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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童仆来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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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渊明的眼中，田园中的自然景物无不生动，为他带来生命之感受。院子里的一株树，足以使他怡颜，园子里的散步道亦有其诗意。抬头看看云天，倦鸟知返，太阳就要下山了，还抚着孤松而舍不得回家。通过文学的高超表达力，大自然的美形象化了，奠定了山水画的精神基础。“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生命实在太动人了，我乃忘形于大自然之中。“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庄子的哲学乃通过文学，深植于生活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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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今天的观念来说明陶诗对中国园林思想的影响，可以说陶渊明把生活环境与个人修养的关系正式突现出来了。在他之前，中国的读书人逃入山林以避朝堂，就有点像文雅的盗贼，要找躲避之所而已。陶渊明承续着庄子对自然锐敏的体察力，把田园、山林美化了，神圣化了，成为读书人主动追求的目标。是后读书人建造园林，无不遵循这一思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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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竹篱茅舍的田园景色就可以与宫廷中的台阁园林分庭抗礼了。由庄子的影响而逐渐为读书人所乐道的田园景色，甚至影响了南迁后晋室的华林园，使宫廷的园林少一分奢华的气势，多一分闲适的情趣。这一段时期也许是中国园林史上的第一次大融合，士大夫之经营园林者，就要兼顾两者的特色了。有时候所谓隐逸之士，也注意到园林景观的经营。《世说新语》中有一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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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夹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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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僧渊不但在大的环境方面，选择了依山傍水之处，而且在堂宇、轩庭之间，穿插了芳林、清流。这已经显现出居住环境的经营结合自然景观的努力了。这段文字是我所知的，中国读书人最早有意识地经营园林的故事之一。要过怡然自得的生活，居处之优美是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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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辞图（局部） 传南朝宋 陆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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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田园与山林的景致与人格修为的密切关系而推演出的园林思想，在六朝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都反映在六朝诗人的作品与山水画的创始与成长上。园林，事实上已经完全成熟了。在《洛阳伽蓝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形式、各种大小的园林。由于该书在园林与建筑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当专文介绍。在这里只提到卷二“正始寺”条，谈到教义里之司农张伦宅之园林盛景时，有隐者姜质者，“志性疏诞，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非常喜爱这个园子，写了一篇《亭山赋》，歌颂张氏的建树。开始的那段文字，很清楚地说明了隐逸者的情操与园林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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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之重，由朴由纯。然则纯朴之体与造化而津梁，濠上之客，柱下之吏，无以为明心，托自然以图志，辄以山水为富，不以章甫为贵。任性浮沉，若淡兮无味。……（司农张氏）卜居动静之间，不以山水为忘，庭起深丘深壑，听以目达。心想进不为入，身荣退不为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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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质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他这样赞美一位贪官，不过是因为得到可悠游于其园林中的利益而已。像他这样的文人后世很多，很值得注意的是，在北魏的洛阳，这样的风气已经很流行了。有钱的人，在其宅中建造园林，享受山林之乐，公余之暇，冒充老庄之信徒。这说明在北朝时代的士人间，老庄的思想与园林的关系已经十分肯定，而见普遍地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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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正直官僚徐勉在其《戒子崧书》中，提到自己营造小园的经过，说明了当时的士大夫经营田园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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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备之。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藉先门风范，及于福庆，故臻此尔。古人所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中年聊于东田开营小园者，非存播艺以要利，政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又以郊际闲旷，终可为宅，傥获悬车致事，实欲歌、哭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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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经营时的心情如此，不过“穿池种树，少寄情赏”而已，一旦经营之后，不免就会踵事增华。建造得舒服一点，原是必然的转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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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吾经始历年，粗已成立。桃木茂密，桐竹成阴；塍陌交通，渠畎相属。华楼回榭，颇有临眺之美；孤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渎中并饶菰蒋，湖里殊富芰莲。虽云人外，城阙密连，韦生欲之，亦雅有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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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叙述中，是树木繁茂、道路连通，有华楼廊榭之美。而且堆山成峰，长满了草，水池之中，生满了莲。丰富的园景中，“雅有情趣”多种。他对儿子说这些话，显然因为自己原是贫苦出身，竟建造了这样一座园子，不免有损清廉的家风，乃加以解说，述其必要之由。所以在长信的结尾前，再说一次他使用此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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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已来，不事资产，既立墅舍，似乖旧业。陈其始末，无愧怀抱，兼吾年时朽暮，心力稍殚，牵课奉公，略不克举。其中余暇，裁可自休。或复冬日之阳，夏日之阴，良辰美景，文案间隙，负杖蹑，消遥陋馆。临池观鱼，披林听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求数刻之暂乐，庶居常以待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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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的功能，在南北朝的时代，已经是士大夫在公余之暇，“文案间隙”，消遣心情之用。然后等待退休之后，可以悠游以终老。这种园林观，配合了儒、道思想在我国政治上的交互作用，支配我国士大夫的思想近两千年，至今仍无大改变。徐勉这篇《戒子崧书》的重要性，乃在说明了5世纪的中国，庄子对自然的哲学性的观照，已经完全转变为“临池观鱼，披林听鸟”的感官性的声色美感的欣赏，自思想境界进入艺术境界，成为士大夫调适生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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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代的大诗人谢灵运，写过一篇《山居赋》，并自己加以注解，是我国园林新创期最重要的一篇大文章。此文载于《宋书》，是谢之著作，当无疑义，但我觉得自注是一个很令人不解的现象，而且有些注文读起来，似为后世之学者所写。由于此文自注中有些重要的观念，在此仍假定为谢之著作，摘要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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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开始先述志。他“卧病山顶，览古人遗书，与其意合”，在病中的心情，必然感到人生如寄，所读之书，大概是老子、庄子吧，所以体悟到“道可重故物为轻，理宜存故事斯忘”。其结论自然是兴起了自朝堂退隐的念头，以便“愿追松以远游，嘉陶朱之鼓棹”，找一处“虽非朝市而寒暑均和，虽是筑构而饰朴两逝”的地方。但经营山林是件大事，他先把祖上东晋谢玄的功勋及其“废兴隐显”的贤达之心述说一下，然后说出自己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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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躯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闲。愧班生之夙悟，惭尚子之晚研。年与疾而偕来，志乘拙而俱旋。谢平生于知游，栖清旷于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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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情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心情是不相同的，可以看得出主要是“年与疾”所带来的感怀。庄子的思想，成为他的郁抑中的避风港。他先选一个优美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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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荫高士图 宋人 宋代之后以陶渊明为理想代表之名士形象及其环境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