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0166995e+09
1700166995
1700166996 彩礼(bride wealth,直译为“新娘财物”)是在结婚流程中由一方(通常是男方的父母或亲戚)向另一方(通常是女方的父母或亲戚)赠送某些东西(通常不仅仅是日常意义上的商品或金钱,还包括一些有特殊意义的物件)的习俗。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彩礼”一词在当代读者看来,很像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委婉说法,其背后掩盖的实际上是将妇女当作商品的做法。事实上,在更早的时候,它曾被称为“新娘价格”(bride price),这似乎是一个更诚实的标签。早在1931年,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就曾建议彻底停用“新娘价格”这个说法,因为它具有误导性。[32]他的建议是在一家主流期刊上长达两年多的辩论过程中提出的,辩论中其他人还提出了另外一些备选术语,其中有些相当奇怪。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彩礼”是最好的说法,并为“新娘价格”似乎并没有什么支持者而感到高兴。
1700166997
1700166998 至少在一点上,专家们似乎达成了相当一致的意见,即保留“新娘价格”一词是不可取的。我们有充分理由从民族志文献中删去这个词不用,因为它充其量只强调了这种财物的一种功能,即经济功能,而排除了其他重要的社会功能;因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诱导外行人认为在这种语境下使用的“价格”一词,与普通英语中的“购买”同义。因此,我们发现有人会相信非洲人买卖妻子的方式,与欧洲的市场上人们买卖商品的方式大致相同。这种无知对非洲人造成了莫大的伤害。4
1700166999
1700167000 埃文思—普里查德是对的。正如他之后的研究将要强调的那样,我们不能假定西方对交换、性别关系和社会人格的理解是普世的。只有对以上的每一项都持一种非常狭窄而固定的看法者,才会把彩礼看作妇女从属地位、次要地位或商品化的明确标志。
1700167001
1700167002 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讨论。因为在讨论权威问题的语境下,彩礼主要指向的不是性别区隔,而是代际区隔。将关注重点放在新娘身上,在几个方面都具有误导性,尤其是考虑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彩礼不是付给新娘本人,而是付给她的父母的。事实上,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想在人类社会中找到一个最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源头,它很可能是年龄,而不是生理或社会性别。权柄几乎总是握在年长者的手里。此外,在有些例子中,彩礼也会成为妇女得到赋权的途径。
1700167003
1700167004 让我们通过一个中国的彩礼案例来考虑这个问题。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阎云翔一直在研究一个东北村庄里社会文化生活的变迁。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些变化可以用他所说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来描述。5其中许多变化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开始沿着更加市场化的路线改革经济。全球化的动向,包括个人主义观念和话语的流入,越来越多地影响了这种改革所采取的形态。正如阎同时强调的那样,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出台有助于这些转变的政策,这经常显得有些反讽,因为这些政策是基于社群主义和互惠性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制定出来的。[33]
1700167005
1700167006 其中一项政策涉及废除彩礼。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禁止了婚姻中的财物支付行为。对共产党人来说,彩礼是一种落后的传统习俗,它阻碍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希望将社会纽带从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中解放出来,转移到一个更小的核心家庭理念上,从而让国家得以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里的另一个因素是“孝”的传统,特别是在中国那些儒家思想占主导的地区。孝顺要求子女顺从父母。这不仅意味着子女要尊重他们的意愿,照顾他们的晚年,而且子女所做的生活决定(比如和谁结婚)也需要反映他们的利益(也就是说,家族的利益)和愿望。在一个想要强力引导其国民生活的国家,这种价值观显然会分散民众的忠诚。事实上,对中共来说,其目的是用一位人类学家称之为“孝道民族主义”6的东西来取代(或至少补充)孝道。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政治领导人常常鼓励人们用描述亲属关系的术语来称呼这个国家。
1700167007
1700167008 彩礼在中国并没有消失。当它在20世纪50年代被宣布为非法时,当地人只是想出了新的婚姻交易名目来规避正式的禁令。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运动确实产生了影响,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迫使这种婚俗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减轻政治压力,20世纪70年代时,家庭开始将彩礼付给新娘本人。这种重心从新娘家庭向新娘个人的转移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由于市场化和全球化日益增长的影响而得到加强。到了20世纪90年代,阎研究的村子里的年轻女性有了一套新的词汇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些词汇都来自自由、选择和权利的修辞。她们能够这样做的背景,是共产党在此前四十年里持续挑战了传统家庭的合法性,以及一度不容置疑的孝道逻辑。
