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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笛卡尔跟柏拉图一样，钟爱几何学式的推论。几何学的推论是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从第一原则出发，去推论出一系列的其他原理——因而成为寻真的导航（以简单、清楚、无可置疑的东西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柏拉图的“学院”（Academy）门上就标着“不懂几何学者莫进”。笛卡尔在阐述和解释他的“方法”和“守则”时都用上几何学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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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柏拉图有“回忆”之论（doctrine of recollection）。笛卡尔在“第五沉思”如是说：“当我首先发现它们（天赋理念）任何一个的时候，我好像不是拿到什么新的知识，而好像是记忆起某些我从前已经认识的东西。”他在“第二沉思”用“蜡”的实验作为例子的用意之一在于说明天赋理念是怎样被“发掘”出来的：沉思者以纯粹的思想检验（purely mental scrutiny）去掌握有关“体”（body）的天赋理念。可以说，我们官能所感觉到的东西，最终还是要凭理性才可做出判断。外部世界的本质也要靠理性去理解、领会，去做出判断。他说：“真正来说，我们只是通过在我们心里的理智功能，而不是通过想象，也不是通过官感来领会物体，而且我们不是由于看见了它，或者我们摸到了它才认识它，而只是由于我们用思维领会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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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路其实反映了笛卡尔与柏拉图的宇宙观。柏拉图分开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国内研究笛卡尔的著名学者冯俊先生是这样阐述的：“理念世界是原型，现象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理念世界是一个永恒的、普遍的、不变不动的绝对世界，现象世界是变化的、表面的、具有时空特征的世界。现象世界的个别事物是对‘理念’的分有[5]；人的认识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而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灵魂在投生以前是生活在理念世界之中的，它对理念世界有着直接的认识，但当它降生到人身后，由于肉体的阻碍使它将原来对真理的认识遗忘了，只是在感官经验刺激下，人们才能将这些遗忘了的真理重新回忆起来。因此，真正的认识，对于事物本质的认识，无非是对理念的回忆，这些都是生前已经认识到了的。学习就是把这沉睡在肉体中的灵魂重新唤醒。笛卡尔把‘回忆说’改成‘天赋理念说’，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天赋理念，它们是神赋予的永恒真理。他把几何学的‘公理’和逻辑上的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神’等理念都看成是天赋的，人心中固有的，只是要经过一番学习，将心身区分开来之后，才能将它们发现出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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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理念被经验主义者批判得厉害，主要在理念的普遍性（general maxims）和普世认同性（universal agreement）。这场论战的敌我两方以经验主义的洛克（《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年）和理性主义的莱布尼兹（《新人类理解论》［New 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1704年写成，1765年出版）为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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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洛克等指出，小孩、白痴、野蛮人都不像有笛卡尔的天赋普遍性理念，包括最基础的理念如“矛盾不共存原则”（principle of non-contradiction）。莱布尼兹的反驳是，必须要把注意力集中（attentive，留心）于它，天赋理念才会显现。小孩、白痴、野蛮人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去把注意力聚焦于那些可以帮助他们开启天赋理念之库的官能—经验。他把天赋理念的显现演绎为大理石的纹理、大理石和雕塑家之间的关系。天赋理念、我们、我们的官能—经验的关系就如雕塑家琢磨大理石去暴露大理石内在的纹理——我们的官能—经验刺激我们去发掘到那刻仍是隐藏（dormant）在我们理解中的天赋理念。如果没有雕塑家的琢磨，大理石的纹理会永远隐藏；如果没有官能—经验的刺激，天赋理念会永远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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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赋理念藏有普世认同的意义。但洛克指出，好像没有普世认同的理念，有些人甚至不知道笛卡尔的两个必然真理：“是，就是”（whatever is，is），“事物不可能同时存在和不存在”（impossible for something to both be and not be at the same time）。他更指出，就算是普世认同的理念也不代表是天赋。莱布尼兹的回应避重就轻。他指出绝大多数（不是全体）人接受某原则只是一种端倪，显示这原则可能是天赋。当这原则的确定性（certainty）是完全出自我们之内的时候才证明了它是天赋。他又指出天赋理念不一定为人所知，但如果是天赋，它被知的一刻应该是被“立即接受”（immediate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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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是以他的经验主义去“证明”天赋理念不能以经验去证明。他的三段式论证会是如此：“如果理念是天赋，它应存在于所有人之内（大前提）；但经验证明没有人所共有的理念（小前提）；因此天赋理念不存在（结论）”。这“证明”中最关键的是小前提。