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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重要的创新是捕捉和圈养大角野绵羊。屠宰很可能只发生在有需要的时候，为应对旱季和潜在的资源短缺提供了保障。迪·莱尼亚认为这些动物属于集体所有，因此圈养将不会违背狩猎采集者分享的习惯。不过，现在至少出现了私人拥有宝贵资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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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过程可能曾经促成了山羊和绵羊在西亚的驯化。不过，就像基因研究所证实的，从未出现过大角野绵羊的驯化近亲品种。这可能是由于从野生到驯化的缓慢转变被打断了，因为阿福达洞的居民在公元前7000年之后不久再次改变了生活方式。这个时间标志着一批东方的新来客出现在他们的土地上，这些人带来了一种完全驯化的家畜——不是羊，而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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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牛人到来之前，阿卡库斯山的狩猎采集者已经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包括卢伯克在他们的洞壁上看到的圆头人像。罗马大学的法布里齐奥·莫里（Fabrizio Mori）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研究这种艺术，1998年出版的宏大汇编集成为他工作的高峰。[6]通过煞费苦心地记录各种风格的绘画和雕刻，莫里将公元前5000年之前的艺术分为3个连续阶段：大型野兽阶段，“圆头人”阶段，以牛为主的“放牧”阶段。磨石上的颜料痕迹，大角野绵羊的形象，以及“圆头人”岩画中牛的缺席——这些让莫里相信，它们绘制于公元前9500—前7000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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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认为，穆胡基亚格洞中的圆头人像表示日出时的崇拜，下方的波浪线描绘了山谷中的流水。洞中还有其他“圆头人”岩画，其中一幅包括两个细长的形象，似乎是被包裹好准备埋葬的尸体。洞口附近真的发现了一处墓葬——一名男子仰卧着，双手举到脸旁，仿佛在自卫。[8]莫里认为，对于先后在阿卡库斯山狩猎和圈养大角野绵羊的人来说，完全没有人类垃圾的穆胡基亚格洞可能具有深刻的宗教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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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公元前6700年，卢伯克正站在阿福达洞附近迅速集合起来的一群人中间。他们注视着附近沙丘顶上出现的一个男孩。不过，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他身边的牛群。这些动物看上去就像卢伯克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亚利姆丘所见到的，它们背部平坦，而非像梅赫尔格尔驯化的南亚瘤牛那样有明显的隆起。[9]虽然阿福达洞和其他洞穴的居民几年前就听说了牧牛人向西扩散，但这是在阿卡库斯山当地第一次看到这种新的放牧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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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男孩大约10岁，他身边又出现了几个年长些的少年。狩猎采集者和牧牛人相互对视了几分钟，然后男孩们转过身，消失在沙丘背后。人群分散到营火边和各个山洞中，他们无疑会讨论要如何应对出现在自己中间的这些新来客。卢伯克已经知道他必须怎么做：现在他必须造访非洲牧民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在他的环球之旅结束后还将在非洲大陆长久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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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径直向东而行，穿过一片灌木林地和半荒漠地区，其间偶尔点缀着季节性的浅湖。[10]他很快遇到一座被废弃的营地——石头垒成的小圈曾被用作火炉[11]，还有各种日常垃圾，包括被宰杀的羚羊和野兔的骨头。这堆杂物中立着几块还连着绳子的石头，上面曾拴过牛，很可能还会再次使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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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下一站是撒哈拉东部的纳布塔（Nabta），这座牧牛人的营地距离阿福达洞约2000千米，离他在末次冰盛期曾经采集块茎的尼罗河谷中的库巴尼亚山谷不超过100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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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于公元前6700年一个夏日的黄昏到达。他穿过齐膝高的灌木，在一个浅湖边发现了大约十几座圆形和长方形的茅屋。一小群牛被圈在荆棘条搭成的围栏里。一些男人和少年坐在小屋外享受夕阳，女人们三三两两地在屋外交谈，孩子们则在附近玩耍。卢伯克走近时，火堆被点燃，黄昏突然变成黑夜。他精疲力竭，走进最近的一座小屋，倒在地上的芦席上睡着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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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牛群被带离村子去吃草时发出的叫声将卢伯克惊醒。[14]他休息的那座屋子原来是厨房，旁边有个女人正在准备食物。她长得高挑匀称，身上披着一块剪裁精细的兽皮，黑色的头发用头巾束住。女人正在料理半埋在沙土地上炽热余烬中的一个陶罐，罐中加热着粥样的混合物。除了这个火炉和几张芦席，屋里仅有的就是一堆柴火，以及屋顶上挂着的一捆草药。小屋本身简陋但坚固——一圈柽柳枝被插进地里，顶端绑在一起并盖上兽皮，从而形成拱顶。卢伯克看着那个女人将粥舀进几个干葫芦碗中，然后把它们拿到屋外，她的丈夫、母亲和孩子们正等着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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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卢伯克观察了这个牧人营地的生活。在附近的长方形小屋中，他再次遇到那位优雅的女人。屋子的墙边有睡觉的铺位，以及用细树枝和兽皮搭成的床。她蹲在火旁，一边独自哼着歌，一边等待火炉中的几块焦炭开始冒烟。当焦炭发出强烈的香味时，她把它们扔进几个用兽皮蒙在木框架上制成的桶里。在桶里晃荡几下后，焦炭被倒回炉中。这样，用来装当天早上牛奶的桶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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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后不久，牛群在几个年轻人和少年的带领下回来了。一共有20头牛，但分成了4小群，每群归营地中的一个家庭所有。小女孩们负责从一个小兽圈中牵出牛犊，让它们喝一小会儿奶。