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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经过了许多狩猎采集者的小营地，停下身看人们在独木舟上捕鱼和在河边的芦苇丛中捉鸟。从三角洲出发行进500千米后，他才长时间造访了某个营地，后者位于尼罗河与其西面支流库巴尼亚河的交汇处。但时值7月，河水已经开始了每年一度的泛滥，遥远南方高原的降水让河水上涨。几个家庭正在河谷砂岩崖壁下的一个沙丘上重建他们的季节性营地。[5]一些人忙着为建在沙丘顶部的一座枯树枝小屋完成最后的工序，另一些人则在清扫前一年留在营地中的垃圾。去年留下的椭圆形磨石几乎完全被吹来的沙子掩埋。卢伯克帮一个年轻人将其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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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营地的人都皮肤黝黑且体格健壮，身着用皮革制作的整洁衣物。两名男子身体有残疾，其中一人断过腿，走路一瘸一拐；另一个人手臂僵硬，上面有大块疤痕。[6]似乎无人扮演首领的角色，也没有哪个家庭拥有更大的茅屋或更多的财产。有几个人戴着用鸵鸟蛋壳雕成的珠子项链，另一些人在眉毛和脸颊上抹了红颜料。[7]但这些装饰品是出于虚荣，而非为了彰显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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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很快发现了要把营地建在沙丘上的原因。他到达几天后，每年一度的尼罗河泛滥接近了高潮，充盈的河水冲破河岸，在沙丘间形成相互连通的池塘网络。这是营地中许多活动的信号：必须在沼泽中的植物完全被淹没前采集它们，还要储存好木柴，用结实的芦苇搭成木架，用灯芯草编成篮子。与此同时，孩子们不断在营地和池塘间来回奔跑，显然在留意某个非常期待的事件。卢伯克坐在一株柽柳下，看着兴奋的儿童和成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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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石器再次在史前世界里被制造。石片被单侧或双侧削凿，然后安到骨柄上做成小刀；也有的被用作芦苇箭杆的箭头，以及木质投矛上的尖钩[8]——这是插拔技术的又一例证，尽管是卢伯克所见过的最早的之一。燧石也被使用，但显然非常珍贵，因为在河谷的附近并未发现矿藏。仅有的燧石块被装在皮袋中带到沙丘上，加工时极其小心，以免浪费任何石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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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伯克厌倦了看风沙穿过山谷和制作石器时，他读起了自己那本《史前时代》。虽然库巴尼亚山谷直到1865年才被发现，但他的维多利亚时代同名者曾描绘过尼罗河每年的泛滥，以及每年沉积的淤泥对考古学家的意义。在放射性碳定年远未被发明的时候，沉积速度似乎是估算地下埋藏的器物年代的理想方法。作者引述了某位霍纳先生（Mr. Horner）[*]的研究，后者根据古代埃及纪念碑周围的沉积物深度[比如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的方尖碑，当时被认为建于公元前2300年]估算出其积累速度为每世纪9厘米左右。然后，霍纳先生在挖出的距离地表深近12米的坑中找到了陶片，由此计算它们来自公元前13000年。当维多利亚时代的卢伯克指出“有多个理由让上述计算非常可疑”时，现代人约翰·卢伯克并不意外。[10]就陶器而言，计算结果的确完全错误，因为现在已知陶器直到公元前5000年后才在尼罗河谷出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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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飞溅的水声把在岸边打盹的卢伯克惊醒。他向下望去，看见浅水中有一群鲶鱼在扑腾。它们把身体拧成结，用尾巴相互拍打脸部——这是鲶鱼让自己显得性感并吸引配偶的方式。[12]它们是每年来库巴尼亚山谷的池塘中繁殖的大量鲶鱼中最早的一批。在成人和孩子们的注视下，交配继续进行，直到浅水中几乎每根水草和大片沙地上都覆盖了亮闪闪的鱼卵。这时，鱼群已经筋疲力尽，无力地漂浮在水中。现在可以开始捕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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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在旅行途中已经多次捕过鱼——公元前10500年在亚马孙用毒液，公元前6500年在纳穆用鱼叉捕捉鲑鱼，还有公元前4000年在曲布林湾附近的月光下。这种新的捕鱼技术和上面的一样高效，但所需的努力和技巧要少得多。库巴尼亚山谷的居民只是踏入齐脚踝深的水中，用篮子捞起鱼，把它们扔到岸上——篮子能保护他们的手不被鱼的刺扎伤。孩子们迫不及待地等着鱼，它们的长度常常超过1米：在欢笑声中，每条鱼都被棒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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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分，当所有没被抓住的鱼都回到了更安全的深水区时，卢伯克坐在岸边，帮着给捕到的鱼开膛破肚。木架上很快挂满了鱼，然后放到火堆上方，以便让大部分鱼被烟熏后保存起来。那天晚上，卢伯克参加了当季第一场“鱼宴”，和鱼一起吃的是类似面包的烙饼，在营地火堆周围的滚烫石头上烹制而成。随着月亮升起和歌舞开始，他躺下睡觉，回味着末次冰盛期尼罗河谷生活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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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天，卢伯克又和对他毫无觉察的主人们一起回到池塘边，因为第二波和第三波鱼也已来此繁殖。