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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对自然概念持怀疑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某些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滥用了他们被赋予的科学权威。科学家当然很受尊敬。英国2015年的一项民调将“医生”列为最受信任的职业；科学家排在第四位，教师和法官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排第五位的是美发师）。11在美国类似的调查中，护士、药剂师和医生排在前三位，高中教师紧跟其后。12请记住医生、护士和药剂师都受过生物、化学和药理学的训练。很明显，科学是一个饱受美誉、被认为有价值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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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把人类学称为一门科学，事实也是如此。但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有时它被称为“软科学”，与“硬科学”相对）。这意味着它具有较低的社会价值；它的主题是文化和社会事物。在自然科学或硬科学看来，它必然被视为主观性的或诠释性的，或者至少不是客观的。事实上，当今许多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根本不把自己的研究视为一门科学；许多人觉得和哲学家或历史学家一起比和生物学家或地质学家一起要更自在。早在1950年，埃文思—普里查德就反对将人类学视为一门科学，他提倡历史学的模式更适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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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讨论过像博厄斯这样的人物批评社会进化论者的模式是糟糕的科学。糟糕之处在于：（1）错误地将人类文化当作人类的身体一般来对待；（2）不顾一切地向科学献上简直堪称令人尴尬的赞美，认为科学是一切事物的终极答案。社会进化论者试图把方钉塞进圆孔里，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批判意识。博厄斯和马林诺夫斯基都没有放弃科学的模式本身；事实上，马林诺夫斯基对科学的推崇几乎可以和泰勒或赫伯特·斯宾塞比肩。但在20世纪的进程中，人类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科学对客观性的宣称必须是有条件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宣称显得虚假，因为没有任何关于身体、世界或宇宙运作的知识是可以脱离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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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和当今许多物理学家对话，他们不太可能用“客观性”来描述他们所做的研究。就此而言，许多物理学家或多或少地放弃了使用现实这个概念。同样，结构工程师、化学家、遗传学家和无疑还有许多其他科学家也常常明白，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在文化真空中进行的，或者说，实证知识并不只是凭空涌现并闪耀着光芒的。更何况，我不认识任何人类学家属于卢德派（Luddites）[47]，或是认为青霉素是一种“社会事实”或“文化建构”，或会不穿合适的防护服就去照顾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或是否认双门冰箱和空中旅行的影响力和便利性，或者对气候科学已经清楚告诉我们的，双门冰箱和乘飞机旅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毫不担心。然而，科学的社会权威也可能导致盲点和奇怪的描述，有时甚至会在生物学、文化和人类本性等重要问题上产生彻头彻尾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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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生命的事实”进行的讨论就是其中一个麻烦之处。1991年，人类学家埃米莉·马丁（Emily Martin）发表了一篇关于人类生殖的文章，探讨了美国生物教科书如何将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性别角色和刻板印象投射到卵子和精子的生殖角色上。13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惊人案例，说明了有多少性别化的，甚至性别歧视的语言被用来建构对科学记录的理解。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了文化思维能强烈地塑造我们对“自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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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发现，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是用正面的眼光看待男性对生殖的贡献，用负面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生殖的贡献，而不是相反。她发现，标准表述中最令人困惑的一个方面是将卵子发生（oogenesis，卵细胞的产生）描述为“低效的”。有一本教科书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浪费”（wasteful）。在女性的一生中，从她卵巢中产生的大约七百万个卵子生殖细胞中，的确只有四百个或五百个会成为完全成形的卵子并被排出。好的。然而，与精子的产生相比，这个数字只是沧海一粟。据谨慎估计，一个男性一天可能会产生一亿个精子；其一生中将总共产生超过两万亿。然而，这在教科书中从来没有被描述为浪费，或是不正常。如果有谁提到这种情况，也被认为是男性旺盛生殖力的标志。但是，为了方便论证，我们假设每对夫妇平均养育两个孩子，那难道不是应该认为女性比男性少“浪费”了很多东西吗？女性每生产200个卵子，就会生一个孩子，比例是200比1。而对男性来说，这个比率是1万亿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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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描述中的另外一个性别主义之处，与卵子的被动性和精子的主动性有关。根据常规描述，卵子差不多是无所事事的；而精子肩负着“穿透”卵子的“使命”。马丁甚至找到了一本书，其中用下面的话来描述卵子：“一位沉睡的新娘在等待她伴侣富有魔力的吻，这将给她注入灵力，使其具有生命。”14碰巧，这些书中有许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编写的。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对授精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研究人员开始发现，卵子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更加积极的作用，精子也并不像先前想象得那么“有力”。这个过程开始被理解为构成了某种化学反应，需要同时依赖卵子和精子二者的贡献。然而，马丁发现精子仍然被认为是更活跃的那个伴侣。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发现也只是转移了性别刻板印象所强调的重点。卵子开始被描述为“捕获”（trapping）精子。可怜的小精子！