然后，女人们过来将牛奶挤到烟熏过的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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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这些，一家人在长方形房屋边围成一圈，每人手持用半个葫芦做成的杯子。卢伯克和他们坐在一起。他注意到人们都没有喝，直到那个女人的丈夫说完话（可能是祈祷或祝福）。然后，每人舀了一点牛奶喝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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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人喝完并休息完后，男孩们再次带着牛群去吃草，因为时值雨季，附近有充足的草和营养丰富的金合欢豆荚。牛犊被喂了草料，由女孩们带往水边喝水，但其他时候留在营地里。卢伯克同样如此，跟着那个女人到处转悠，看着她将多余的牛奶带到用作厨房的小屋里并完成各种日常家务，包括在小屋的沙土地面上洒水以防扬尘，储存水和木柴，收集用来清洁奶桶的香味树枝，以及用来修理垫子的树皮纤维和根。女人的老母亲帮着干活，并盯着她那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总是险些爬进露天的火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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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卢伯克来到湖边，看着孩子们玩耍：抓蜥蜴，丢石头，扮演牛群主人夫妇。他们看上去都不到10岁，这似乎是成年角色开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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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牧牛的大男孩和男人们出发去打猎瞪羚并检查陷阱，正午热浪中的营地变得非常安静。孩子们在休息，成年人在树荫下干自己的活。老人在制作绳索和皮具，女人在把树根编成垫子。傍晚，卢伯克帮着清洗和烟熏牛奶桶，为牛群的归来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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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行将结束时，所有脱得开身的年轻人都离开村子，前去欢迎牧牛人，并帮着把牛群赶回家。在天光还没有暗到无法工作前，人们又挤了一次奶。然后，男人们和来自附近营地的来访者一起咀嚼后者带来的叶子。女人和孩子们先是在周围闲荡，听男人们的谈话，随后自己聚在一起聊天讲故事。人们陆续离开，寻找自己的床。卢伯克回到了厨房所在的小屋，再次在地上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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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在纳布塔能否真的看到驯化的牛群并度过这样的一天——类似近代东非的牧牛人——存在一些争议。由弗雷德·温多夫、安杰拉·克洛斯和罗穆亚尔德·希尔德带领的联合史前考察队发掘了该遗址，这个团队也曾在库巴尼亚山谷工作。1974—1977年间，他们在纳布塔的古代湖泊沉积层周围发现了几处遗址。在其中一处被命名为E-75-6的遗址中找到了特别丰富的植物残骸和动物骸骨堆。1990—1992年间，考察队进一步勘察了那里，发现了作为卢伯克此行依据的小屋和火炉。同时还找到了井，暗示人们最终选择在纳布塔度过整个冬天，那时湖泊将完全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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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发现是牛骨，其中一些被测定为公元前9000年，当时只有在雨季时湖边才会出现短期营地。[15]温多夫和他的同事们还在其他沙漠遗址中发现了年代类似的牛骨，特别是纳布塔东北50千米处的比尔基塞巴（Bir Kiseiba）。[16]这些骨头的形状和大小都不能排除它们来自野牛的可能性，但温多夫和同事们认为，这些遗址周围的环境可能过于干燥，野牛无法生存。骨堆中的其他动物——瞪羚、野兔、乌龟和豺狗——都体型较小，而且适应了沙漠条件。与上述物种不同，牛需要每天饮水，因此必须有人类的帮助才能在东撒哈拉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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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张的重要性在于，它使牛在北非的驯化时间早于在西亚的，后者通常被认为是公元前7500年左右。[17]在纳布塔和比尔基塞巴被发掘前，人们的共识是牧牛活动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从西亚传入北非（与传入欧洲的时间类似），驯化绵羊和山羊的传入则要晚了1000年。这种共识并不容易推翻，温多夫的主张很快引发了多位批评者的反驳，他们都是牛驯化历史方面公认的专家。[18]他们对温多夫找到的少量“牛”骨碎片的年代和认定提出疑问，质疑如果条件如此严苛，为何骨堆中没有发现沙漠羚羊；他们还暗示那些水井是近代开挖的，只是意外挖到了考古遗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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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角牛岩刻，早于公元前3000年，来自利比亚的撒哈拉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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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多夫和同事们对这些批评发起反击，于是争论陷入了僵局。直到1996年，强烈支持温多夫观点的新证据才突然出现——证据来自现代家牛。在丹尼尔·布拉德利（Daniel Bradley）和罗南·洛夫特斯（Ronan Loftus）的带领下，来自都柏林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的遗传学家队伍比较了非洲和欧洲牛的DNA，试图确定它们拥有的最后共同祖先是什么时候。[19]他们需要衡量两组DNA样本的差异程度，为此测量了两者谱系分离后产生的变异数量。通过对新的基因产生变异的速度的估算，可以得出分离的真正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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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利和洛夫特斯得出结论，欧洲和非洲牛已经完全独立地演化了至少2万年。因此，非洲家牛的祖先必然完全不同于欧洲家牛的祖先，后者已知源于西亚。所以，牛在非洲的驯化的确可能发生在公元前9000年。换句话说，现代牛的基因证据完全肯定了温多夫对纳布塔和比尔基塞巴牛骨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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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早被驯化的非洲牛具体出现在何时何地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一种可能是，这发生在公元前9000年之前某个时候的尼罗河谷。[20]也许只有在家牛的支持下，人类才能扩散到更危险的东撒哈拉地区。虽然那里远比今天湿润，但湖泊在整个冬天会干涸，而且干旱司空见惯。不幸的是，我们缺少公元前12000—前9000年间的尼罗河谷考古遗址。但由于任何早于公元前6000年的遗址中都没有发现家养动物的骨头，驯化似乎诞生于其他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