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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大大影响了西方的性道德观,一直至今。在这方面,奥古斯丁有点受了摩尼教和柏拉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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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典型的“知行合一”,此中是“知难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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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ill of the flesh,指扭曲或过分的肉欲追求,奥古斯丁认为婴儿也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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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h happy fault,Oh necessary sin of Adam,which gained for us so great a Redee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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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神的信赖——实际的演绎是对教会法规的服从,对教会传统的尊重、对教会承诺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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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每个人、每样功能都在追逐最大利益的假设下分开不同的人、不同的功能,以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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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梁鹤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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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休谟、斯密之流聚焦于“性之本”,坚持“性之本是恶”。然后,在“恶”上涂金,制造出“性之恶是性之本”的论调。善与恶之分就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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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3 亚里士多德的“变”Aristotle’s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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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者是个工匠,按他灵魂深处(理性)对城市(人居)的“形”的认识去塑造城市空间。这是个实际的行动,属伦理范围。因而规划城市是实践智慧。在实践智慧中亚里士多德强调中庸(执中)。他给我们的启发是城市要“以人为本”;城市人要有良好习惯,城市规划者要有城市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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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的宇宙观是“变”(change),老师柏拉图的宇宙观是“恒”(changelessness)。师徒之别影响西方思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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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认为有些东西是“永远存在,永不改变”,称“形”;有些东西是“永在改变,永不存在”,称“物”。“物”是现象,可分可合(divisible)、各具特异(particular);“形”是本质,不可分割(indivisible)、普世相同(universal)。我们官能观察到的人,各个不同,这是“现象宇宙”里的“个人”,是“物”;我们理性认识到每个不同的人都是人,这是“本质宇宙”里的“人”,是“形”。在现象宇宙里,每个人、每座山、每种爱情、每项义举都不同,但我们仍能认识人之为人、山之为山、爱之为爱、义之为义,是因为我们的理性能认识本质宇宙里的人、山、爱、义(当然这需要教育和智慧)。问题来了,柏拉图的“形”与“物”既居于两个独立、平行的宇宙,那么,“形”与“物”是怎样的关系?怎样扯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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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当然知道这是问题。他的解释(写在《巴门尼德》[Parmenides])是“参”(participate),有点像《中庸》的“与天地参”的意思。“物”参于“形”,就是沾上了“形”,因此,见其“物”就知其“形”。但这是怎样发生的?柏拉图做了一个隐喻:“形就像白天,同时覆盖大地每处;不同的各处,同样的白天。”意思就是,“每处的白天”乃各个不同的“物”;“白天”是它们共参的“形”。看见“各处的白天”就知道“白天”是怎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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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未解决问题。拿这个隐喻作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种情况。1.“白天”与“每处的白天”是同一样的东西。但若是如此,“白天”就不再可能是普世的、不可分割的“形”了。2.“白天”与“每处的白天”不是同样的东西。“每处的白天”是每处不同之“物”,但它们共参“白天”之“形”。见其“物”而知其“形”,“白天”之“形”遂现。但这个演绎也有问题。假若有甲、乙两地。“甲地的白天”与“乙地的白天”是一组东西。它俩共参于一个叫“白天”的“形”,使它们沾上“白天”的共性。柏拉图理论中这叫OM原则(One over Many:任何一组东西的共性本身就是一个“形”)。这一个“甲地的白天”和“乙地的白天”共同参与,而使它俩沾上“白天”素质的“形”,也当然是具有“白天”的素质。这叫SP原则(Self-Predication:使其他东西沾上某种素质的“形”其本身必须具有这种素质)。因此,我们可称这个使“甲地的白天”和“乙地的白天”沾上“白天”素质的“形”作“白天1”。这样,我们就有了新一组的东西:“甲地的白天”“乙地的白天”和“白天1”。这组东西的共性也是个“形”,是个不同于“白天1”的“形”,可称“白天2”。这叫NI原则(Non-Identity:一个带有某组东西共性的“形”不可能是这组东西中一分子)。这样地,我们又有更新一组的东西:“甲地的白天”“乙地的白天”“白天1”和“白天2”。这组东西的共性会是一个叫“白天3”的“形”。直追下去,永无终结;并且最终的“白天”之“形”永不能达。这叫“第三人之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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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自知“形”与“物”的独立存在产生逻辑问题,但要等到亚里士多德才有突破性的进展(亚里士多德对老师也有尖锐的批评)。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但走上很不同的方向。这里分开三部分讨论:宇宙观、伦理观和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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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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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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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谈“物之理”聚焦在“变”。《物理学》(Physics)一书是后人整理而成的,分8卷。前半部谈变;后半部谈动(motion,其实也是变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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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突破是把柏拉图的“形”与“物”的二元对立统一起来。他提出每个存在的东西(存在体,being)都是由“形”“缺”(privation:“形之缺”,也算是一种“形”)和“主体”(subject,或称substrate)组成的复合体(holomorphic compound)。“形”或“缺”是“主体”的本质(essence)。“物”是“主体”的最原始材料,不会因变而消失。例如,马吃草。在这个变的过程中,草消失,但草的“物”仍存于马,成为马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变化中,“物”没有独立的存在,它的存在与“主体”的“形”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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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理是万物之变(动与止)的源(source)与因(cause)。变包括增长(量变)、变质(质变)、移位(位变)、成长与死亡(本质变)。万物可以是自然的东西或人工的东西。人工的东西也能变,但它的变不是基于它的“本质”而是基于构成它的东西的“本质”。例如,把一张木床埋在地下,它或会发芽,成长为树。但这不是因为床的“本质”,是因为床是木做成的,而木的“本质”是可以发芽成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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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万物(主要是生物和天体)之变,不离四个变因:(1)质料因(material cause)来自它的构成材料;(2)动力因(efficient cause/moving cause)来自它的启动机制;(3)形式因(formal cause)来自它的“本质”;(4)目的因(final cause)来自它的功能(存在的目的)。现今科学界用的“因”只属狭义的动力因。从另一角度去演绎,变其实是万物从它们的潜质(potentiality)走向实现(actuality)的过程。(这点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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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观察天体运行——永恒、完美(无始、无终、不断的圆形轨迹)——推论出宇宙的开始和持续实在是显示一位非“物”的(non-matter)、纯“形”的(pure form)、完美的(all perfect)原启动者(prime mover)。动是存于它、生于它(motion is embedded in the mover)。从“潜质到现实”的角度去看,原启动者是个完全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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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小结。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植根于可见的宇宙。他认为可见的万物都是复合体,具永远存在、永不改变的“形”和永在改变、永不存在的“物”。万物在不断地变。变有变因,出自它的材料、本质、功能和内在或外在的启动机制。变又是个“潜质到实现”的过程。宇宙之生与变是由一位纯“形”、全“实现”的神启动和维持。形容宇宙是求“物之理”,属“物理”范围。解释宇宙是求“物之理之理”,属“形而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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