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67247
1700167248
在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的研究中，理解的关键点在于，当美洲印第安人自称为鹦鹉或美洲豹时，我们不应该把鹦鹉和美洲豹（只）视为属于这个世界的动物，用我们称之为“名词”的词来指代。[44]在美洲印第安人看来，“美洲豹”更像是一种行动的性质，而非名词。“美洲豹”实际上的意思更接近于“成为美洲豹”（jaguar becoming）——这么用英语说出来就显得很突兀。但它的确更好地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重点应该是“动词的性质，而不是谓语”。23
1700167249
1700167250
阅读像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这样的人类学家的作品，就像阅读一位致力于拓展文体形式的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或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如果不完全沉浸于其中，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向他们交出自己的话，你就无法真正理解他们在做什么。这对于某些行文貌似清晰的人类学家来说，也是如此。以玛丽莲·斯特拉森为例。如果你读她的作品，一开始总是很容易。她的文风相对直接，而且容易看懂。比方说，她的杰作《礼物的性别》中任何单独的一句话都是可被理解的。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一整段这种似乎晓畅易读的句子，就会开始失去耐心。读完这本书的一章后，你可能会开始痛苦地揪头发。她没有按正常的方式使用英语；她让美拉尼西亚人侵入了她的行文。她要求读者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所以，要真正了解她在讲什么，你必须投身进入她的行文逻辑。
1700167251
1700167252
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本章中列出的所有方法的目的都是相同的。从另类的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到相当合乎理性的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爵士，再到自称激进的爱德华多·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他们共同指出的一点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知识范畴和知识领域视为不言自明的。事物的秩序有时也是一种流动的存在。对大多数人类学家来说，这相当于对其他生活方式进行分类归档。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也开辟了其他的生活模式。
1700167253
1700167254
被揭露的生活
1700167255
1700167256
关于这点，我想提出最后一个例子，一个离亚马孙丛林和阿赞德谷仓潮湿底部都很远的例子。24但是，在这里讨论这个例子很有帮助，因为它可以向我们展示事物的秩序如何可以根本上被重新配置，常识和理性又是如何受到文化制约的——即使在这个案例中，“文化”已经接近于字面意义上和比喻意义上的毁灭。
1700167257
1700167258
1986年4月的一个午夜，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的一个装置爆炸了，向空中发射了8公里长的放射性物质烟羽。爆炸是因为工程师为测试反应炉在没有蒸汽供应的情况下可以运行多长时间而做的实验出了岔子。在随后的几天里，随着苏联当局试图控制局势，损失变得更加严重，原因既有当局试图扑灭燃烧的石墨堆芯的方式不当（向其倾倒数吨重的沙子、白云石和其他抑燃物质，但这只会加剧热量的累积），也有部分原因是克里姆林宫的沉默；在长达18天的时间里，灾难都没有被公之于世。在此期间，上万人暴露在放射性物质碘——131之中，这造成此后四年内甲状腺癌病例激增。苏联的补救努力着重体现在现场的237名工人身上，他们都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个专门机构治疗。然而，总的来说，估计有60万人因这场灾难而死亡或产生严重的健康问题。
1700167259
1700167260
1992年，阿德里安娜·彼得雷纳（Adriana Petryna）开始对切尔诺贝利的灾难进行人类学研究，她的研究重点是科学家、医学专家和政治家，以及最重要的，受害者们之间的紧密联系网络——其中许多人是事后被雇佣来清理的消防员、士兵和工人，他们的麻烦在爆炸后才开始。彼得雷纳是在苏联解体后才开始田野调查的，她的部分兴趣在于乌克兰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后苏联国家，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后续影响。在苏联解体之前，乌克兰对承认切尔诺贝利的巨大影响一直持强硬态度。在新独立的乌克兰，这一路线几乎被抹去了，因为国家显著降低了受害者识别的门槛。在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有5%的人口——350万人——要求获得赔偿和特殊形式的国家补贴。同期国家年度预算的5%都用于处理切尔诺贝利事故及其后果，包括环境后果和人类后果。乌克兰近9%的领土被认为受到污染，迄今为止，该事发地仍有方圆30公里的禁区。
1700167261
1700167262
