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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是优生学的先驱，其他国家却也紧随其后。瑞典绝育了近6万人。加拿大、挪威、芬兰、爱沙尼亚和冰岛都将绝育列入其法律并付诸实践。最为臭名昭著的是，德国曾给40万人做了绝育，然后又杀死了其中的许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短短18个月里，7万名已经绝育的德国精神病患者被毒气杀害，为的是给受伤的士兵腾出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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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新教工业化国家中，几乎只有英国从未批准过优生法。也就是说，它从未通过任何一项法律，以允许政府干涉个人的生育权。特别是，从来没有一项英国法律阻止精神缺陷者结婚，也从来没有哪怕一条英国法律允许国家以智力缺陷为由对人进行强制绝育。（这并不排除在极个别情况下，医生或医院私自诱骗病患进行绝育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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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并非独一无二的，在受罗马天主教会影响较大的国家，都没有优生法。荷兰不予通过此类法律。苏联也从未有这样的条文记录在案。不过，之所以单把英国拎出来，是因为在20世纪的前40年里，它是许多（实际上也是大多数）优生科学和宣传的源泉。与其质问为何这么多国家会实施如此残忍的行为，倒不如回过头来问：英国为什么能抵制这种诱惑？这应该归功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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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能归功于科学家。如今科学家自欺欺人地认为，真正的科学家一直都是对优生学这种“伪科学”嗤之以鼻的，尤其是在孟德尔遗传定律被重新发现以后（它揭示了沉默突变携带者比显性突变体多了多少），但几乎没有书面记录能为此提供佐证。大多数科学家乐于被奉为新技术官僚体系中的专家，受人吹捧。他们一直敦促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在德国，超过半数的生物学家加入了纳粹党，这一比例高于任何其他的专业团体，并且无人批判优生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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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费希尔爵士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现代统计学的另一位奠基人（尽管高尔顿、皮尔逊和费希尔都是伟大的统计学家，但从没有人认为统计学和遗传学一样危险）。费希尔是一个真正的孟德尔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优生学会的副主席。他痴迷于将上等人和贫民的“生育比例进行重新分配”，因为目前的现实情况是，贫民比富人生育了更多的孩子。即便是后来对优生学大肆抨击的人，如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和霍尔丹，在1920年之前也曾是这个理论的支持者。他们所批判的是优生政策在美国实施时所表现出的简单粗暴和偏颇，而非优生学这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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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被禁止也不能归功于左翼政治家。尽管英国工党在20世纪30年代反对优生学政策，在那之前，左翼运动总体说来还是为优生学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要想在英国找到一个在20世纪头30年里对优生学政策表示出了哪怕一丝反对意见的社会学家，都是很难的。在那个时候，从工党里找到支持优生学言论者是极其容易的。韦尔斯（H. G. Wells）、凯恩斯（J. M. Keynes）、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都有一些骇人听闻的言论，认为迫切需要阻止智力障碍者和残疾人的生育。萧伯纳在他的剧本《人与超人》中曾经说过：“作为懦弱者，我们用慈善的名义打败自然选择；作为懒汉，我们用体贴和道德的名义忽视人工生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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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斯的作品饱含道理：“就好比传播的病菌，以及在隔音不好的公寓里所发出的噪音那样，人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也不单单是他们自己的私事。”又如，“很明显，整个人类群体，对未来的要求不高……想要平等就得把人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纵容将会招致汹涌的人潮”。为了表示宽慰，他又补充道：“诸般杀戮都是在麻醉之下实施的。”（事实并非如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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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党对实施计划充满信心，愿意为国家利益而放弃个人权利，时刻准备着优生指令的下达。有所规划的生育同样已时机成熟。优生学首先从皮尔逊的那些费边社朋友之中传播开来，风靡一时。优生学对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它是一种进步的哲学，能够凝聚国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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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保守党和自由党也同样热情高涨。1912年，前首相阿瑟·巴尔弗（Arthur Balfour）主持了在伦敦举行的首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发起会议的副主席包括首席大法官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911年，牛津大学辩论社以近乎2比1的比例通过了优生学原则。