卵子从亟待拯救的落难少女变成了更像狐狸精或塞壬海妖之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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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还指出，如果之前这些还不够危险的话，在这个微观层次上使用戏剧性的人格化比喻，有可能把我们对人格的理解进一步推向躯体层面。别管大脑和它所引发的关于生命定义的所有争议了。如果将其逻辑推到极致的话，科学教科书的语言暗示，人类学真正的主题应该是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东西。让特罗布里恩德岛民见鬼去吧，这种方法把精子也当成了土著。落难的少女。身担重任的男性。“这些刻板印象现在被写入了细胞层面，这是一个强力的举措，让它们看起来如此自然以至于无法改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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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细胞被证明是属于20世纪的。我们现在的关注点比这更加微观。马丁所描述的整个逻辑最近被顺理成章地投射到基因上，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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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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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中一个绝对核心的元素。它对生物人类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的许多研究方向都特别重要：关于种族、遗传疾病（如镰状细胞贫血症）的人口分布和人口史的辩论，甚至还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战争的压力如何影响怀孕妇女的基因表现的研究。16然而，对于一些作者，包括一些高调的进化心理学家及其追随者来说，遗传学已经变得类似于一个秘密解码器，这种解码器最终不仅可以解析人类的组成，也可以理解人类行为的奥秘。了解了基因，我们就能了解人类。自然孕育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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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人类学家苏珊·麦金农（Susan McKinnon）对这一转变，也就是认为遗传学是一切的关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正如她所展示的，它最终告诉我们更多的是关于那些作者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而不是人类基因组的秘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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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农在其作品中称这种研究进路为“新自由主义遗传学”。也就是说，它所揭开的人性图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看待世界的方式极度类似，即是什么激励了人类成为经济行为者（economic actor）。不过，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描绘这一人类行为图景的进化心理学家在当下和史前之间自由移动，用同样的笔触描绘了当代美国普通人和20万年前的狩猎者，那时是智人（Homo sapiens）首次出现的更新世时期（Pleistocene）。在这种看法中，个人是最重要的；社会和历史是次要的。自由和选择是好的；控制和监管是不好的。追求个人利益和利益最大化或个人地位最大化是一种美德，并且是它们驱动着人类做出所有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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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观点中的最后一点——个人利益和利润最大化——真正助长了这一趋势。正如麦金农指出的那样，这些作品中的共同信念是对性冲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性别角色、婚姻和家庭具有同一种特别的理解。亲属关系只关乎遗传学。在这一框架内，男性和女性都在寻求将自己的地位“最大化”，一切最后都归结于在繁衍后代方面获得优势。据说这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在选择配偶方面发展出了（或者说，是被基因编码出了）某些“偏好机制”。据说男性会追求年轻、体型优美、有魅力的女性。[48]据说女性会追求显现出领导能力、雄心和成功迹象的男性。据某些进化心理学家所说，男性还有一种所谓“圣母—妓女开关”（Madonna-whore switch）的偏好。基本上，男性想娶一个圣母，但另外又想同时和很多妓女发生性关系。这就使他们既拥有延续其基因所需要的东西（即一个家庭），同时满足了他们“广泛播种”的天生需要。（不过，妓女的存在多少有些奇怪，因为女性被认为只想在那些有领导能力、雄心勃勃的男性身上进行生育“投资”。由此推出她们不可能有妓女的基因。因为这是一种适应性差的基因，那么带有“妓女基因”的女性必然会在这20万年时间里逐渐绝迹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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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某些带着明显来自基督教和中世纪历史人物类型标签的“开关”，这些进化心理学家还提出了超具体基因（ultra-specific genes）的概念。至少他们几乎是这么说的。他们承认，根据我们所知的遗传学基础知识，事实上孤立看待基因与某些行为、性格特征或性格之间的联系是不可能的。但后来他们又编造出了这样的虚构事物。这些基因包括：一种忠诚基因，一种利他基因，一种“组建俱乐部”基因，帮助亲戚的基因，一种能令某个孩子杀害他新生妹妹的基因，一种羞耻基因，一种骄傲基因，还有——我最喜欢的一种——甚至是“舞弊会计基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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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农从民族志记录中提供了数十个例子来反驳这个领域的每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些例子来自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案例，包括朱旺人、因纽皮亚特人和特罗布里恩德岛人。例如，麦金农指出，马林诺夫斯基似乎并没有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人中发现“圣母—妓女开关”：那里的男性和女性在性关系和性接触方面都相当开放；女性成员并不会被以圣母或妓女的范畴来划分。一些进化心理学家希望将这种充满价值观偏好的语言写入基因组本身，但这种语言其实对男性和女性来说都完全不具有相关性。不过，简而言之，这种遗传学进路只不过是人类试图探索一种简单、普世的“人类的自然史”的又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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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自然和社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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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找到任何具有实质内容的人类行为和认知的共性。