。20血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卡斯滕经常被认为是亲属人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但她对血统的兴趣使她涉入了医学、政治甚至鬼魂的领域。卡斯滕深受施奈德人类学分析方法的影响；她还借鉴了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的开创性工作，斯特拉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英国对亲缘关系的研究界定了亲属关系和性别研究的多个领域。21但卡斯滕最近阐述了一种方法，旨在调整文化描述的范围。因为对她来说，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流在血里的东西是藏不住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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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滕使用这个短语带有讽刺意味；这个英文俗语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本色”（血）最终总是会显露出来。这更接近我们之前讨论的“这流淌在我的血液里”那个思维方式。相反，这不是卡斯滕的意思。她仍然与施奈德和斯特拉森等人站在同一边，他们两人都质疑亲属作为一个既定事实的地位。然而对她来说，这个短语考虑到了一个微妙的事实，即并非所有的符号都是任意的，任何给定符号的物质属性对其含义而言都是重要的。我们可以从物理身体的构成中学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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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会简单讨论一下符号学，即对符号的研究。这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包括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与一系列研究兴趣和领域都相关。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通过对“血”的讨论进入这一领域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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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学家来说，符号学总是与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他所著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一书在其去世后的1916年出版，从此激发了人们对符号学的兴趣。（这本书实际上是由他的学生们整理的讲稿——这对一个教授的声望来说是多么好的证明！）正如书名所示，索绪尔关注的是语言，特别是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语言（而不是语言在具体情境中的使用）。事实上，有很多种类的符号（signs）——或者用更专业的术语来说，符号学形式（semiotic forms）——但让我们先从语言开始讨论。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定义为“概念和声音模式的组合”。23例如，“树”是一种声音模式，它让人想起一大个由木头和上面长着的树叶组成，呈波浪冠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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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索绪尔的著作诞生以来，人类学界的主导立场始终认为符号是任意的。也就是说，我们用来指称世间事物之概念的词语完全是约定俗成的产物。如果我们不再把猫称为“猫”，而一致决定称它们为“fifilipules”，那么这种动物从此就是fifilipules了。在某些意义上，这个观点没什么特别之处，也不令人惊讶。这些符号当然是约定俗成的。我们甚至不必开始编词，只需指出语言多样性的事实即可: cat（猫的英语），是chat（法语），是Katze（德语），是мышык（吉尔吉斯语），也是popoki（夏威夷语）等等。很明显，这些词经常在词源上相关，并且能指示出这些语言之间的特定历史渊源。[25]但无论如何，我们乐于承认约定俗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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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当我们思考“家庭”这样的术语时，事情会变得更加棘手。在因纽皮亚特人的语言里，并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对应“家庭”的词语。“宗教”也属于这类脆弱概念。或者回顾一下我们对艾斯艾赫人的讨论（第二章），对于艾斯艾赫人来说，我们一般所说的“人类”概念也没有意义。有很多这样的棘手案例，它们会促使人们对事物的秩序提出更多存在主义式的甚至神学式的问题。它们提醒我们，在符号层面上，这不仅仅是找到任何特定语言中所有正确的能指（词语，如“家庭”“猫”和“爱”）来对应它们所表示的所有正确的事物（“实际存在”的家庭、猫或爱的例子）。各门语言并不都是同一张拼图的不同版本，当拼图被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分割成片时，最终总是会组成同一幅图片。事实上，这是一个关于符号任意性的争论实际上会对其产生巨大影响的领域。简而言之，这构成了犹太——基督教思想权威的总体瓦解的一部分。《普通语言学教程》就像在它之前出版的《物种起源》一样，是通往世俗社会科学之路上的一个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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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世纪》的描述中，上帝先是给天地和昼夜起了名字；然后，在伊甸园里，上帝把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面前，由亚当给它们起了名字。当然，随后发生的是人的堕落，这使得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的状态里脱离出来。《创世纪》后文中还提到，世界上的所有人在一个巨大的城市里建造了一座几乎要通到天堂的高塔（巴别塔）。上帝认为它象征了人类的僭越。作为惩罚，他驱散了人们，并“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言语不通”。24在犹太——基督教创世和历史的这些早期例子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看待语言和符号的方式，它与前文中概述的人类学视角有着根本的不同。它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其恰当的名称、位置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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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英国的一场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辩论中，英格兰与威尔士天主教主教团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由天主教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签署，信中称婚姻是一件圣事，其含义不能被改变。25他们这时当然不是在谈论“婚姻”这个英语单词；他们谈论的是这个制度。但是它背后的逻辑和我前面描述的一样，那就是事物（词语和制度等等）的含义不是任意的，它们根本上不是由人类决定塑造的人工造物。他们写道，婚姻的含义并不“取决于公众意见”，他们呼吁所有天主教徒“确保婚姻的真正意义不会失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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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关于符号是怎么运作的，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人类学坚持约定俗成原则和任意性原则。大多数人类学家都不会说婚姻有某种“真正的意义”。这里显然与人类学强调文化是一种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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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们先脱离语言本身，去考虑“物质”的东西，这个原则上就要附加一条警告了。在这里，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作品尤其具有影响力。这部分是因为——与索绪尔不同——皮尔士感兴趣的不只是语言，当然就更不只是抽象的形式意义上的语言。皮尔士对符号学形式的物质属性和性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因为意象和客体的运作方式或存在方式，与声音模式和概念不同。例如，十诫被刻在了石板上这个事实重要吗？当然。石头象征的是坚韧和固定。石头在说：“这些诫命真的很重要。”试想一下，如果它们是被写在尘土上的，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并不是说物质属性决定了某种符号的意义，而是物质属性可以塑造或引导——或者用皮尔士的术语来说，标示——某种特定的意义和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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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到“血液”——或者回到Blut（德语），dugo（菲律宾语）和ropa（绍纳语）上了。因为实体的物质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它的物质属性，包括颜色（红色）、形态（液态）和来源（身体），都塑造和引导着特定的含义和联系。另外，它也确实是生命所必需的事物。例如，卡斯滕指出，它的液体属性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它在一系列领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的亲属关系，还包括性别、宗教、政治和经济等一系列领域。26让我依次阐述血在每一个领域中的作用，以便读者明白我想要表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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