但这时，捕捉、棒击和清理内脏已经不再让孩子们感到新奇，他们去到别的地方玩耍。人们并没有想念他们的帮助，随着短暂的繁殖潮行将结束，鱼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几周后，鲶鱼被鳗鱼取代，后者前来享用鱼卵和刚刚孵出的鱼苗。库巴尼亚山谷的居民试图捕捉它们，也许是急于保护今后的鲶鱼资源。当鳗鱼从卢伯克的指间滑过时，营地中的男人和女人们正在用灯芯草将烟熏并晒干的鱼肉包裹起来，然后装进篮子，准备留在食物匮乏的日子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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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即使最高的水位也无法影响到营地，但它暴露在从西面沙漠几乎不间断吹来的风中，所有东西和人常常被裹上薄薄的一层沙子。风势强劲时，卢伯克坐到沙丘上一个简陋的窝棚后，看着沿山谷边生长的柽柳和金合欢周围堆起沙子。其他人也坐在那里，一边敲凿着小块黑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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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夏末，强风已经减弱，洪水开始退去。卢伯克决定进一步探索库班尼亚山谷的烹饪技术，他和女人们一起工作，试图找出哪些植物被采集以及它们如何被加工成食物。[13]作为准备，他捡了几块被丢在营地地面上的石片，将一根浮木枝条削成挖掘棍，与女人们随身携带的那些有几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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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日子里，女人们带着空篮子，背着婴儿，前往芦苇丛和剩余池塘边新露出的泽地。卢伯克学到了很多采集植物和准备食物的知识：有时他踏入池塘采摘百合的花蕾，有时帮着挖掘灯芯草和纸莎草的根，然后采集洋甘菊的种子。几种齐膝高的灌木能提供可食用的叶子、种子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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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种植物占去了绝大部分的采集时间。它们只有几厘米高，密集的紫色花朵在大地上织成了花毯。今天它们被称为野生香附子，由于其入侵灌溉田地和在那里繁衍的能力，它们被形容为“世界上最可怕的杂草”。但对末次冰盛期的库巴尼亚山谷居民来说，这是最宝贵的可食用植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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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这种植物时，卢伯克和女人们一起跪在地上，学着她们将挖掘棍插入土中，掘起潮湿松软的泥土。地表之下就是一片密密麻麻、彼此相连的粗大块茎，每根块茎不超过几厘米长。一些又黑又硬，因此被挖出扔掉；剩下的呈浅褐色，被从土中刨出并装进篮子里。女人们不断挖掘了几个小时，逐步从一片香附子转移到另一片。块茎十分密集，许多被留在土中，除去堵塞土壤的老块茎能促进它们未来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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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子装满后，女人们坐在池塘边，洗去自己身上和块茎上的泥土，然后返回营地。随后，卢伯克见证了将疙疙瘩瘩的香附子块茎加工成烙饼的费力过程——他尝试了每个步骤。首先，块茎被一一放在余烬中的滚烫石头上。经过几分钟的烘烤，表皮开始脱落，可以用手搓去。然后，已经变脆的块茎被磨成粉，尽管其中留下了许多表皮碎块和硬纤维。杂质经由芦苇编成的细密筛子去除，干净的面粉被装进下方的皮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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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面粉还不能用来烹饪。库巴尼亚山谷的居民知道它们味道发苦，会引起反胃。于是，卢伯克不得不跟着女人们来到一小段湍急的流水旁，看她们反复清洗面粉：口袋被灌满水，淘洗袋中的面粉并等待沉淀，然后小心地倒掉水。这样做能去除面粉中的毒素。最后，女人们回到营地，将剩下的一把把湿软面团捏成小圆饼，放在滚烫的石头上烹制。并非所有面团都这样烹制，有的被装在小木碗中留给幼儿，特别是留给一个刚刚断奶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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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磨石几乎不停地被用来加工种子。一台磨裂了。为了寻找替代品，几名男子来到沙丘背后的砂岩山崖。在卢伯克的密切注视下，他们用了一天时间将大石板削凿成椭圆形。他们还收集了一些卵石，用作磨石和捣石。每块石板都被钻孔和打磨，使其更容易搬运，虽然大部分的形状仍然很不规则。只有一块磨石粗坯被带回营地，其他的则留在崖壁上等待以后使用。带回的那块被进一步削凿成需要它的女人们指定的形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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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还和男人们一起去打猎。[16]他们的主要猎物是冬天到来的大雁和野鸭。猎人从芦苇丛中悄悄接近，用弓箭将其射杀。有时，猎人们在黄昏时分离开营地，在远处的一个池塘边伏击野牛和狷羚，用石尖投矛击杀它们。羚羊无法用这种方式捕获：它们可以从植物中获得所需的全部水分，因此必须在洪泛平原上的灌木林地里跟踪它们，一直追到沙漠边缘。不过，杀戮很少出现，这种两三天的狩猎之旅似乎更多是为了暂时摆脱营地中的女人和孩子们，获得些许自由，而非为了寻求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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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11月，尼罗河几乎回到了最低水位。