正如丘吉尔所说：“智力障碍者的成倍增长对于一个种族而言是极其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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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少数几个人发出过反对的声音。零星几个知识分子对此仍持怀疑态度，其中就包括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和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他们写道：“优生学家一方面铁石心肠，一方面又头脑活络。”但毫无疑问，大多数英国人都支持优生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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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和1934年，英国曾几近通过优生法案。在1913年，勇于打破传统思潮的反对者力挽狂澜，挫败了这项法案。1904年，政府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在拉德纳伯爵（Earl of Radnor）的领导下，负责“照顾和控制智力障碍者”。在1908年做工作汇报时，该委员会坚持认为智力缺陷是可以遗传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它的许多成员都是收了钱的优生学者。正如格里·安德森（Gerry Anderson）最近在剑桥的一篇论文中所阐述的[5]，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利益团体持续游说，试图说服政府采取行动。内政部收到了各郡、各市议会以及教育委员会的数百项决议，敦促通过一项法案来限制“不健全人群”的生育。新的优生学教育协会对议员们进行轮番轰炸，并与内政大臣进行磋商，以进一步推进这一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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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平浪静了一阵子。内政大臣赫伯特·格拉德斯通（Herbert Gladstone）对此不为所动。但是，当1910年温斯顿·丘吉尔继任时，优生学终于在内阁里有了一位铁杆的拥护者。早在1909年，丘吉尔就以内阁文件的形式将艾尔弗雷德·特雷德戈尔德（Alfred Tredgold）的一篇支持优生学的讲演稿分发了下去。1910年12月，丘吉尔在内政部就职后写信给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倡导尽快推进优生学的立法工作，并在结尾处写道：“我认为，在年底之前我们就得切断并堵住精神失常的源头。”为防止有人质疑他这段话的意思，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Wilfrid Scawen Blunt）写道，当时丘吉尔已经私下主张使用X光和手术来对精神不健全的人进行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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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和1911年的宪法危机使得丘吉尔未能提出议案，然后他就被调到了海军部。到1912年，立法的呼声再起，保守党的后座议员[2]格尔肖姆·斯图尔特（Gershom Stewart）最终以个人身份就此问题提出了议案，迫使政府将其提上议程。1912年，新任内政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勉强提出了一项政府提案——《精神缺陷法案》。该法案旨在限制智力障碍者的生育，并处罚那些与其结婚的人。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个法案被付诸实施，那么它稍加修改就可用于实施强制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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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人在当时对此议案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就是激进的自由党议员，著名的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他是与达尔文家族多次联姻的著名工业家族的后代。查尔斯·达尔文的外祖父、岳父和姐夫（同时也是妻子的哥哥），都叫乔赛亚·韦奇伍德。最小的那位乔赛亚的职业是一位海军建筑师。1906年，他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为自由党议会议员，但后来他加入了工党，并于1942年进入上议院。达尔文的儿子伦纳德（Leonard）当时是优生学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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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奇伍德非常不喜欢优生学。他指责优生学会试图“像养牛那样来对待工人阶级”，并且他坚称遗传定律有“太大的不确定性，不能把信仰寄托在任何这样的学说之上，更不能据此立法”。但他的主要反对意见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这种法案可使国家强行把孩子从自己的家中带走，而警察依据条款规定有义务根据公众的举报对智力障碍者采取行动，对此他感到震惊。其他保守党的自由派，如罗伯特·塞西尔勋爵（Lord Robert Cecil），也加入了他的行列。他们的共同主张关乎个人权利而非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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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韦奇伍德如鲠在喉的条款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应该剥夺（智力障碍者）生育孩子的机会”。用韦奇伍德的话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为可憎的提议”，而且完全没有实现“对自由的关切以及对个体的保护，而这是我们有权期待执政的自由党所能做到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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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奇伍德的发难卓有成效，政府撤回了法案，第二年再次提出该法案时，气势大打折扣。