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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在报纸上读到智商基因、生殖细胞基因疗法、产前诊断和筛查时，我们能深入骨髓地感受到优生学阴魂不散。正如我在6号染色体那章中所述，高尔顿那“人的本性大多都有遗传性”的观点又重新流行起来，这一次，尽管并未得到证实，但有了更好的事实依据。如今，基因筛查使得父母对孩子的基因进行选择成为可能。例如，哲学家菲利普·基彻（Philip Kitcher）把基因筛查称为“自由优生”：“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优生专家，可以利用现有的基因检测手段来做出自认为正确的生育决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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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标准，世界各地的医院每天都在进行着优生，并且迄今为止，最为常见的受害者是那些带有一条多余21号染色体的胚胎，他们出生时便患有唐氏综合征。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呱呱坠地，他们会度过短暂而快乐的一生——生来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呱呱坠地，他们会得到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爱。但对于依赖母体的、无意识的胚胎来说，不把它生下来与杀死它并不能画上等号。我们又立马回到了关于堕胎的争论上面：母亲是否有权打掉孩子，或者说，政府是否有权阻止。此番争论由来已久，可遗传知识给了她更多堕胎的理由。要知道，选择一个具有特殊能力的胚胎，而非带有缺陷的胚胎，或许触手可及。选择生下男孩，放弃女孩，这种滥用羊膜穿刺技术的风气在印度次大陆地区尤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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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拒绝政府所提出的优生学，难道是为了落入私人优生学的陷阱吗？在医生、健康保险公司和社会文化的驱使之下，迫于压力父母可能会主动选择优生。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有女性因为携带遗传病基因而被医生哄骗着去做绝育，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然而，如果政府以基因筛查或被滥用为由而禁止基因筛查，就有可能加重社会负担。取缔筛查与强制筛查同样不人道。这是个人的决定，不能被专业人员所左右。基彻当然这么想：“至于人们想具备什么特性，或是不想具备什么特性，都是他们自己的事。”詹姆斯·沃森也是这么认为：“那些自认为很专业的人，应该远离这种事……我希望看到的是有关基因的问题应交由自己来做决定，而非让政府说了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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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少数非主流科学家对人类的基因退化深表担忧。[13]基因筛查与鼎盛时期优生学家之所思所想，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具体体现在，基因筛查就是根据个人价值标准进行个人选择的。优生学是基于国家价值标准，让人们为国家利益而非个人权利而进行生育。在步入新的基因领域之际，人们往往忽视了“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到底是谁？是独立的个体，还是代表着国家或种族的集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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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一下正在进行着的“优生学”案例。正如我在13号染色体那章所述，在美国，犹太遗传疾病预防委员会对小学生的血液进行了检测，如果发现两个人携带特定基因的同一份致病拷贝，就会建议他们以后不要结婚。这是一项完全自愿的政策。尽管被批评为优生，但根本没有涉及任何强制措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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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人都将优生学史视作描述科学（尤其是遗传学）失控时会有多危险的一个鲜活例子。实际上，它更为真切地反映出，如果政府失控，该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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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通过产前筛查可以降低发生唐氏综合征等染色体疾病的风险。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NIFTY为代表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通过对孕妇静脉血中游离DNA的检测得出胎儿罹患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因其在胎儿21-三体、18-三体和13-三体检测中具备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的优势而大规模应用于经医生充分告知、由孕妇自主选择的产前筛查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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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座议员，是指体英国议会下院中坐在后排议席的普通议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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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生命之书23章 22号染色体 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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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之叉：我们的所做所为，要么命中注定，我们无须对此负责；要么纯属偶然，我们无法对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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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哲学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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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千年的篇章正式翻开的几个月前，也恰逢本书初稿即将完稿之际，坐落于剑桥旁的桑格研究所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这一在人类基因组测序中引领世界的研究所宣布：22号染色体的全部测序工作已经完成。人体22号染色体的全部1100万个“单词”已被完全破译出来了，它们是用3340万个A、C、G、T字母写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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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22号染色体长臂的顶端，有一个巨大、复杂且极其重要的基因——HFW基因。HFW基因总共有14个外显子，拼凑成了一篇超过6000个字母的文稿。这份文稿在转录后会经过一个特殊的RNA剪接过程来对其进行大量编辑，最终产生一个只在大脑前额叶皮层某处表达、结构高度复杂的蛋白。这个蛋白的功能，一言以蔽之，即赋予人类以自由意志。如果没有HFW基因，人类也就不会存在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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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那一大段其实是我瞎编的。22号染色体上根本没有所谓的HFW基因——人类的哪条染色体上都没有。在给本书读者科普了22章无情而残酷的事实之后，我就是想要逗逗大家。我简直受够了作为一个纪实作家的种种限制，忍不住想要编点东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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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又是谁呢？那个被愚蠢冲动冲昏头脑而瞎编了一大段话的我，到底是谁呢？