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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在通信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这些信件不仅谈及了这个插曲，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两人的个性。请参阅下页引用的他们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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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沃森对布拉格教授对这些“肥皂泡”的兴趣的轻蔑评价是有失偏颇的。1947年，布拉格教授和约翰·奈伊（John Ney）证明，液体表面的气泡挤在一起形成紧密的“泡筏”后，会表现出与金属原子相似的行为性质。“泡筏”模型引导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例如，在分子动力学中，它可以被用来进行原子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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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夹具是一种模板，可以用来复制完全相同的物件。在沃森和克里克被迫中止DNA研究之前，他们已经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制成了四大碱基的准确模型，这些就是“夹具”，可以用来快速地复制出更多的碱基。后来，威尔金斯这样写道：“沃森和克里克愿意把他们制作好的夹具送给我们，这是加快科学研究进展的合作精神的一个极佳范例。”可惜的是，富兰克林却对它们的作用表示了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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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克里克当时在研究α-螺旋的卷曲螺旋结构（即所谓的“卷曲螺旋”），但是这项工作后来又使他卷入了另一场关于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纷争。这场纷争发生在他与莱纳斯·鲍林之间，而且争执的热度还要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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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在沃森写给他妹妹伊丽莎白的这封信中，他解释了他们将以何种方式抵达布罗代尔。沃森将与米奇森和他妹妹瓦尔一起乘坐火车从伦敦出发，然后在格拉斯哥火车站与伊丽莎白会合（伊丽莎白乘飞机先期抵达普雷斯蒂克）。沃森在信中还手绘了一幅地图，标明了卡罗代尔的位置（相对于格拉斯哥和爱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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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本页这三张画全都出自温德姆·刘易斯之手。温德姆·刘易斯是一位画家、作家，他也是被称为“旋涡运动”的艺术思潮的创始人之一，同时还是文学杂志《爆炸》的主编（该杂志只在1914年至1915年间发行）。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塔尔和查德麦斯》（Tarr and The Childermass）。作为一位艺术家，他最出名的作品包括艾略特和伊迪丝·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的肖像画。1935年，刘易斯为娜奥米·米奇森的《超越极限》一书绘制了插图。海明威对刘易斯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人……在那顶黑帽子下面，是一双本该属于强奸未遂犯人的眼睛，我第一次看到它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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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也是娜奥米·米奇森的朋友，她当时也在米奇森家中做客。在她的自传第二部《影中行》（Walking in the Shade）中，莱辛描述了她住在米奇森家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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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趣事：娜奥米让我邀请一个外表和性格都很难用言语形容的年轻科学家散步。她还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得让他说点什么，要不然他的舌头要彻底萎缩了。’这个年轻科学家的名字是詹姆斯·沃森。我们散步大概花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其间爬上了小山，走过了石桥，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在说话。我的天啊！一个男人总该知道如何让他的女伴轻松一点吧。散步终于结束了，我筋疲力尽，只希望快快逃开，就在这时，我终于听到了有人讲话的声音：‘问题是，你得知道，在这个世界里，能够与我说话的只有一个人。’我把这些说给了娜奥米听，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句非常漂亮的话，尽管它出自一个年轻男子之口。不久之后，消息传来，他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破解了DNA结构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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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回到剑桥大学后，沃森在1952年1月8日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度假的经过，他还说：“米奇森一家人都可以说是极端个人主义者。因为我自己也是这种类型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正常’的人，因此我在那里待得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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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沃森仍然与米奇森一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九天后，即1952年1月17日，在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沃森这样写道：“今天，我和默多克一起到三一学院参加了狂欢舞会。唉，我真是节操尽失，因为我竟然穿上了舞台服装。”1957年，在阿弗里安和洛娜喜结连理的婚礼上，沃森担任了伴郎。而且，沃森的《双螺旋》也是“献给娜奥米·米奇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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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此后，在奖学金问题上的争执仍在继续。卢里亚在给沃森的一封回信中谈到了他在奖学金上面临的困境，同时还提到了沃森身上越来越明显的“亲英倾向”以及沃森对奖学金委员会主席保罗·韦斯的厌恶：“至于保罗·韦斯，我可以认同你对他的看法，不过，我没有你那么浓重的‘英国范’，我会叫他‘该死的婊子养的（damn son-of-a-bitch）’而不会叫他‘该死的混蛋’（bloody bastard）。”（写于1952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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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在被禁止继续研究DNA结构后，沃森就“暂时”转向对烟草花叶病毒的研究了。在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一封信中（1952年5月20日），他的无奈情绪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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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我应该把绝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投入到对DNA结构的研究中去。但是，伦敦国王学院的那些人内部正斗得不可开交，目前并没有真正努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试图说服他们借鉴鲍林的方法构建模型。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冬天已经花了几个星期，试图建成一个可行的模型。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暂时停下来了，这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但如果伦敦国王学院的那些人继续什么都不做，我们将再次启动，争取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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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伯纳尔是一个左翼科学家团体中最直言不讳、最富争议性的一位，这个团体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活跃在公共领域。