关键是，这一次它省去了“任何可能被视为优生说的提法”（用麦克纳的话说），限制婚姻和限制生殖的冒犯性条款也被拿掉了。韦奇伍德仍然反对这项法案，整整两个晚上，他仅靠巧克力支撑，列出了200多项修正案，继续对草案发难。但是，当他的支持者减少到4个人时，他放弃了。最终，法案得以通过，成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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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奇伍德也许以为自己失败了。从此，强行将精神病患者送入医院的政策在英国实施开来，这实际上令他们很难再有机会繁育后代。但事实上，韦奇伍德不仅阻止了采取优生措施，还向未来政府发出了警告，称优生立法可能会引发争议。此外，他还发现了整个优生项目的核心漏洞。这个漏洞不是说科学理论的基础是错误的，也不是说它不具现实可行性，而是说它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压迫，且手法残暴，因为它需要国家动用全部力量来维护个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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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随着大萧条期间失业率的上升，优生学再次死灰复燃。在英国，优生学会的成员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人们开始荒谬地将高失业率和贫困归咎于最初优生学者们预言过的种族退化。就是在那时，大多数国家通过了优生法案。例如，瑞典在1934年开始实施强制性绝育法，德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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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绝育法案的施压由来已久，主要来自一份有关精神缺陷的政府报告，也叫《伍德报告》（Wood report）。该报告的结论是，精神问题正在增加，其部分原因在于精神缺陷患者的高生育率。但是，当一位工党议员以私人名义向下议院递交的优生法案被驳回时，优生学利益团体改变了策略，转而游说行政部门。卫生部被说服了，成立了一个由劳伦斯·布罗克爵士（Sir Laurence Brock）牵头的委员会，以着手研究对精神缺陷者进行绝育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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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克委员会尽管背靠政府，但从一开始就有派系之争。正如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所说，大多数成员“一点都不愿意冷静地考虑那些自相矛盾和非结论性的证据”。这个委员会认为精神缺陷具有遗传性，对相悖的证据视而不见，并“填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有利的证据。尽管证据不足，委员会依然认可精神不健全的人群生育过多的观点，它拒绝强制绝育的说法只是为了平息批评——它掩盖了获得精神缺陷者知情同意的问题。1931年出版的一本生物学科普读物中有这么一段话，曝出了其中的内情：“这些低能者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收了钱或是被劝诱，才自愿接受了绝育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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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克报告纯粹是为了宣传，但却套上华丽的外衣，伪装成客观冷静的专家评估材料。正如最近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专家”一致认为，它引发了一场人造危机，得到所谓的“专家”的共识，需要采取紧急行动。这种做法同20世纪后期国际环保人士呼吁民众关注全球变暖问题的手段很相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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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的本意是推动绝育法案的落地，但此企图落了空。这一次，与其说是因为有诸如韦奇伍德这样的坚定反对者，倒不如说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舆论氛围发生了变化。许多科学家改变了主意，尤其是霍尔丹。部分原因是像玛格丽特·米德这样的人以及心理学领域的行为学派，他们用环境来解释人性，日益影响了大众的认知。工党在当时坚决地反对优生学，认为这是针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天主教会反对优生，也在某些地方产生了影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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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938年，德国才收到有关强制绝育现实意义的报告。布罗克委员会对1934年1月生效的纳粹党绝育法大加赞扬，这样的行为十分不明智。显然，这项法案侵犯了个人自由，是不能容忍的行为，为实施迫害提供了借口。在英国，理智最终占了上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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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优生学的这段简史我们能够得出这么一个确切的结论：优生学的问题不在于其科学理论，而在于强制性的做法。优生学是一种人道主义罪行，而非一种科学问题。毫无疑问，就像应用于狗和奶牛身上那样，优生也同样适用于人类。通过优生，可以减少许多精神疾病的发生，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但与此同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及付出巨大的代价，这项工作无比残忍，充斥着不公和压迫。卡尔·皮尔逊曾这样对韦奇伍德说：“社会权利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凌驾于它之上。”这一糟糕透顶的表述应该成为优生学的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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