1700167009
1700167010 通过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原则的奇特结合——彩礼成了年轻妇女主张和行使真正权威的工具。首先,普遍来说,年轻人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统计数据令人印象深刻:20世纪50年代,阎研究的村里73%的婚姻都是包办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包办婚姻就已完全绝迹了。7然而据阎说,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娘本人在婚姻交易中扮演的新角色。在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几个不同时间点上,阎都观察到,准新娘在与她们未来的姻亲商议结婚条件时表现得格外坚决和强硬,经常就彩礼数额展开一轮甚至数轮的谈判,此外她们还会从自己原生家庭那里获得不少支持。孝道并没有消失,但它被“父母心”的观念所抵消——母亲、父亲和亲家会在自己的欲求上让步,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屈从于子女的要求。
1700167011
1700167012 一名22岁女性的例子给阎云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和亲家的谈判上表现得冷酷无情,村里有些人认为她自私自利。她不在乎。“看看从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她对阎说,“我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两头奶牛,家里有所有的现代化电器,还有一个听我话的好丈夫!我的公公和婆婆尊重我,经常帮我做家务。要不是我有个性的话,我就不可能拥有这一切。我们村的女孩子都很羡慕我。”8
1700167013
1700167014 这算是“自私”吗?嗯,这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来看。首先,尽管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她这位“好丈夫”对此的看法,但新郎往往完全支持新娘的强硬路线,因为他也会从中受益。因此,这种新式婚姻支付的受益者是年轻夫妻这个小家庭,而不是单独的个体。另一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单元——核心家庭——已经能与父系氏族这个历史悠久的组织单元分庭抗礼了。此外,生育了一个男孩,让这样一对夫妇同时也满足了某种非常“传统”的期望,即让这个丈夫和父亲(以及他的父母)得以延续其父系传承。
1700167015
1700167016 阎云翔本人对这类新式青年的出现表达了一种失落和遗憾之感。但换种方式解读的话,我们也可以将这种权威的转移看作人们在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变化面前,真诚地努力去过一种合乎伦理的生活的结果。9然而,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朝向现代化的努力,往往会以似乎违背直觉的方式打起传统的幌子。
1700167017
1700167018 从活人到死人
1700167019
1700167020 现代化的诱惑表现为对人格的重塑这一点,不只体现在婚俗领域。事实上,它也不只出现在生者的领域。甚至死者也参与到了其中。
1700167021
1700167022 彩礼只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清除的许多“落后”习俗之一。更广泛地说,许多形式的仪式都成了他们清除的目标,部分原因是它们会分散忠诚(仪式和宗教暗示着存在比共产党更高的、其他的权威形式),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情感负荷——以响亮的音乐、舞蹈、附身或号啕大哭为特征——严重背离了“理性的社会主义农民”这个理想。
1700167023
1700167024 和彩礼一样,葬礼仪式也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初几十年里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实际上在世界上的多数地方,葬礼上和哀悼期里人们都要进行仪式性的哀歌表演(laments)。对于局外人来说,这些白事很容易被看作是成群的妇女(通常专门做这种特殊仪式工作的人都是妇女)不受控制、过分夸张地哭泣和嚎啕。实际上,它们是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成熟而富有美感的表达形式。哀歌是处理悲痛的极好手段,不仅对那些表演者来说如此,对其他哀悼者来说也是如此。外部观察者有时会怀疑她们的眼泪是否真诚。那些女人真的那么伤心吗?也许其中有些人并不,没错,但这是因为“宣泄”只是哀歌仪式的众多功能之一而已。它同时也是一种表达对更广泛的社会或政治局势的集体忧虑的手段。哀歌仪式允许人们借由死亡的场合表达关切和批判(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它们耿耿于怀的另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世俗的关切之外,恸哭还是一个更大的仪式复合体的一部分,体现出尊重祖先和承认事物在宇宙中的秩序。在所有这些意义上,它们让死亡成了一件好事,即所谓的“善终”。
1700167025