人类学记录中几乎无法找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存在固有的人类本性。当然，我们可以在每个已知的人类群体中找到某种“亲属关系”，或者换一个更描述性的词“关联性”，但是把朱旺人、汉族人、易洛魁人和巴伐利亚人聚集在同一个概括性的术语下，并没有告诉你太多东西。人类学家和任何其他学者一样乐于发现这样的共性：如果是真的，那就是真的；何不欣然接受呢？但人类学家非常不喜欢的是，将“科学”和“自然”强行绑在一起，却对证据漠不关心或缺乏批判性的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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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精子和圣母—妓女开关仅仅是我们发现人类学致力于强调文化特性、社会语境和历史动力学的两个理由。这些都是好的理由——但是布洛克说这门学科忽视认知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工作也是对的，这是有危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圣母—妓女开关，或者任何这一类的开关，那么列维—斯特劳斯的遗产，以及对人类心灵统一的更普遍的学科信念，也让我们应该严肃对待自然主义。在这一章的最末，我想强调两个研究领域，对自然主义的严肃对待正在其中取得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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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将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与认知心理学实验相结合。19丽塔·阿斯图蒂（Rita Astuti）研究马达加斯加海岸的一个小渔村沃祖（Vezo）已经接近30年。21世纪初，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沃祖的亲属关系、居民生计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著作后，她与两位认知心理学家共同开始了比较研究项目，研究民间生物学和民间社会学领域的概念表征。他们三人想了解如生物遗传等过程的日常理解和日常合理化：沃祖人对遗传过程有何看法？他们会说小孩长得像谁，又是为什么这么说？这种说法会如何影响孩子的行为？以及其他此类问题接下来，基于阿斯图蒂长期田野调查的背景，他们通过一系列专门设计的心理测试（在这些测试中，人们会被问到关于继承和个人身份认同的假设性问题），提出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概念的发展是否受到限制？换句话说，是否存在某种对知识范畴的划定，或是对“生活事实”的理解是天生就内在于人类的认知？“人人都知道”鸭子生鸭子，老虎生老虎，史密斯夫妇生小约翰尼·史密斯吗？（即使鸭子是鹅养大的，老虎是大象养大的，小约翰尼是琼斯夫妇养大的？）显然，这些关于概念发展的限制的问题通过在我们这本书中所考虑过的一些人类学主要辩论来提出，例如本尼迪克特和李·贝克关于领养和养育的观点，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对亲属称谓的分析，或者波洛洛人说他们是鹦鹉时，他们实际想要表达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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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在阿斯图蒂的研究中特别有趣，因为沃祖人对身份认同和身份关联性持有一种强述行主义的理解（strongly performative approach）。20至于我们所考虑的许多其他小规模的非西方社会，你是谁和你是什么，也都取决于你做什么和你所发展的社会关系。[49]沃祖人并非生来即为沃祖人：他们是沃祖人，因为他们像沃祖人一样行事。要想成为沃祖人，你必须做沃祖人所做的事情，其中大部分围绕着家庭、钓鱼和海洋。这种述行性的、面向社会的身份认同方式非常强力，沃祖人甚至说，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交了一个好朋友，婴儿长大后会看起来像那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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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认知实验得出的结果并不符合这种民族志描述。沃祖人似乎能很好地理解某些“生物学事实”在代际遗传方面的重要性。在测试中提出的假设性例子中，沃祖成年人清楚地表明，他们理解孩子是从其亲生父母那里得到“模板”（这是他们自己所用的表达）的。换句话说，他们认识到遗传学和“你是谁”的许多关键方面不是由社会建构，也不是由述行行为塑造的。然而，三人组还发现，当考虑与他们自己的生活切身相关的东西时，他们又会系统性地否认这一知识。在沃祖社区，过分强调生物关联性被认为是反社会和充满占有欲的；它违背了沃祖生活的核心价值，即拥有尽可能多的关系（即“亲属”）。阿斯图蒂和她的同事发现，沃祖人“并不关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事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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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斯图蒂和她的研究伙伴来说，这些发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那些不参与理解认知和概念发展的人类学家，是在自我设限。如果人类学的目标是理解当地人的观点，那么了解一些关于概念发展的限制因素对其实现显然有百利而无一害。它们显然没能剥夺文化因素的重要意义，因为沃祖人“否决”了它们。相反，它们可能最终暗示文化和价值观对我们人类的组成有多么重要。甚至本尼迪克特也可能被这项最新研究所鼓舞。毕竟，她的“跨种族领养”那个例子，本质上想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们是谁？然而，沃祖案例所提出的并不是某些根深蒂固的、被严格规定的文化模式的存在。相反，它表明我们的心智里很可能有某种天然内在的东西能够认识到“生活的事实”，但这显然并非决定性的，而且依赖于文化的具体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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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方法的另一个好的例子来自道德人类学。22这是一个近年来日益壮大的分支领域，许多成果是在与亚里士多德、康德、福柯等人延续的伟大哲学传统展开对话。这一领域的研究关注范围极其广泛：从高度复杂的宗教信徒伦理项目——我们看到过的，开罗法特瓦寻求者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五旬节派教徒的例子——到吸毒者的挣扎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伦理”。这一领域的大部分研究反映了人类学对社会和文化建构问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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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布·基恩（Webb Keane）是当今最受尊敬的文化人类学家之一，他在最近出版的《伦理生活：它的自然和社会历史》（Ethical Life: Its Natural and Social Histories）一书中质疑这种社会文化方法的充分性，尤其是因为伦理现今是心理学和儿童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他许多作品在导向上则更加自然主义；它们关注一个古老的问题，即我们的道德价值和伦理推断是否为天生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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