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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对博茨瓦纳措迪洛山白画岩窟的发掘结果时，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劳伦斯·罗宾斯和同事遇到了另一组问题。[9]他们发掘出了非常深的沉积物，显示人类使用这个山洞至少有10万年的历史。山洞因为洞壁上的大量白色岩画而得名，包括大象、蛇和马背上的人。最后一种的年代不可能早于一个世纪前太多，因为马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在卡拉哈里。当地传统认为近代的布须曼人绘制了这些画——这与澳洲阿纳姆地和印度比姆贝特卡的情况截然不同，那些地方的画的创作早于现在活着的人的记忆，被归于超自然生物的作品。不过，白画岩窟中的一些画可能要古老得多；接近地面的那些已经褪色，很可能创作于洞中地面比今天低得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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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晚近的洞内沉积物下方，罗宾斯和同事发现了一层埋藏着鲶鱼骨、细石器、鸵鸟蛋壳、磨石和骨钩的沙土。不幸的是，罗宾斯最多只能将该层面认定为公元前21000—前3000年之间。问题在于，大量鱼骨暗示附近存在过湖泊和池塘，而最后的记录为公元前19000—前14000年之间。全新世期间的措迪洛山被认为非常干燥，就像今天那样，最近的可能捕鱼地点为45千米外的奥卡万戈河（Okavango River）。但放射性碳定年显示，捕鱼发生在公元前9000—前3000年，这与石器和骨器的风格相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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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很可能在洞底松软的沙层内发生移动，这让罗宾斯的困境雪上加霜：打洞的啮齿动物可能将鱼骨和焦炭块拖上拽下。事实上这已经被证实了：一块骨鱼叉碎片被发现与下方20厘米出土的另一块相匹配。沙层可能用了4500年积累而成，也许很容易有其他许多骨头和焦炭块混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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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托博山波蒙格维洞后部一系列存储坑的年代同样非常模糊。20世纪60年代，克兰·库克（Cran Cooke）在当时的罗得西亚（Rhodesia）进行开拓性考古工作时发掘出了这些存储坑。他在洞口区域发现了厚厚的灰烬层，以及暗示存在过防风墙的石基。[12]坑中包含了一系列有趣的发现：其中一个有烧焦的毛虫；有几个铺着草，还有一个铺着乌龟壳；另一个坑中埋着有毒植物刺眼花（Boophone disticha）的根，可能被用来防止昆虫侵扰坑中原来储存的东西。还有一个坑曾被用作火炉，里面发现了一段严重烧焦的树皮纤维绳索，因为上方石板的保护而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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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当乌普萨拉大学的尼古拉斯·沃克对波蒙格维洞进行新的发掘时，他看到了库克未发表的笔记本。测得的几组放射性碳定年数据从公元前1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但顺序并不总是正确：某层面的定年比上方紧邻的更晚，或者同一层面获得不同的定年结果，或者年代似乎与需要定年的工具类型不符。沃克认为，这些存储坑很可能来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不过证据仍然存在争议。[13]但即便他是对的，也不能排除人们在距此3000年前就开始采集毛虫的可能性，即卢伯克第二次造访波蒙格维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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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先后在中非和西非的雨林中旅行，无法感受到东非湖泊经历的巨变。当他经过末次冰盛期的图尔卡纳湖和维多利亚湖边时，水位远比今天看到的要低。许多较小的湖泊完全消失了。到了公元前7000年，情况变得完全相反：在几千年的时间里，这些湖泊的水位远远超过今天。就像公元前12000年之后的降水增加让雨林扩张到比今天更大的范围，东非湖盆同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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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湖岸仍然清晰可见，因为在比当前水位高出好多米的地方有干涸的贝壳和湖底沉积物带。图尔卡纳湖比今天高出85米，面积是现在的两倍，致使其漫出自己的湖盆并向尼罗河流域供水。