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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风格的男子形象，可能绘制于公元前10000年之前，画在澳大利亚阿纳姆地的一处岩面上。猎人戴着有吊穗的长长仪式性头饰，手执带倒钩的投矛、回旋镖和带柄的石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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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动态人像”并非阿纳姆地最早的艺术风格，在绘制的人像下方可以找到更早的艺术刻下的淡淡线条，描绘了巨袋鼠、沙袋鼠、蛇、鳄鱼和鱼。我们知道这些石刻的历史不可能超过6万年，因为那是人类来到澳洲的时间。但除此之外，事情变得困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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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回旋镖用作武器相当重要，因为全部有历史记载的阿纳姆地土著人都只把它们当作乐器，即拍手板。所描绘的动物也暗示了时间，因为有些现在已经灭绝，比如袋狼（亦称塔斯马尼亚虎），在几幅画中可以看到它们带条纹的侧腹部。这种动物在公元前5000年时就已经从阿纳姆地消失了。有几幅画似乎描绘了灭绝时间更早得多的动物，比如被称为袋貘（Palorchestes）的巨毛鼻袋熊，它们在更新世结束前就已灭绝。此外，某些动物的缺失也能提供帮助：画中很少出现鱼，即使出现也是相对较小的淡水品种。而在后来的阿纳姆地艺术风格中，鱼变得非常重要，这被认为反映了冰河期结束后海平面的上升、沼泽的出现和土著人食谱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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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彭代尔和塔松找到这几条证据并把它们组织起来，得出结论：“动态人像”描绘了公元前9600年最后一波全球变暖之前生活在阿纳姆地干旱土地上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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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岩画年代的另一暗示来自洞窟沉积物（其中还埋藏了更新世澳洲人留下的石器）里的赭石。[4]“动态人像”使用了同样的颜料，虽然后来变成深紫色并似乎渗入了岩石中。公元前12000年左右，洞窟沉积物中的赭石数量明显增加，暗示大量艺术活动的开始。保罗·塔松认为，这是开始创作“动态人像”的时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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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卢伯克似乎很可能是在公元前20000—前9600年间的某个时候来到了阿纳姆地——我将遵循塔松的观点，将卢伯克放到该区间的最后，比如公元前10000年。但如果我们知道他造访过岩画，观察过工作中的艺术家，那他是否也目睹了真实的打斗呢？岩画描绘的是冰河期最后阶段阿纳姆地的生活现实吗？它们可能是真实历史的记录，描绘了为争夺宝贵资源的使用权而展开的公开决斗，目标也许是干旱土地上被贪婪地占有和守护的几个水坑。战斗可能是血腥和致命的，也可能以仪式性为主。不过，这些也可能只是幻想：描绘了神话人物穿着完全不同于任何现实世界的服饰，进行着想象中的战斗。事实上，阿纳姆地的土著人艺术家可能是爱好和平的人，他们衣着朴素，确保一切食物和水被平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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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彭代尔和塔松倾向于“艺术作为历史记录”的解释。[6]因此，在游历阿纳姆地的途中，卢伯克不仅看到了用红颜料画的决斗者，还看到了他们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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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卢伯克坐在一条浅溪岸边的桉树树荫下。溪流带着他离开山崖间的深谷，经过有人正在削凿石英的洞窟，来到一片树木稀疏的平原。溪流继续向前，一眼望不到头，又流淌了至少500千米才汇入大洋。卢伯克有意沿着它前往河口和海岸，直到抵达位于今天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以北1000千米处的白雪皑皑的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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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太热，而且卢伯克累了。于是他来到一棵树边休息，开始查阅《史前时代》中的一个段落，他记得那里提到过土著人的艺术。他的同名者在公元1865年写道：“在东北沿岸的一个山洞里，坎宁安（Mr Cunningham）先生看到一些‘还凑合的鲨鱼、海豚、海龟、蜥蜴、海参、海星、棍棒、独木舟和水葫芦，还有一些可能想要表现袋鼠和狗的四足动物形象’。不过，这些是否为当代土著人的作品令人怀疑。”[7]现代人约翰·卢伯克想起他在山崖上看到的岩画中没有任何此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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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合上书，开始在浅溪边打盹，那里有朝一日将成为阿纳姆地的东鳄鱼河（East Alligator River）。梦中，他回忆起自己在人类历史上同一时间在其他地方的旅行：在马拉哈泉村，他目睹了因新仙女木时期的干旱而被迫不断迁徙的晚期纳图夫人重新埋葬死去已久的亲人；在法国东南部，他看到绘有岩画的山洞被抛弃和遗忘；在秘鲁的哈古埃山谷，他和当地人一起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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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睡得很沉，不仅睡到这天结束，更睡到了冰河期结束乃至更久。他做了新的梦：冰锥上淌下的水滴突然膨胀，融水漫出了湖岸，泛滥的河水卷挟着巨石和树木，冰崖塌入海中。最后一幕发出的巨响把他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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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伯克醒来时，他看到的不再是催他入眠的晴朗蓝天和桉树树荫，而是一个洞穴般的阴暗世界，坐落于一座被沼泽环绕的泥泞小岛上。[8]距离他开始打盹已经过去了4000年，现在是公元前6000年。两边，弯曲多结的树干伸出染有泥污的扭曲而骇人的枝条，上方是厚厚的树冠。空气让人窒息，弥漫着炽热的瘴气。万籁俱寂，只有躺在淤泥中或者附在红树根茎上的贝类在低声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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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伯克睡着的时候，潮水已经融入。这并非每天拍打着更新世大澳洲海岸的潮汐，而是冰河期后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海潮。[9]随着冰川崩塌、冰盖融化、湖泊排干，南部的海洋开始扩大。海平面不断上升，有时每年会推进45米，淹没卢伯克计划穿越的平原。