埃文斯—普里查德告诉我们，他并没有花很长时间就开始像阿赞德人那样思考：“没过多久，我学会了他们的思维习惯，并在相关的情境下像他们一样自如地运用巫术观念。”25他的观点很简单，那就是我们要适应周围的世界。对切尔诺贝利等灾难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这种转变也可以在社会层面发生。它们是标志性的事件，也同时彰显了生命的脆弱性和韧性，文化上和生物学上都是如此。[45]
1700167263
1700167264
在乌克兰，正如彼得雷纳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改变相当于对于归属一个国家、作为一位公民的意义进行大规模重组。在“正常”情况下，声明对国家的归属被理解为与生俱来的权利或加入某国国籍的问题，但现在它被定义为痛苦。彼得雷纳称之为“生物学公民身份”（biological citizenship）。在这十年里，能否设法继续日常生活，以及能否从国家那里得到任何额外的东西，都取决于一个人掌握与放射性中毒相关的科学、医学和法律知识的能力。它需要一套新的语言、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常识。
1700167265
1700167266
切尔诺贝利灾难是一个特别戏剧性、悲剧性和清楚明了的例子，说明“土著如何思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它也提醒我们，这样的事件，即使是人为的，也不能脱离沃尔夫所谈论的现实。无论这个例子有多重的“文化”属性，它同时也是极为自然的，深深依赖于自然本身的运作和规律。事实上，现在我们就要转向谈论自然了。
1700167267
1700167268
1700167269
1700167270
1700167272
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第九章 自然
1700167273
1700167274
巴勒斯坦文学评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的作品聚焦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他个人同时也是西方古典音乐的热情粉丝和专注学徒。正是对音乐的研究让他在作品中发展出了一种标志性的风格——“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1。在音乐理论中，对位行进是指旋律线之间的关系和联结。各条旋律线之间是分离的，也可以被分开，但是当它们合在一起时，就可以超越它们各部分的简单相加。对萨义德来说，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必须产生类似的东西，不能被降格为一个句子或一种声音（他认为，当阅读设定在帝国时代里的西方小说时，这种危险是真实存在的）。
1700167275
1700167276
贯穿这整本书，“文化”和“自然”可以被视为人类学的两条旋律线，它们的对位行进赋予了这门学科鲜明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考虑的很多东西都把重点放在文化上，而自然只被当作一种稳定的背景音，从我们对血缘的态度到前一章中对理性的讨论，无不如此。这种常态在一些场合受到了挑战。换句话说，在一些例子中，自然似乎抬起头来——有时显得丑陋，有时则不——发出了自己响亮的声音。血液不仅仅是随便哪种物质。化学、生物和物理学定律很重要；空的汽油桶是危险的，甲状腺癌是致命的，波洛洛男人不会飞。
1700167277
1700167278
对许多人类学家来说，自然似乎是一条相当幽暗的旋律线，他们尽可能地将它静音。露丝·本尼迪克特、克利福德·格尔茨和马歇尔·萨林斯等人物之所以受到追捧，是因为他们热情地捍卫文化、社会和历史特性，并认识到现实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我们可以直接接触的。在所有的这些案例里，这种热情都是由政治立场推动的，其中首当其冲的政治立场就是萨林斯说过的“生物学的利用和滥用”，2而它最严肃的案例是本尼迪克特、弗朗茨·博厄斯和他们的同事们对站不住脚的种族科学的驳斥。
1700167279
1700167280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定义足以装满一个抽屉，但对自然的定义却寥寥。我不记得我在本科课程曾学到过关于自然的定义，而这样的定义在现存的文献中也很难找到。它们往往只会在和文化相关的语境里出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文化的定义中（文化是“自然的构造，它具有弥散的特征”之类）。
1700167281
1700167282
情况非常明显，以至于近期最大的人类学家专业协会把“自然”从他们列有一百多个关键词的术语表上划掉了。2011年美国人类学协会年会上，注册参加的论文演讲者不得不使用这个受到控制的词表来对他们的研究旨趣进行分类。所以很明显，你甚至不被允许以自然作为研究主题。3激进主义、非洲、国界、制陶术、教育、进化——非常接近了！——名单还在继续——但是没有自然。
1700167283
1700167284
人们很容易觉得，自然的消失体现了人类学对其的蔑视，但这么说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不应该忘记，博厄斯之所以开始从事人类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巴芬岛（Baffinland）的环境和物理学领域的兴趣。马林诺夫斯基更是通过生物人类学与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生物需求的角度来看待一切文化生活。他提出了一种“功能主义”理论，在任何给定民族的那些怪异而奇妙的文化阐述之下，都有着一个由需求和欲望驱动的人类身体。尽管如此，总的来说，自然仍然是嗡嗡作响的背景音。