池塘不再相连，仅剩下浅浅的水洼。这提供了又一次轻松捕鱼的机会，因为许多鱼被困在水中，绝望地绕着圈子，再次可以用手捕捉。有几条鱼成功地逃回了尼罗河。有些晚上，卢伯克会离开营地，看鲶鱼挣扎着在地上爬行，从一个池塘进入另一个池塘，最终回到河里——这是少数几种能从空气中摄入氧气的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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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水洼完全消失了。沙丘之间的洼地随后也将干涸并被吹来的风沙覆盖，直到尼罗河再次泛滥。卢伯克坐在库巴尼亚山谷的营地里，看着塞了洋甘菊的鱼被放在火中滚烫的石头上烤制，而那个小女孩在人群中蹒跚而行，身后不时留下的粪块被弹进炽热的余烬中，他知道是时候继续自己的史前之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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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植物考古学的元老，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的戈登·希尔曼在研究库巴尼亚山谷发掘出的植物残骸时发现了那些婴儿的粪便。他面前的粪便是小碎块，外表发黑，里面呈棕咖色。有的含有非常细腻的黏土样物质，以希尔曼的专业眼光看来，这显然曾是磨得很细的植物“糊”。他需要确定这些焦块是准备过程中意外溅落火中的食物、呕吐物，还是家犬或人类的粪便。他认为是后一种，因为一枚焦块上留有结肠内表面的印痕。这些昔日食物的细腻质地同样暗示，焦块并非来自犬类。希尔曼知道，许多关于近代狩猎采集者的记录描绘了孩子们如何随地排便，他们的粪便常常被抛入营地的火堆里。他还在粪块中发现了沙子，符合常在地上爬行的婴儿的特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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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小块棕色粪便从公元前20000年库巴尼亚山谷的火堆来到希尔曼显微镜的玻璃片下，这场旅行得益于联合史前考察队（Combined Prehistoric Expedition）在尼罗河谷的出色工作。在得克萨斯州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的弗雷德·温多夫（Fred Wendorf）和安杰拉·克洛斯（Angela Close）以及波兰科学院（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的罗穆亚尔德·希尔德（Romuald Schild）的率领下，考察队展开了一场了不起的调查与发掘行动，改变了我们对北非史前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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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始于1960年，当时埃及政府决定在阿斯旺（Aswan）建造新的水坝，将淹没南边的大片土地。与埃及地质调查局合作的联合史前考察队是对受威胁地区展开考古探索的若干国际行动之一。1967年，考察队将注意力转向阿斯旺以北的尼罗河谷，并几乎马上在库巴尼亚山谷与尼罗河交汇处的古老沙丘上发现了密集的凿制石器堆和磨石板。但由于阿以战争的爆发和持续的政治动荡，温多夫和同事们直到1978年才有机会发掘这些遗址。[18]他们最终在1984年展开发掘，发现一些可能有超过50万年的历史，而另一些则属于末次冰盛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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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次冰盛期的遗址数量最多，目前也是保存最好的。它们主要位于沙丘本身，有几座位于洪泛平原的淤泥上。大部分遗址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凿制石器，显然是在估计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多次造访重要营地时留下的。通过细致的发掘和对大量沙子的过滤，大批植物残骸、鱼骨、兽骨、鸵鸟蛋壳制作的珠子和磨石板被发现。经过众多专家的多年研究，我们确定了特定的植物和鱼类品种，并重建了卢伯克所欣赏的具体狩猎、捕鱼和采集行动。考古学家们不仅对遗物本身做了细致分析，而且参考了现代研究，比如鲶鱼的繁殖行为，现代狩猎采集者对块茎的使用，以及尼罗河泛滥的特点。由于工作量如此之大，研究结果直到1989年才发表——距离最初发现这些为末次冰盛期的生活提供详细画面的遗址已经过去了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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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库巴尼亚山谷的沙丘在公元前19000年之后不再作为每年的驻营地（很可能是因为风吹来的沙子堵住了山谷入口），但类似的生活方式在整个尼罗河谷一直延续到更新世末。联合史前考察队在沙丘和尼罗河的洪泛平原上发现了其他许多石质工具堆。和库巴尼亚山谷类似，几乎所有工具都用小石片制作，但具体的加工技术和细石器形状因地点和年代而有所不同。这暗示河谷中存在若干区域性文化传统——家族或家族群体发展出了自己特有的工具制作方式并代代相传。[20]许多遗址发现了磨石，有一些找到了动物骨骼和植物残骸，还有少数几处发现了墓葬。在可以确认饮食模式的地方，情况看上去与库巴尼亚山谷的相似，人们以在洪水中捕鱼、狩猎狷羚和采集种类繁多的植物为主。因此，这种十分适合尼罗河特点的经济似乎在末次冰盛期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保持不变——事实上，它最晚持续到了公元前12500年，直到末次冰河间冰期的巨大影响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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