无数小盆地被完全淹没；位于今天埃塞俄比亚南部大裂谷的许多小湖泊汇聚成一个大湖，注入阿瓦什河（Awash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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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岸显然是诱人的捕鱼场所，因为在图尔卡纳湖裸露湖岸的周围发现了几处埋藏有细石器和骨钩的遗址。其中一处是肯尼亚的洛瓦塞拉（Lowasera），骨钩底部周围有细细的凹槽，表明上面曾系过线。除了鱼骨，那里还发现了鳄鱼和河马的骨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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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000年后，热带非洲愉快度过了它在较晚近历史中最湿润的时期，降水量可能比今天的多50%。[16]根本原因是季风系统的北移，在热带获得降水的同时，卡拉哈里等更南面的地区却失去了降水。[17]不过，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公元前3000年之后不久，降水再次减少，湖泊水位下降，森林缩小到今天的范围。北非经历了类似的降水变化过程，暂时让撒哈拉沙漠的面貌变得与今天截然不同。这正是卢伯克在他环球之旅的倒数第二站将要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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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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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沙漠的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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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放牧生活的发展，公元前9600—前5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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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公元前6800年——自从卢伯克离开伊沃埃勒鲁洞，向北进入今天的撒哈拉沙漠，时间过去了不超过200年。途中，雨林变得稀疏，他看到许多狩猎采集者队伍在自己的营地和山洞里休息。但卢伯克几乎没有耽搁，而是径直来到了撒哈拉沙漠中央高原的东侧，即今天的阿卡库斯山（Tadrart Acacus）。巨大的砂岩和片岩山体从东面和西面的沙海中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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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抵达时，阿卡库斯山谷非常干燥，但夏天的降雨显然好好地滋润了这一地区。峭壁和山崖周围并非只有沙子，而是被生长着灌木的稀树草原包围，浅浅的湖泊和池塘边丛生着柽柳和金合欢。悬崖般的谷壁上分布着大量洞穴和岩窟，人们正在洞外建造营地。和卢伯克在世界各地看到的许多营地类似，这里也有防风墙、枯树枝小茅屋、火炉、磨石和石片堆，以及制作篮子和清理皮革留下的垃圾。卢伯克看着猎人们两手空空地从附近的山崖归来；女人们则更有收获，她们的篮子里装着从野生禾本科植物的谷穗上敲落的种子。乍看之下，这里的生活似乎与卢伯克在环球之旅的起点——奥哈洛看到的没什么变化。但在造访了两个山洞后，他很快改变了看法，因为两者都呈现出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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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洞似乎只是崖壁上一块巨大突岩下方的凹坑。洞外完全没有人类垃圾，卢伯克注意到，人们经过山谷时似乎会对洞口敬而远之。洞中的地面空空如也，只有坚硬的石头和几片被风吹来的沙土。西侧的洞壁上绘有岩画——沿波浪线排列着一列抽象人形。人像只画了轮廓，他们模样夸张，头部滚圆，戴着装饰有平行带子和羽毛的头饰。所有人面朝东方，有的似乎在祈祷——弯着腰或高举张开的双手。有两个人像与众不同，其中一个用红色填满，另一个倒立着，双腿分得很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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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这个后来被称为穆胡基亚格洞（Uan Muhuggiag）的山洞后，卢伯克只走了不到几千米就见到另一个让他觉得必须一观的山洞。拱形的洞口又高又宽，周围是狩猎采集者营地。洞中住着几个人，他们坐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者某个卢伯克不理解的问题。经过他们身边时，卢伯克看到地上有个装满水的容器，这是他离开美索不达米亚的亚利姆丘后第一次看到陶器。