1700167285
1700167286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这一常态的一个重要反例。回想一下，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文化的巨大多样性本身并不是人类学的主要关注点。真正重要的是这种多样性，或者有时他称之为混乱和繁杂背后的东西。而它内在的结构则是与自然，与心智相关的。
1700167287
1700167288
考虑列维-斯特劳斯
1700167289
1700167290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生于1908年，在其101岁生日前几天去世。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度过，但也在巴西和美国经历过成长的重要阶段。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巴西，他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此前他曾在索邦大学学习过法律和哲学。他这一段人类学教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的。那时的他大部分时间流亡在纽约市，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翻遍了关于南北美洲原住民的无数书籍，汲取了弗朗茨·博厄斯的智慧和感性。尽管列维—斯特劳斯一生都崇敬并经常引用博厄斯和他的学生的作品，但他自己几乎没有做过田野调查：只是在巴西国内旅游过数月，至少在今天看来根本算不上是田野调查。他在波洛洛的时间总共加起来只有几个星期，而且他从来没有学过他们的语言。
1700167291
1700167292
虽然我强调了田野调查作为一种方法的重要性，而且尽管维多利亚时代扶手椅人类学家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质疑，但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讨论让我有机会重申，并非所有人类学家都认为田野调查是这门学科的必要条件。例如，法国仍有一些传统认为，田野调查是次要的，盎格鲁传统中许多最有影响力的文本都是纯理论或概念分析。例如，玛丽·道格拉斯曾在非洲研究一个名为勒勒（Lele）的群体，但几乎没有人读她关于这个部族的书；人们阅读她的《纯洁与危险》，此书中大部分篇幅是对《旧约全书》各卷的结构主义分析，并更多的是从马塞尔·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那里获得灵感。马林诺夫斯基把田野调查放在人类学图景的核心位置，和他相比，马塞尔·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几乎没有进行过田野调查（我强烈推荐《纯洁和危险》，这是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1700167293
1700167294
列维—斯特劳斯发展了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他借鉴了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和语言学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一位40年代初和列维—斯特劳斯同在纽约流亡的犹太人，他们在那时相识）的思想。列维—斯特劳斯极其欣赏语言学，他认为人类学需要以类似的方式塑造自身。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结构语言学的正确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侧重于他所说的语言的“无意识的基础结构”，这是说话者自己可能没有察觉的。其次，它关注的重点不是词语本身——“猫是猫”（喵）——而是词语之间的关系——“猫，不是狗”（喵，不是汪）。第三，这种关系位于一个系统内；它是有序的和结构化的。最后，它试图寻找普遍规律。4
1700167295
1700167296
如果你继续阅读任何结构人类学的作品，它将看起来与其他大多数人类学研究大不相同。它可能不会有太多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角色：比如说奇文希酋长，或者斯肯索普（Scunthorpe）的产科护士珍妮特。它可能会包含很多百科全书式的信息，比如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有袋动物的民间分类法。它很可能聚焦于神话。神话一直是结构主义者非常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因为它们被认为包含了许多“无意识基础结构”的运作方式；如果你读到一部结构人类学作品，不要指望它会讲一个好的格林童话故事。倒是可以期待一例如外科手术般的剖析。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他的重点也不是欣赏一个精彩的故事；而是为了理解被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的神话，是如何告诉我们一些它所脱胎于的文化体系的事情，甚至告诉我们思维是如何运作的。事实上，所有这些要素都将被用来支持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关于思维、认知和分类的普遍结构的观点。
[
上一页 ]
[ :1.70016724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