我是一个由自身基因搭建而成的生物体。基因塑造了我的外形，使我的每个手上都有5根手指，让我嘴里长上32颗牙齿，赋予了我语言能力，决定了我大约一半的智商水平。当我要记住某事时，其实是基因在帮我记，它们打开了CREB系统并储存了那一段记忆。基因为我打造了一颗大脑并给它分派了日常的工作职责。同时基因还让我清楚地知道，我可以自主决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简而言之，让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能由我自由决定做或者不做的，同样也没有任何一条规则规定我必须做某事或不能做某事。我完全可以现在就跳上车一路开到爱丁堡，仅仅因为我就是想这么做——更别提瞎编一整段的文章出来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个体，我拥有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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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自由意志是从何而来的呢？它显然不会是从基因中来的，否则也就称不上是自由意志了。答案（大多数人的共识）是自由意志来源于社会、文化以及后天的培养。由此可以推论，自由就是人类天性中不受基因控制的那部分，是基因残暴专制下盛开的花朵。我们可以从基因决定论的桎梏中挣脱，去抓取那神秘的自由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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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科学类著作的作家而言，用“信仰基因决定论”及“信仰自由”来区分生物学界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传统做法。但也正是这同一批作者，却仅仅通过建立其他类型的生物学决定论的方式就否定基因决定论——比如承认双亲对后代的影响或社会地位对个体的影响。这些作家一方面捍卫人类自尊，反对基因专制，另一方面又对人类周围环境的专制甘之如饴，这在逻辑上很是奇怪，完全无法自洽。曾有人写文章批评我，称我曾说过“所有行为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这句话（事实上我从未说过此话）。这位作家紧接着举了一个行为并非由基因决定的例子：众所周知，虐待儿童者大部分都在他们的童年期受到过虐待，而这段受虐经历又转变为他们成年之后虐待儿童的诱因。但这位作家似乎没有想到，他这个论断对于那些已经饱受虐待的人来说充满着偏见，而且是比基因决定论更加残酷无情的决定论：他一直强调虐待儿童者的后代也极有可能成长为虐待儿童者，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这个作家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他一直在用双重标准看待此事：如果要证明一个行为是由基因导致的，那就必须提供严格而明确的证据；但如果认为一个行为是社会因素导致的，就无需旁证便可贸然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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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基因视作加尔文主义宿命论的门徒，而把环境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美丽家园，这种思维定式本身就是一种谬误。塑造品格与能力的一个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就是子宫，子宫的情况纷繁复杂，不受人的支配。正如我在6号染色体中所说，有些与智商相关的基因影响的很可能只是学习欲望而非学习能力，只是让人更加具有学习主动性罢了，一名善于启迪学生的老师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换句话说，天性相对于后天教养更有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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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生学理论热情高涨的20世纪20年代，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其代表作《美丽新世界》中就描述了一个统一、专制、泯灭个性的恐怖世界。每个人都恭顺且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在种姓制度中的地位，即从阿尔法（α）到厄普西隆（ε）五种社会阶层，顺从地完成这个社会阶层应有的任务并享受他们所处社会阶层的娱乐生活。书名“美丽新世界”现已被引申为集权与先进科技联手制造出的反乌托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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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读此书后你会发现书中所描述的世界与“优生学”简直毫无关联。从阿尔法到厄普西隆的阶层都不是被繁育出来的，而是在人工子宫中通过化学药物控制、巴普洛夫条件反射训练及一系列洗脑程序制造出来的，然后在成年后用类鸦片药物进行维持。换言之，在这个反乌托邦社会里天性无足轻重，一切都是由后天环境造就的。这是一个由环境因素而非遗传因素造就的人间地狱。所有人的命运都已注定，只不过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来决定，而非他们的基因所决定的。这显然是一种生物决定论，而非基因决定论。奥尔德斯·赫胥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认清了一个纯粹靠后天教养来主导的社会有多么恐怖。诚然，我们很难评估究竟是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统领德国的极端基因决定论者造成了更多苦难，还是同一时期的环境决定论者更加劣迹斑斑。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两种极端思想都非常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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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我们没那么容易被说服。不论父母或者政客如何告诫吸烟的坏处，那些年轻人还是会抽烟。事实上，显然正是由于成年人的反复说教，才让吸烟看上去显得更令人心向往之。我们天生就有藐视权威的倾向，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通过对抗统治者、老师、养父母的虐待或政府的宣传攻势来守护我们自己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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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现已知道几乎所有有关“父母做派可以塑造孩子品性”的证据都存在着极大的缺陷。虐待儿童和在儿童期被虐待之间，确实存在着关联性，但是这个关联性完全可以解释为由遗传自父母的人格特征所致：施虐者的孩子们也遗传了一部分施虐者的人格特征。研究显示，在考虑到这个因素之后，后天影响因素就全然不是决定性的了。例如，施虐者收养的子女就不会变成施虐儿童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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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原则对于你所听到过的其他“社会常识”也都适用：犯罪者的后代也会犯罪；离异家庭的小孩未来也会离异；问题家长也会有问题儿童；肥胖的父母也会有肥胖的小孩。朱迪斯·里奇·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在其常年编撰心理学教科书的生涯中，对于上述论断都深信不疑。然而就在几年前，她突然开始质疑这些论断的正确性了。她的调研结果令其感到震惊：几乎所有研究都没有考虑到遗传因素这个变量，因此在这些研究中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撑其研究的因果关系。甚至都没有在文章中提及遗传因素，就把关联关系当作因果关系呈现在结论中了。然而在每一份行为遗传学的研究中，都有强有力的新证据来反驳这个被里奇·哈里斯称为“后天教养假说”的理论。一项针对双胞胎离婚率的研究表明，导致双胞胎离婚率差异的因素中，遗传因素占比为50%，研究对象与其胞亲所处的不同的环境因素占了另外50%，而双胞胎共有的家庭环境对离婚率的影响为零。[2]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在一个破裂的家庭中长大的，除非亲生父母离异，否则你并不会比在双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们离婚概率高。多项针对丹麦被收养者犯罪记录的研究均表明，被收养者是否犯罪与其亲生父母的犯罪记录有着高度相关性，与其养父母的犯罪记录相关性不大。不过，在排除掉同群效应（养父母居住在罪犯聚集区）之后，这种与养父母之间的弱相关性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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