卢伯克捡起陶罐，用手指摩挲表面上刻的波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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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第二个洞时，粪尿的味道表明有羊存在。后洞圈着5头羊，这些毛茸茸的白绵羊是野生的——事实上与卢伯克在非洲之行开始时在塔玛尔帽洞和哈瓦弗提亚洞看到人们捕猎的是同一种动物。它们站在一层层被踩实变硬的粪便上，啃食着从困住它们的坚固枝条间塞入的牧草。这些动物强壮而出色，但腿上有试图逃出兽圈时留下的瘀斑和血迹。在非洲之旅中，卢伯克还是头一回看到人类控制下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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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身离开这个臭烘烘的山洞时，卢伯克注意到一些与他在前一个洞中看到的圆头人类似的画像。它们已经褪色，部分被尘土掩盖。这个山洞今天被称为阿福达洞（Uan Afuda），显然已经失去了任何曾经可能有过的宗教意义。羊取代了鬼神——虽然不是后者那样的灵性存在，但在有需要时能带来更多实际的好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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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994年，分别来自米兰大学和罗马大学的毛罗·克雷马斯基（Mauro Cremaschi）和萨维诺·迪·莱尼亚（Savino di Lenia）发掘了穆胡基亚格洞。他们发现，山洞本身和周围区域从公元前9500年开始就被用作营地。该地区已经发现了其他几处遗址，阿福达洞最初似乎符合狩猎采集者在阿卡库斯山的大本营和周围平原上的过夜营地的现有特征，但它有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发现：后洞有40厘米厚的硬化粪便，测定为公元前7000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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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这被认为是那里无人居住时，把山洞当作庇护所的野羊留下的。但当迪·莱尼亚研究了今天被野生动物当作庇护所的阿卡库斯山洞地面后，他意识到这些动物只会留下松散、零星的排泄物。与之相比，阿福达洞中又厚又紧的粪便层显得不自然。经过发掘，从中找到了人类垃圾：削凿过的石头、焦炭块和分割过的骨头。粪便层中的花粉和碎片来自少数几种植物，包括野生谷物、无花果和蓝蓟（Echium）——后者是有毒植物。这些植物不可能自行累积，也没有动物会选择以此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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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洞中留下粪便的动物被确定为大角野绵羊，一方面是根据粪球的大小和形状，一方面是因为找不到其他的候选可能。人们还发掘出几块其他物种的骨头，比如豺、狷羚和豪猪，但大角野绵羊的骨头是最多的。于是，迪·莱尼亚得出结论，公元前7000年左右曾有动物被圈养在洞中，并被喂以草料。蓝蓟等有毒植物可能被用作催眠剂，以控制这些容易兴奋的动物——很像现代土耳其农民在想要让羊平静下来时就会喂它们吃柳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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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福达洞对野生绵羊的管理是撒哈拉沙漠中部相对干湿状况波动的结果。到了公元前12000年，夏天的大量降水在阿卡库斯山和周围形成了淡水湖以及大量的池塘和沼泽。经过末次冰盛期的极度干旱，它们将动物和人重新吸引回撒哈拉沙漠中部。一种围绕狩猎大角野绵羊的生活方式就此出现，并以采集植物和块茎作为补充。阿福达洞、穆胡基亚格洞和其他山洞中最早的岩画都绘制于这一相对丰饶的时期——对野生动物的描绘要早于卢伯克在洞壁上看到的圆头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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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莱尼亚认为，从狩猎到圈养大角野绵羊的变化，是因为它们在野外的数量显著减少。从公元前8000年起（也许还要稍早些），降水再次开始减少，池塘干涸，植被数量下降。[5]几千年来的狩猎很可能已经让阿卡库斯山和周围的野生动物数量大大减少，即便不是这样，干旱的回归也会要求人们大幅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抛弃整个地区（就像早前的居住者所做的），而是开始利用更大范围的资源，并以新的方式利用现有的手段。出现最早的磨石表明，人们开始更多地采集和加工起来很费力的野生禾本植物。那里还出现了最早的陶器，表面装饰有折线和波浪线，它们的主要目的可能是更有效地利用日益稀缺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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