到了公元前6500年，澳洲北部和新几内亚之间的低地已经完全被浸没在阿拉弗拉海（Arafura Sea）之下。随着潮水淹没了阿纳姆地，内陆小溪变成宽阔的河口，淤泥堆成的河岸导致了淡水沼泽的出现，红树林接管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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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穿过沼泽的边缘，爬过巨大的树根，惊动了在沙洲上休息的海龟。沼泽一度看起来无边无际，危机四伏，特别是潜伏在浅水中的鳄鱼。当树冠被小片的蓝斑穿透时，他如释重负。蓝斑的数量和大小不断增加，空气变得清新起来，黑暗逐渐消退。红树林戛然而止，他步入了日光下，然后踏上了干燥而坚实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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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人也刚刚现身。几米外，一群土著人坐在地上并点燃了火堆。卢伯克加入他们，发现这些人刚从红树林中捡拾了贝类。他们一边休息一边吃了几个，准备回到位于红树林边缘和山崖之间的狭长林地，那里有他们的营地。当他们起身离开时，卢伯克跟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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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这些人一起度过了随后的几周——打鱼、捕猎海龟、采集山药和捡拾更多的贝类。他们有种类丰富的食物可供选择。河边堆起了贝丘，但随着沼泽的扩大，红树林的淤泥将掩埋它们。[10]卢伯克和他们一起踏上了前往海边的两天旅程，在那里采集贝类和食盐。途中，它们遭遇了暴风雨，呼啸的风雨迫使人们躲进洞中，也让他们在海滩上有了意外的新奇发现。那里出现了大片海藻，里面隐藏着水母和海胆，沙滩上则散落着海马和海龙的小小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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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红树沼泽和海滩上的这种觅食活动是土著人新的生活方式，但他们的石质工具仍然与冰河时代祖先的大同小异，主要为简单的石英碎片。也有一些新类型出现，比如骨质矛尖；他们还用有机材料制作了一系列器物，比如编织篮子和木头投矛。但在留待考古学家发现的废弃物中，只有石片能留存下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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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回到了自己曾经遇见“动态”决斗者的峭壁、高原和山崖。暴力在继续，但现在已经变成群殴，而非单人对决。在一场此类战斗中，两群人面对面（可能共有五六十人），手执带尖钩的投矛和带把的斧子。除了戴着头饰的双方领头者，人们穿得很少，甚至衣不蔽体。投矛被如雨般掷出，一方领头者的肚子上受到致命一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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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坠落，但注定永远不会掉到地上，就像那些投矛将一直飞在空中。这场战斗只是阿纳姆地岩壁上的另一幅画。奇彭代尔和塔松认为，这幅画和另一些战斗场景绘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新岩画比单人对决的“动态人像”简单得多，许多只不过是火柴棍小人，用圆圈表示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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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艺术家们不仅把整群人引入了战斗，而且改变了动物种类，并采用了新的艺术风格。现在，鱼、蛇和海龟这些湿地动物在画中变得司空见惯；有的采用X光透视的方式绘制，显示出体内的器官。另一个新特征是“山药形象”，即身体呈块茎状的人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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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形象代替了“动态人像”，反映了在更加暖湿的全新世环境中所采集的动植物食物。从个人冲突到群殴场景的转变表明社会也发生了变化。当考古学家看到这些公元前6000年的武士、投矛和死亡画面时，他们发现这与20世纪土著人群体战斗习惯明显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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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埃德·沃纳（Lloyd Warner）记录了此类战斗，这位人类学家于20世纪20年代在阿纳姆地东北的穆恩金（Murngin）土著人中间生活过。[13]穆恩金人以打猎和采集为生，他们生活的环境与重建的公元前6000年的世界不无相似之处。暴力和战斗在他们的社会盛行。劳埃德·沃纳估计，每年有大约200名年轻男子因此丧生。他描绘了几种类型的冲突，从很少造成任何伤亡的单打独斗（nirimaoi yolno）到几大氏族间的群殴（milwerangel），后者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常常以造成多人死亡的暴力斗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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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此类打斗源于争夺女人。nirimaoi yolno的起因常常是一方的某个男子指责另一方的某人是他妻子的情人（或者至少试图成为）。双方很少有比相互辱骂更进一步的行动，他们很高兴被朋友“劝阻”，从而既能虚张声势，又不必冒受伤之险。[14]在名为narrup的另一种冲突形式中，一名男子会在睡梦中遭受身体攻击。攻击者的整个氏族将对此负责，而且事件很容易升级为maringo（为被杀害的亲属复仇而展开的远征）甚至milwer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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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埃德·沃纳认为，穆恩金人中的战斗和杀戮是其婚姻制度的结果。这些人采用一夫多妻制，大部分中年男性至少拥有3个妻子。由于穆恩金人的男女比例大致相当，而且女性在青春期之前不久就结婚，年轻男性可娶的女性少之又少。用劳埃德·沃纳的话来说，存在对进入青春期并准备好寻找第一位妻子的年轻男性的“季节性杀戮”。[15]对适龄青年的这种淘汰被认为符合社会中较年长成员的利益，他们乐于鼓励后辈男性参与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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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公元前6000年阿纳姆地的战争场景岩画描绘的是真实生活；即便答案是肯定的，也无法证明这些战斗符合对穆恩金人的描绘，或者出于同样的理由。不过，奇彭代尔和塔松相信，岩画主题从决斗者到群殴场景的转变确实是一种历史记录，其终极原因为全球变暖造成了阿纳姆地的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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