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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涉及两类人：“开发自己土地而影响别人安居者”（开发者）和“因别人开发土地而被影响自己安居者”（被影响者）。两类人各有自我保存的考虑（怎样开发自己土地？怎样保护自己安居？），也各有与人共存的考虑（怎样不影响人家安居？怎样容许人家开发土地？），可分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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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人共存成为我自我保存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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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世价值范式里这两类人都会追求自我保存。前者聚焦于发挥自己（开发土地），后者聚焦于保护自己（保护安居）。在博弈范式和请命范式下，两者有必然的冲突；也就是开发者与受影响者不能共存（就算有，都是作假的、妥协的或权谋的）。但是，在普世价值范式下，自我保存非但不会跟与人共存冲突，与人共存反是自我保存的最佳保证。先哲给了我们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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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人类结社（与人共存）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认为人的最高追求是幸福。幸福是生活得美好；生活得美好是充分发挥（flourishing）人的本质，这当然可以包括充分开发自己的土地。亚里士多德的唯一约束是这必须是理性的选择，因为理性是人的本质。[7]另一方面，霍布斯也谈人类组织政府（与人共存）是为了避免在自然状态下的孤独、贫穷、恶劣、野蛮和短命。也就是说，为了自我保存，人类选择与人共存，因为他相信与人共存保证他不被侵犯。看来，把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的与人共存理念加在一起就保证了自我保存：从不被侵犯（下限，来自霍布斯）到发挥自己（上限，来自亚里士多德）。但是，在具体的行为上，如何为开发土地和保护安居定下合适的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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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共存既是自我保存的保证，也就是自我保存的先决条件。为此，自我保存跟与人共存不可能有冲突。但是，在实际上，我们看见在土地开发中开发者和被影响者之间的冲突。有何解释？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去解释就是双方缺乏理性，追求超过自我保存的所需。也就是开发者过度地膨胀，以致过度影响人家安居；被影响者过度地保护，以致过度约束人家开发。解决的办法是“中庸”，也就是不过度。那么，不过度有什么标准？这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理性是人的本质，以理性去定标准就是用“以人为本”去制定开发自己土地和保护自己安居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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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我保存成为与人共存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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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世价值范式底下，与人共存本身是人类普世的追求。因此，与人共存除了有利于自我保存（权宜与功利）外，它必有其自身价值。先哲也给了我们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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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的“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待人如同你想人家如何待你”[8]，犹太教（特别是1世纪初的希勒尔的教训）和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早就肯定了与人共存的本身价值。非但如此，这些先哲们更把与人共存跟自我保存连上。怎样“待人”？“如同你想人家如何待你”。什么东西“勿施于人”？“己所不欲”的东西。这就是说，待人犹如待己，无论是施于人或勿施于人。“待己”就成了“待人”的标准。当然，待人如待己是实践于具体的人与己的关系上，如父子、朋友、夫妻、官民。在每种关系中的待人如待己都要对称、适度、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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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更把这标准的制定“科学化”。他提出绝对原则（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理论。这些原则有其内在价值和自身价值（也就是不是来自经验或功利），无分人、事、时、空，必须遵守。道德是种“责任”，与个人喜恶、情绪无关，与任何目的无关。道德与否决定于行动那一刻的动机，与后果无关。这些绝对原则的基础是“普世法规”（universal law）：我们要永远按着一个你能够自己遵守，也同时希望全人类（普世）都遵守的守则去做事。康德的演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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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守则”（maxim）是行动的理由，包括行动及行动背后的动机。例如，“我要说谎去得利”是个守则。此中，“说谎”是行动，“得利”是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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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想一个世界。在这世界里，全人类，包括自己，都按着守则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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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考在这假想的世界中，这做法有没有产生矛盾和不理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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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有，这守则就不能用于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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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没有，这守则就可以接受，甚至必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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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土地开发上，对称的、适度的待人如待己可以是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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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发者以假想自己安居（自我保存，待己）的起码要求作为不影响别人安居（与人共存，待人）的标准。开发者可以想象自己是被影响者，身处于被影响者的土地上，然后考虑自己可以承受的最大空气污染、噪音骚扰、交通堵塞、日照遮挡、购物不便，等等。这些开发者假想自己安居的底线也应该是让别人安居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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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影响者以假想自己开发土地（自我保存，待己）的起码追求作为让别人开发土地（与人共存，待人）的标准。被影响者可以想象自己是开发者，处身于开发者的土地上，然后考虑自己会发展哪些用途，盖多大的建筑，等等（也当然包括总体规划的指引）。这些被影响者假想自己开发土地的底线也应该是让别人开发的标准。在实际上，想象开发比想象安居难。这里，规划工作者可以用模拟去描绘不同的开发方案从而帮助“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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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普世价值原则指引下，不同的人仍可以有不同的“待己”标准。这是由原则过渡到行为必然遇到的现象。普世价值规划范式聚焦于克服因人、事、时、空之别而产生的心魔、眼障，通过换位思考去将心比心、把人家的处境当自己的处境，去尽量把规划行为拉近普世价值原则。当然这也只可以是“尽量”而已。这些“起码要求”“起码追求”是“底线”。开发商追求的开发（开发上限）会高于被影响者想象的起码开发（开发底线）；被影响者要求的安居（安居上限）会高于开发者想象的起码安居（安居底线）。为此，开发者与被影响者之间的博弈仍是不能免的，为民请命之声仍是不会止的。但是，在普世价值规划范式之下，博弈与请命会有了合情、合理的底线去制约巧取豪夺的开发追求和漫天索价的安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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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世价值规划范式下，土地开发的效率（地尽其用）和公平（人人安居）非但不可分割，而且是兼得的，逻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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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世价值原则是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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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普世价值规划范式的逻辑是“经共存去保证自存，以自存（待己）作共存（待人）标准”。两者分开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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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经共存保证的自存：其上限是充分发挥自己（亚里士多德），下限是不被侵犯（霍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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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充分发挥自己就是开发者地尽其用（效率）；不被侵犯就是被影响者人人安居（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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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以自存（待己）作共存（待人）标准：“爱人如己”（基督精神），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犹太教、儒家精神），是待人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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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爱人如己”就是“己之所欲，必施于人”，而“己之所欲”就是地尽其用，所以“爱人如己”就是被影响者让开发者地尽其用（效率）；“己所不欲”就是不想被人侵犯，“勿施于人”就是不侵犯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开发者让被影响者安居（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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