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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笋（网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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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在祈嗣民俗中，也具有十分突出的象征性，作为生殖符号。”（周星《灯与丁》）农历正月十五或二月二，有“走桥”的习俗。是日晚，各家妇女成群涌出家门，结队而行，凡桥必过，意在求子息，过桥者要摸摸栏杆或拾拣一砖，以便感染生育力。摸城门钉的风俗，也隐含着生殖崇拜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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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沧浪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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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又名安石榴、海石榴、金罂、沃丹、丹若等，为石榴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有很高的食用和观赏价值。原产印度、波斯、缅甸、阿富汗等中亚地区，最早见于张衡的《南都赋》，名若留。陆机《与弟云书》云：“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涂林，安石榴。”随着佛教从中亚细亚流传到中国，石榴开始应用在装饰上，也带有宗教的色彩。在佛教中，石榴果常被安排在莲花座上，两侧配以比作圣树和圣花的棕榈和莲花的枝叶。唐朝有些菩萨手持石榴枝的形象，为平安神、夫妻恩爱神等。石榴果实多子，渐成祝福婚后多子女的象征物，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如漏窗被雕塑成石榴形。石榴与佛手（福）桃（寿）三者组合的吉祥图案，反映中国人的“三多”幸福观，即多子多福多寿，祈求家族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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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读园林（第二版） [:170029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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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读园林（第二版） 第五编 雅玩得真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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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与物遇合时，自古就有役物和物役、玩物尚志和玩物丧志之别。“物役”，被物所役，这样玩物，就丧失了本我，离开了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教诲。但“役物”，物被人所役，这样的“玩物”却是一种生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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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特别重视“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而“礼”与“乐”文化正是其基本手段。“乐”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它的内容包含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郭沫若《青铜时代·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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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特征和主要使命正在于探求美、创造美，使人产生美感、使人快乐，所以，一切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都可以包容在园林艺术体系之中。玩物不仅不会丧志，而且本着孔子“游于艺”的教诲，琴、棋、书、画，诗、酒、花，无不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而为文人们所必修，在“游于艺”的同时去完成净化心灵的功业，这样，诗、书、画美学精神相融通，非兼能不足以称“文人”，中国文人山水园林必然成为诗、书、画的艺术载体，园林中有山水诗的意境、山水画的美景，又成为书法艺术的宝库。（曹林娣《中国园林艺术论·综合艺术论》）筑园、修园和园林生活，不但不能说是玩物丧志，相反却是有益于士人观事理、涤志气的事业。文震亨虽然称园林陈设、家具等为“长物”，即“身外余物”之意，但还是为之写了《长物志》，“范围极广，自园林兴建，旁及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金石书画、服饰器皿，识别名物，通彻雅俗”（陈从周《长物志校注·序》）。“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室庐有制，贵其爽而倩、古而洁也；花木、水石、禽鱼有经，贵其秀而远、宜而趣也；书画有目，贵其奇而逸、而永也；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衣饰有王、谢之风，舟车有武陵蜀道之想，蔬果有仙家瓜枣之味，香茗有荀令、玉川之癖，贵其幽而暗、而可思也。”（明沈春泽《长物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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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皋壤自古为文人所雅爱，庄子以为“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庄子·知北游》），南北朝文人结伴冶游，有“竹林之游”、“金谷宴游”、“新亭旅游”、“兰亭集会”、“乌衣之游”、“山泽之游”等，一则享受自然之乐，一则因山林皋壤之远离王权，可以涤胸洗襟，尚志明节。从真山水到城市山林，园林雅玩，诸如抚琴、弈棋、斗诗、写画、赏古、品茗等始终是文人园林的主要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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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古器、鉴赏文玩作为普遍的崇尚在士大夫阶层中风行。