1700167026 想要妥善地处理死亡这个愿望是很常见的,并不只是那些让共产党官员难堪的农民才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花了这么多钱来运回在越南战争中阵亡的军人的遗骸;国家和家庭一样想要他们的遗骨,因为在美国的文化体系中(事实上,在大多数文化体系中都是),妥善处理遗骨被认为是接受丧亡和让死者安息的必要条件(就政府而言,它还标志着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同样,无论是在智利的人口失踪惨案,在伦敦郊区的儿童绑架谋杀案,还是在巴斯(Bath)或曼谷的此类事件中,家庭成员首先最想得到的始终是死者的遗骸:没有它,使这一死亡变成好事的过程就永远无法完成,冤魂永远不能得到安息。
1700167027
1700167028 回到中国的仪式性哀歌,我们看到的是,传统上它们绝不仅仅是关于死者的。事实上,在一些关键方面,死者的个体性在哭丧的过程中被减到了最小。埃里克·缪格勒(Erik Mueggler)20世纪90年代初在云南一个山谷里的村子做田野调查时,一定发现了这一点。[34]与全国其他各个地方一样,到了90年代,云南人民开始被允许公开地重新审视和复兴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许多当地人在葬礼上重拾了长期被嘲笑的哀歌传统,他们打算尽可能准确地恢复这种古老的习俗。这时,真实性和忠于原版才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这些哀歌大大弱化了个体的价值。在他对哀歌的分析中,缪格勒发现了大量强调社会和家庭角色的隐喻和意象。10这种高度形式化的口头诗歌不适于表达为某个个体量身打造的悼念和追思。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传统组合”。11
1700167029
1700167030 2011年缪格勒回到云南后,他发现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哀歌仍然很受欢迎和重视,但其目的和重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阎云翔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发现的情况类似,缪格勒在他对中国西南部的研究中,也谈到了国家层面的经济改革和全球化动态共同塑造的对现代化的渴望如何将个体推到了首位。现在,哀歌很大程度是关于个人的,关注死者的性格、特定的记忆和塑造了他生活的事件,这反映了彝族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对哀歌的审美也改变了。现在,一场表演是否出色不是以技术能力,而是以情感的真挚程度来评判的。在21世纪,使这些仪式具有效力的是真情实感,而不是形式上的技艺娴熟。
1700167031
1700167032 仪式和权威,或仪式中的权威
1700167033
1700167034 这里我们最好停下来考虑一些仪式的基本要素。人类学家喜欢研究仪式,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仪式包含了对他们正在探索的更广阔领域的基本指引。破解了仪式也就破解了文化。诚然,并非所有人类学家都这样认为,但许多人确实这样认为。不过,我想把这些仪式研究归为一类,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它们能告诉我们哪些关于权威如何运作的东西上。12
1700167035
1700167036 仪式通常包含盛大的景观或表演。有些仪式比另一些更丰富多彩、香气四溢和吵闹,但所有仪式都有一些将其与日常生活状态区分开来的特点。这种戏剧性质是许多人类学家都评论过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提出了关于权威的问题。在仪式中,由谁——或者什么——发号施令?又是为了什么目的?
1700167037
1700167038 在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上,还没有一个共识。广义地说,每个人类学家都落在一条观念光谱的某个点上。位于光谱一极的观点认为,仪式完全是关于权威的:它是传统的一种工具,是权力机构用来使人民变得循规蹈矩的手段。另一极上的观点则是,仪式使人类能动性成为可能——它是人类创造力和批判的载体,是实现真正变革的手段,是表达真正观点的工具。
1700167039
1700167040 大多数人类学家能达成共识的是仪式本身的特性:它的“异质性”。看到一个仪式时,你马上就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仪式。人们在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比如跳舞或大哭。或者他们用不寻常的方式做一些普通的事情,比如用格外抑扬顿挫的声音说话,或者四肢着地来回移动。仪式还常常以人们身穿什么(或什么都不穿)为标志:特殊的服装、浓妆和颜料、昂贵且往往不实用的头饰、面具或珠宝。
1700167041
1700167042 就文化交流而言,仪式角色的这些方面传达的是一个更高级别的信息:“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事物之秩序的重要信息。”换句话说,如果你想理解仪式的“意义”,就不要只关注人们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也要关注他们是怎么说和做的。
1700167043
1700167044 不难理解这样一种观点,即仪式完全是关于权威,关于如何让人们各安其位。当你参与一个仪式时,你常常会感觉到传统压下来的重量,关于你的个体存在的事实——思想、感觉和观点——被所有这些集体要求所遮蔽了。当然,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感觉才是有价值的,感到自己成了更宏大的事物的一部分,甚至比生命还要宏大。但如果你曾经(1)参加过英国圣公会的礼拜仪式,或者(2)在体育赛会中唱国歌,而你(1)不是基督徒,或者(2)不是民族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你很可能会对自己说:等等,(1)这不是我会做的事,但我却在这里,赞颂上帝道“阿门,上帝怜悯我们”;或者等等,(2)我不确定我认同“上帝保佑女王”这句副歌,或者歌词里关于“自由之地和勇敢者之家”的说法。
[ 上一页 ]  [ :1.70016699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