莱布尼兹集中火力在此，以理性主义“辨认”真理的思路去回应经验主义“证明”真理的思路。莱布尼兹强调天赋理念存于所有人之内的证明不在于证明某些理念是人人都有，而在于指出理念的绝对真确性，相对于经外在的归纳去证明，只可以经内在的理解去辨认。因此，天赋理念（更应说是对天赋理念的确定性）存于理解，而理解是人人拥有。因此，人人拥有天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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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于理解”是关键。莱布尼兹的演绎是一个天赋的理念并不指我们对这个理念有着不断的意识（constant awareness）；“存于理解”不是指“实在的知识”（actual knowledge），而是指“潜在的知识”（potential knowledge）。“潜在的知识”不是指我们的理解有能力去“知道”某些真理，而是指我们的思想有倾向（inclination）去接受那些经由我们的官能—经验刺激，然后从我们的理解中揭发出来的真理（关键是，只有理解才能驱使我们完全、绝对接受某个理；而只有能使人完全、绝对接受的理才算是真理）。莱布尼兹说，洛克只有一种真理，或知识：经官能至经验获取的“事实真理”（truth of fact）是唯一的“知识”（knowledge）。莱布尼兹则按真理的来源分开“事实真理”与“必然真理”（necessary truth），我们有能力去兼得二者。事实真理的来源是我们的官能—经验；必然真理的来源只能是理解本身（understanding itself）。因为无论多少官能—经验都不能归纳出必然真理，因此，必然真理只可能来自理解本身——来自理解对某一个理念的完全接受。只有通过理性，人才可以知道和判断某个理念是必然的。莱布尼兹叫这些必然真理为天赋理念，而这些天赋理念只是潜在的知识，直到我们的官能—经验把它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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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兹指出经验只可显示一个理念在某一个时、空之内属真，正如当我们看见一根木，然后又看见另外一根木，那么在这刹那，也只可以在这刹那，我们看见两根木，也就是显示1+1=2。但如果我们要说1+1=2，我们就需要有一个“1+1=2”的天赋理念，因为我们说的是未曾发生的事。这类的自明之理（truism）就是必然真理。这些必然真理不一定普世认同，因为这些真理虽然凡人都有，但不一定人人都意识到。官能—经验会把这些嵌在（embedded）思想里的理念引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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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笛卡尔时代，天赋是来自神。但洛克却认为“所谓”天赋理念仍是来自官能—经验，只不过有些人不明其源头所在，或忘记源头而已。现代的解释是天赋也许来自人类进化过程，特别是乔姆斯基[7]言语学中的普世天赋文法（universal innate grammar）和威尔逊[8]、平克[9]的泛文化道德价值观。他们的解释是人类的某些认知包含着先天的认知倾向（cognitive predisposition），这些倾向是由人类的生存环境触发和塑造，但不是由环境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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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理念与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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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的天赋理念给予规划一个乐观的方向和一套有创意的方法：真理人人可辨；可辨的真理人人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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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的“真理越辩越明”。这需要两个条件。（1）至少两个人才能“辩”（自己和自己辩不能算真辩），因此，辩是社会性的行为。“对辩”是求真之途；“说服对方”是真的验证。因此，由辩而生的真理定然由能言善辩者支配（决定）。（2）“辩”必须通过言语。经言语而取得的“明”只会是局部、暂时的；因为言语由“字”组成，“字”来自抽象（无论是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永不能传达真相的完整；字义来自约定俗成，会因“约”与“俗”的变更而变，永不会稳定。因此，言语之“辩”总会发生口服心不服的所谓“明”。这两个条件之下还有两个更基础的假设：（1）人人对真理的认识不同，因此才需辩；（2）认同（包括“被说服”）是真理的标准，因此没有绝对的真理。就算人人认同的“真理”也不是绝对的真理，因为认同是可以改变的。因此辩出来的“真理”是相对的（因时、空、人或事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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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肯定不认同“辩”是求真之途。他指出三段式的辩证完全无助于发现真理。在《哲学原则》中他如是说：“它（辩）唯一可能的作用就是用来偶尔向他人更容易地解释我已经发现了的真理，所以它应该从哲学改为修辞学。”“用（辩）来向其他人解释某人已经知道的东西比用来知道新的东西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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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不满足于辩出来的相对真理，你也许就有绝对真理的倾向。绝对真理不可能是由众人辩论、经政治认同而产生出来的。它必然是人人可懂，虽然可以有懂多懂少的分别；它必然是无须争辩，虽然会因为懂多懂少而产生分歧。这样的真理不应是“越辩越明”，只可以是“越辨越明”。笛卡尔提供的就是“辨真”的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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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的“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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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规划行业越来越是个多说话、少做事的行业。