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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我不得不参加智力游戏，这些游戏活动可以丰富词汇。每一次当众阅读我写的寡淡无味的作品时，我总想躲到椅子后面藏起来，以便避开那些米奇森家的女人们投射过来的居高临下的目光。幸运的是，他们家总是高朋满座，因此轮到我的次数并不多。我发现坐在巧克力盒旁边对我很有利，而且我希望别人不会注意到我从来没有把巧克力盒传递给别人。比这种智力游戏更愉快的是在楼上黑暗角落里一连玩几个小时的“杀人”游戏。游戏中最残忍的“凶手”莫过于米奇森的妹妹洛伊丝，她在卡拉奇教了一年书刚刚回来，是一个坚定地倡导伪善的印度素食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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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从我到卡罗代尔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我不会认同娜奥米和吉尔伯特的左倾思想，尽管这在情感上有些困难。他们习惯把大门朝东敞开，让凛冽的寒风直吹进房，把我冻得够呛，但是想到每餐都有美酒佳肴，这点寒冷也就不算什么了。新年后第三天，我就要离开那里了。这是默多克早就和我约定好的，因为他已经安排好让我在伦敦实验生物学协会会议上发表一个讲演。但在我即将离开那里的两天前，一场大雪不期而至。原本光秃秃的荒山完全被大雪盖住了，看上去就像南极洲的山一样。通往坎贝尔顿的公路封闭了，这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走整整一下午的路，米奇森一直在谈论他的免疫体移植实验的博士论文，而我则在想，恐怕直到离开，这条路也都不会通车了。天公不作美，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一行人在塔伯特（Tarbert）坐上了克莱德号轮船，第二天早上就到了伦敦。[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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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为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关于我的奖学金问题，美国有关方面应该会给我发出一些信函。但是回到剑桥大学后，我连一封官方信件都没有收到。上一年的11月份，卢里亚曾经给我写过信，告诉我不用担心这件事，自那以后就音讯全无了，这似乎是个不祥之兆。显然他们还没有做出决定，因此我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拿不到这笔奖学金，充其量也不过是使我有些不开心罢了。肯德鲁和佩鲁茨已经对我保证，如果我的奖学金真的完全被取消了，他们可以向英国政府申请一小笔经费来解燃眉之急。一直等到1月下旬，我才收到了华盛顿方面寄来的信函，我的奖学金被取消了，心中的悬念终于落地了。这封信的第一段引述奖学金条例说，只有在指定的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工作才能继续享受奖学金待遇，由于我已经违背了这一条款，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终止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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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泰岬的塔伯特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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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里安·米奇森和洛娜·马丁（Lorna Martin）在斯凯岛上举行婚礼的一张照片。从左至右：娜奥米·米奇森、宾客（身份无法确定）、洛娜的父亲马丁少将（Major-General Martin）、沃森的父亲、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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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奥米·米奇森和沃森在昂蒂布（蔚蓝海岸）度假，摄于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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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韦斯，奖学金委员会新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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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封信的第二段又说要授予我另外一笔奖学金。但这笔奖学金后来没有按惯例发足12个月，在5月中旬就停发了，因此实际上只发了八个月。这并不是因为我长期犹豫不决对我的刁难，而是因为我没有听从奖学金委员会要我去斯德哥尔摩的建议而对我的惩罚。最后，我少拿了1 000美元。在9月新学年开学之前，我显然已不可能再得到来自任何其他方面的资助了。于是，我只得接受了这笔2 000美元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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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这封信后还不到一个星期，华盛顿方面又来了一封信。这封信也是由同一个人签发的，不过不是以奖学金委员会负责人的名义，而是以国家研究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信中说，华盛顿方面已经安排好了一次会议，要求我在会议上做关于病毒生长的学术报告，会议定于6月中旬在威廉斯敦（Williamstown）举行。这也就是说，开会的日期定在了我拿到第二笔奖学金刚期满一个月的时候。但我根本不想在6月或9月离开剑桥大学，唯一的麻烦是我得找一个好借口。一开始我打算写信告诉他，我遭到了未曾预料到的经济困难，因此无法成行，但又转念一想，我可不能让他有机会自鸣得意地以为，他已经重要到影响我的事业了。于是我在回信中告诉他，剑桥大学的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因此我不打算6月回美国。[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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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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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6 我的第一张X射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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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暂时转向对烟草花叶病毒（TMV）的研究。[93]烟草花叶病毒内也包含着核酸这种至关重要的成分，因此，它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幌子，掩护我继续研究DNA结构。这种核酸并不是DNA，而是核糖核酸（RNA）。不过，DNA与RNA之间的差别对我而言是一个有利因素，因为威尔金斯不能宣称对RNA的研究也只他一家别无分店。如果我们能搞清楚RNA的结构，就可以为解决DNA结构提供重要线索。另一方面，当时人们认为烟草花叶病毒的分子量高达4 000万，乍看起来，研究它要比研究分子量小得多的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分子更加不可思议。肯德鲁和佩鲁茨多年来一直在从事这两种蛋白的研究，但是直到那时仍然没有取得在生物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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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花叶病毒颗粒的电子显微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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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届国际结晶学联盟大会上，伯纳尔和范库肯在海滩上放松心情，而多萝西·霍奇金则在一旁静观，摄于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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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伯纳尔和范库肯（I.FankuChen）以前曾用X射线观察过烟草花叶病毒，这使得这个课题显得有点吓人，因为伯纳尔是一个传奇人物，拥有非凡的头脑，我从来不敢奢望能够像他那样精通结晶学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他们在《普通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说实在的，那篇论文的大部分内容我都看不懂。把如此重要的结果发表在这样一份杂志上，看起来有点奇怪，或许是因为伯纳尔当时已经全身心投入了与战争有关的工作，因而是由范库肯决定在一份对病毒感兴趣的人喜欢阅读的杂志上发表他们的研究结果的（范库肯当时已经回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范库肯对病毒就不再感兴趣了。而伯纳尔虽然有时还会谈论一下蛋白质结晶学，但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加强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