伯纳尔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决支持李森科（Lysenko）的观点，即使在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政权的恐怖本质后，他的立场也没有动摇。1939年，伯纳尔写了一本非常有争议的书——《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强调科学研究必须为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伯纳尔致力于研究水的结构。但总体而言，他是一个丑闻缠身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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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施拉姆是一个病毒研究小组的成员，该小组由位于达勒姆的生物化学及生物学凯泽威廉研究院的部分研究人员组成。他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的成员，但是他的研究与德国的战争机器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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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杰弗里·拉夫顿对诗歌有着满腔热情，他曾经参与主办剑桥大学的一份诗刊，名为《绿洲》（Oasis），出版时间很短（1951年至1952年），但一度很受欢迎。拉夫顿给布拉格爵士写过一封信，说《绿洲》诗刊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尤其是科学家，参与读诗。拉夫顿的父亲是F.J.W.拉夫顿（F.J.W.Roughton）教授，是三一学院的一位物理化学家，曾经担任约翰·肯德鲁的本科老师，并激励后者去研究蛋白质。拉夫顿的母亲是爱丽丝·拉夫顿（Alice Roughton），她是一位心理医生和医疗活动家，因主张让病人留在自己家里以免受“体制化”之害而出名。拉夫顿父母的家里经常举办各种聚会，沃森所说的只是其中一个。沃森还回忆说，在有一次聚会中，拉夫顿教授玩了“吃手绢”魔术。而在另一次聚会中，当他来到拉夫顿家里时，竟然发现大厅里有一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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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英国皇家学会主办的这个为期一天的研讨会后来于1952年5月1日举行。鲍林能否出席，对这个会议来说关系重大，正如阿斯特伯里所说：“在蛋白质领域，我们正处于突破的边缘，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当前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如何正确评价鲍林和科里提出的最新、最刺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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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艾德威尔德机场所在地原本是一个高尔夫球场，“艾德威尔德”就是那个高尔夫球场的名字。1963年12月24日，该机场更名为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那一天是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满一个月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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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这是美国国务院护照处处长露丝·希普利（Ruth B.Shipley）于1952年2月14日写给鲍林的一封信。信中她称呼鲍林为“我亲爱的鲍林博士”，但是她还是否决了鲍林的护照申请，理由是“国务院认为您这次出国旅行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希普利从1928年开始执掌护照处，直到1955年，始终掌握着决定谁能够得到护照的全部权力。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形容她是一个“可人儿的食人魔”。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则说，她已经把护照处经营成了她的“护照王国”。1951年12月出版的《时代》杂志则称她是“美国政府中最无可指责、最不可动摇、最可怕和最受崇拜的职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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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鲍林的护照被扣一事在大西洋两岸都激起了很多评论。例如，5月12日《洛杉矶先驱考察者报》发表评论，抨击了美国国务院的野蛮做法。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罗伯特·鲁宾逊（Robert Robinson）爵士也于5月2日致信《洛杉矶时报》。也许是因为新闻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国务院不久之后就改变了决定，允许鲍林在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出国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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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在1952年4月3日写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沃森这样写道：“我刚刚从母亲那里获悉卢里亚不会来参加会议。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我怀疑是护照出了问题。我很遗憾他来不了了，因为我希望和他讨论一下我对未来的计划。现在，我将不得不通过书信与他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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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政府审查的左倾科学家并不限于鲍林和卢里亚，而且这样做的也不只有美国政府。威尔金斯就曾经被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过。他们怀疑，9个来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中，有一个人泄露了原子弹的秘密，威尔金斯就是这9个嫌疑人之一，他们都曾经为曼哈顿计划服务过（见本书第2章）。该项调查始于1945年，直到1953年仍在进行。本页所附的材料表明，英国内政部曾授权检查威尔金斯的邮件，而且其效力适用于他搬家后的新地址。威尔金斯的电话通话也被窃听。最后的调查结果是，尽管有一个线人（大约在同样的时间）将威尔金斯称为“一条非常奇怪的鱼”，但是他更可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非一个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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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也参加了这次在牛津大学举行的会议，当时他还是利沃夫的学生。雅各布在会议上遇到了沃森，后者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在他的自传《偶像内心》（Statue Within）中，雅各布这样描述沃森：“他的衣着是独特的：衬衫没有系在裤子里，鼓着风；裤子破了，露出了膝盖；袜子则比他的左右脚踝还低。他若有所思、惶惑不安的神态和举止是独特的：他的眼睛总是鼓鼓的，嘴巴一直张着；他经常说一些很短促、很有气势的句子，中间穿插着‘啊！哎！’这样的语气词。他走进房间的姿态很独特，他的头总是摆来摆去，就像一只正在寻找最好看的母鸡的公鸡。他想找到房间内最杰出的科学家，然后挤到那边去。沃森真是尴尬和精明的奇妙混合体，或者说，生活上的幼稚和科学上的成熟神奇地融合到了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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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鲍登和皮里在20世纪20年代在剑桥大学初次相遇，此后，他们两人在位于英国哈彭登的洛桑实验站一起合作了很多年。他们首先合作研究了马铃薯X病毒，然后从1936年开始，又合作研究了烟草花叶病毒。他们两人与伯纳尔和范库肯合作，试图确定烟草花叶病毒的结构。他们也是最早证明病毒RNA存在的人。在弗朗索瓦·雅各布的自传中，他把参加这次会议的鲍登和皮里描述为“……两个老朋友，他们经常捉弄人、讲笑话，都喜欢卖弄形而上的警句，讲英语都非常快……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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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皮里对更加广泛的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了兴趣。本页引用的这张照片摄于1961年9月，当时皮里刚刚参加完核军备谈判，随后与普利斯特利（J.B.Priestly）等人一起离开了苏联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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