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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四皓 南朝画像砖 亦称商山四皓，为秦末汉初之隐者：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为隐士之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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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后汉，这种具有超逸性格的知识分子，已经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这说明了在当时的社会上，已体验到放弃世俗的名利是一种了不起的作为。这种看法无疑的也是对于帝王权力的一种讥讽。然而即使留在田园、山林之中，如果过分地刺激到帝王的权力，仍然逃不出他的魔掌的。嵇康与阮籍都是很惨痛的例子。知识分子必须彻底地与政治分离，把心灵寄托在其他事物上，才可能被统治者完全放过。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多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形成一种隐逸的性格，变成后世一千多年的中国人基本性格之一，实在是这种世上特有的政治力量所强制造成的。它实际上创造了中国的精致文化。不用说，这是中国园林思想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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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的思想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无疑占有主导的地位。老子与庄子的思想在其产生的时代，虽然在内容上似乎是消极的，但在特质上是干世的。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表明自己的思想或生活态度，而是很积极的，希望统治者采取他们的无为的哲学以统治天下。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大家才会有太平日子过。基于这样的积极态度，他们乃不厌其烦地解释人生，以便说服为统治者执行政策的知识分子。所以在精神上，他们是自哲学的层面，通达政治的层面，最后贯穿到生活态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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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老庄的思想在积极的意义上已完全消失。士大夫阶级开始在消极的一面发现老庄思想的价值，以填补心灵的空虚，老庄就成为个人修为的途径了。因此自一个基本上具有济世意图的思想，过渡到以田园、山林之乐为主的隐逸思想之间，并不能找出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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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现代的学者虽然深切感受到《老子》与《庄子》二书对中国后世精致文化的强大影响，却无法直接自二书中引用原文加以证实的原因。徐复观教授在其《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首次系统地把庄子的思想与中国的艺术之关系加以分析，着眼于其精神面的关联。其所以谈“精神”之故，想来也是没有直接牵涉艺术理论的缘故。徐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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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老庄）只把道当作创造宇宙的基本动力，人是道所创造，所以道便成为人的根源的本质；克就人自身说，他们先称之为“德”，后称之为“性”。从此一理论的间架和内容说，可以说“道”之与艺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若不顺着他们思辨地形上学的路数去看，而只从他们由修养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去看，则他们所用的工夫，乃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工夫；他们由工夫所到达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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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指出《庄子》一书中学道的过程，是与艺术体悟的过程相同的。他引用“达生”篇中梓庆削木为的故事，说明这个过程。用木材制造乐器，在西方的观念，当然也是一种艺术。这位梓庆先生所制之相当精美，“见者惊犹鬼神”。问他有什么妙诀，他表示并没有，只是在制作之前要有心理准备。开始时，要避免耗气，要静心，三日之后，利禄之心先除，五日之后，是非巧拙之心再除，七日之后，自然形骸亦忘却，眼中无官府的地位，胸无芥蒂，精神专注。然后再“入山林，观天性”，等胸有成竹，知道的天性所在，才动手制作。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就“以天合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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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砖印模画 荣启期为春秋时人，孔子游泰山见荣鹿装带索，鼓琴而歌，为古代高士。此处与竹林七贤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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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与大家所熟悉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合起来，实即庄子以艺术喻人生修为的全部。庖丁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一个宰牛的人，修为到家，一投足、一举手，就像高雅的舞、乐一样，若合符节，技术到家，出神入化，“官知止而神欲行”，掌握了牛的生死的诀窍，轻轻动刀，牛身就“如土委地”了。同样的，修养的最高处就是体察到物之天性与天理。而这种天性、天理的体察，与艺术性的觉悟是互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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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必始于技巧。不能掌握技巧者，无法谈高深之艺术。自技巧中体会艺术之精神，乃畅然忘我的感受。反过来说，无忘我之修为，亦不可能上达绝巧。然而纯自技巧中找艺术精神是不够的，要静心养性，要“入山林，观天性”，要有更高的哲学上的体悟。这样思想与技巧相配合，就是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因此庄子思想的修为，好像是无为的，实则为大有为的准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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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思想本身的艺术性，与园林艺术有什么关联呢？这又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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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上，庄子的基本思想是以自然为师的，他的思辨，常是以大自然的事物为基础的。他想到人以无用、拙笨而能长寿，乃以自然中所见的，无用的大树而得到启发的。他想到主观与客观的交融时，乃是以自然中所见之鱼儿悠游之乐而得到启发的。因此心情消极的知识分子，对于国事不再有进取的意念了，虽然仍然可以“隐于市”，而他们的选择，在可能的范围内，是以“入山林”为优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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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表示庄子是赞成退隐到山林之中的。在“刻意”篇中，他历数一些“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的行为，其中有一类就是“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的江海之士。他认为这样的人是“闲暇者”，并不足取。只有“淡然无极”的人才能“众美从之”。所以避世的人，是伪借庄子之名，实在并非真正的庄子的信徒，落实到真实人生上，以我看来，真正的庄子的信徒，是田园派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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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与山林都处乎世尘之外，在世间上是没有分别的。但宁静、澹泊的人，当不得不弃世而去的时候，他的选择，不过是亲自下田耕作，以求自奉。这时候，人生的修为就在于纯、素的追求上。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真正的闲暇，而是以纯朴、率真的生活方式为闲暇，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其性灵的超升，基于对尘世的遗忘，到达忘我之境，乃能与大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在这种情形下，山林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已，并不是他们要避世的自我放逐的环境。大自然的景色可以陶冶心性的观念，是在田园思想家的生活中体验出来，经由文学传播开的，并不是庄子的原意，但却在庄子追求纯、素的人生观，自大自然中观照人生的思想路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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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生活又自何时开始为知识分子所歌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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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隐士之传统，胼手胝足，维持一最基本生活，以磨炼其高尚志节者，虽可上溯至周代以前，但真正有史籍记载者，要自汉朝开始。后汉为隐士开始大受赞扬推崇的时代，但当时的隐者，欣赏田园之美者，只能说退离朝廷，回家享受田园之供奉，过无官一身轻的贵族生活而已。在这种情形下，田园之乐是比较容易体会的。《后汉书·逸民列传》所载大部分隐士，都过着艰苦的生活，修养志节，并不及于田园之乐。后汉末期的仲长统也许是一个典型的田园生活的享受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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