早在西晋，士林领袖张华“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匹”（《晋书·张华传》）。宋元明清更成为风尚，收藏诸如书画、古玩、大理石挂屏、插屏、古化石、古铜鼓、手工艺品、砚台等，所谓“王谢长物多”，或作为园林厅堂的高雅陈设，或如倪云林筑清阁、米元章修宝晋斋、顾子山有过云楼等，专门筑之以宝藏文物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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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在种竹栽松、洗桐灌柳、文房清玩的注目移情之中，自觉赏心悦目，面对物事、体验物趣之后，内心由物兴发生命情境之感怀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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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读园林（第二版） [:170029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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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读园林（第二版） 一、松下横琴待鹤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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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炎帝，发明了五弦琴、七弦琴，创造了名叫《扶持》的乐舞，为后来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作了铺垫。儒家向来重视人的感情抒发，并用礼来约束感情，将礼、乐统一起来，成为中华原创性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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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者，禁也”，认为琴是禁止淫邪、端正人心的乐器，视古琴为君子修身养性、治家理国的工具，这是儒家的美学思想。《论语·阳货》篇载，孔子到武城，听到了弦歌之声，高兴得莞尔而笑，并和他的学生、武城宰言偃开起了玩笑：“割鸡焉用牛刀？”《吕氏春秋·察贤》篇讲了宓子贱鸣琴而治的故事，说宓子贱治理单父县，终日弹琴，身不下堂，将单父治理得很好。而继任者巫马期披星戴月，早出晚归，遇事身体力行，好不容易才把单父治理好。巫马期向宓子贱求教，宓子贱回答：“我理政的方法是用人，而您是用力。凡事身体力行便很疲劳，善于用人就轻松多了。”音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使人们在“游于艺”中净化心灵，达到“君子爱人”、“小人易使”的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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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倡导“平和”、“淡和”之审美观，孔子推崇用整齐舒缓的拖音法的雅颂古乐，排斥用曲折繁复的转腔法的今乐，特别是郑卫之音，音乐旋律、节奏变化繁复，所谓“进俯退俯，奸声以滥”、“郑声淫”，都是指它的音乐和正乐不符，并非色情和淫荡。魏晋以来，士大夫们吸收了释道的审美观，既将琴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具，又推重“鼓琴足以自娱”（《庄子·让王》），重视琴的情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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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人意趣超越，深入玄境，然对友情、亲情乃至对人生“一往情深”。《世说新语·伤逝》载：东晋王羲之两个儿子子猷和子敬同时病重，子敬先逝，子猷得知噩耗，乘车奔丧。子敬素爱琴，子猷径入门，坐灵床上，取子敬之琴弹奏，而琴声不调，于是，子猷掷琴于地曰：“子敬、子敬，人琴俱亡！”久久哀恸不已。嵇康作《琴赋》，认为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而“众器之中，琴德最优”。他“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临刑鼓一曲《广陵散》，曲终叹曰：“广陵散从此绝矣！”“这种事外有远致的力量，扩而大之可以使人超然于死生祸福之外，发挥出一种镇定的大无畏精神来。”（宗白华《美学散步》）琴完全成为魏晋文人的情感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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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于宇宙人生的晋人风韵，深刻地影响着力追晋人“人格的唯美主义”的后代文人。融洽的友情、甜蜜的爱情，被称为琴瑟和谐：“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唐陈子昂《春夜别友人》）；“‘妻子好合，如鼓琴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非他，胶漆男女而使之合一，联络情意而使之不分者也”（李渔《闲情偶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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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琴的审美情趣上，文人推崇《老子》“淡兮其无味”的音乐风格和“大音希声”的永恒之美。“淡”者，“使听之者游思缥缈，娱乐之心，不知何去”（明徐上瀛《溪山琴况》）。“所谓希者，至静之极，通乎杳渺，出有入无，而游神于羲皇之上者也。”（明徐上瀛《溪山琴况》）这正是园林追求的景外情和物外韵，达到《庄子》“心斋”、“坐忘”的自由审美境界。陶渊明“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所以，“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梁萧统《陶渊明传》），“彭泽意在无弦”，追求的是宇宙天地之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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