随着规划行业的增长和规划工作的“民主化”，说话（包括讲和写）已成为规划的主要工作。其实，这是一般“为人民服务”行业的普遍现象，反映“真理越辩越明”的政治文化——非但人人可以说话，而且不能不说话。（1）当权者要说话，因为说话是权力的象征与证明。（2）无权者也要说话（包括被当权者请来说话）。说赞成的就是对当权者的认同，是当权者的权力基础；说反对的就是为当权者增添权力的光环，不然当权者怎能说他是为人民服务。当然最后仍是当权者来拍板。（3）无权而想有权者更要说话，不然怎会拿得权力。以为民请命来说话很能造势，更要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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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是左右逢源。因为它既可以是当权者的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是夺权者的为民请命，多说话是理所当然。为人民服务的规划要多说话，好使人民认同它“言之成理”；为民请命的规划要多说话，好使人民认同它“敢对权力说真理”（dare to speak truth to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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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若真理不是辩来的，说话就没有意思了。用在规划上可作以下演绎。（1）假若规划是聚焦于土地（空间）的合理使用，“合理”就是规划的最终裁判。（2）假若“合理”是指“符合事实和真相”，规划的最终裁判就是“符合事实和真相的土地（空间）使用”。（3）假若“符合事实和真相的土地（空间）使用”是规划的最终裁判，规划的基础工作应是找寻“符合事实和真相的土地（空间）使用”，也就是找寻规划的真理。（4）规划是种社会行动（有别于个人行动），政治化势难避免，但不必牺牲真理，只须我们老实地分开口实和事实，也就是把“真理越辩越明”从政治字典中摘走。权力可以争，真理不能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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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有一个重要的补充。真理的原则人人可辨，真理的体现会因人、事、时、空而异。因此，对真理原则的具体演绎也会因人、事、时、空而有所分歧，这些分歧必须经政治处理。关键是，尊重真理的政治文化会尊重老实的分歧（有别于口实）、真实的分歧（有别于误解），这会有助分歧的调解。但其先决的条件是“肯定真理的存在”，其首要的行动是“辨认真理的所在”。藐视真理的政治文化会是真假不辨，甚至背向真理、否定真理。这只会带来赤裸的权力斗争或作假的虚与委蛇。在各怀鬼胎的政治里头分歧哪能真正调解，社会哪有安宁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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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政治化会随着规划的民主化的扩大而加深，这是必然的趋势。但规划的政治文化是有选择的：尊重真理的政治文化或是藐视真理的政治文化。这需要规划工作者和参与者重新考虑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参与”。如果人民要做真真正正的主人就得明白自己（主人）需要什么，明白规划工作者（仆人）可以干什么。这才是个明理的主人。不明此理的主人会有非分之想，对仆人要求过高，使仆人无法交差；或会胡思乱想，对仆人号令不明，使仆人无所适从。好仆人（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是帮助主人想得合理、合度，好使做主人的能够心想事成，做仆人的能够发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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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样的规划制度，当权的还是想保有权力，争权的还是想取得权力，而一般老百姓还是想有方便、舒适、安全的环境。尊重真理的规划制度会滋养一种追求真理的规划文化去使所有参与者会多想想什么是“合理”的规划，包括什么是个人的合理追求、别人的合理追求、对大家都有利的追求。这样的制度需要两个条件：少讲、多想。此中，重点要放在多想。多想自然会少讲，原因有二：（1）用脑子就不能同时用嘴巴。多用脑子就是少用嘴巴，想得多自然讲得少。（2）多想自然会想得更周详，就会知道言多必失；更通透，就会倾向废话少说。首先，规划工作者自身应该多想少讲，可以向宗教学习。中外宗教都有“避静”“退省”（retreat）的灵修活动，以静默、退隐去创造空间、摒除杂念、收敛心神，把人的思想带进一个“清晰和留心”的境界去聆听神的说话或自己的心声。用笛卡尔的说法就是让理性之光进来，让天赋理念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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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工作者应该怎样去想？城市是个现象，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现象的评价和处理，可分四阶段：（1）描述某个城市现象；（2）解释这个城市现象的成因；（3）评价这现象的好坏；（4）设计有效手段去处理。每个阶段有其独特的要求：（1）城市现象是种“果”，是事实，因此描述要符合事实；（2）解释城市现象是寻“因”，是真相，因此解释要符合真相；（3）评价城市现象是对果的取舍，属道德性的选择；（4）处理城市现象是因果链条的牵动，属技术性的选择。这些都关系到事物的本质、因果的链条、道德的原则，都属天赋理念的范围，都可以利用笛卡尔的心法去思考、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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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可以制度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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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工作者可以作定期的和按需要的（例如在项目开展前或在工作遭遇大困难时）退省。退省的时间太短会心神收敛不足，太长也会不合实际，一两天最合适。但关键要少讲多想。西方政府、企业现在也流行退省，但都是名不副实。“退”（找个幽静场所一聚）或有之，“省”（各人闭关自省一遍）则绝少。一般所谓退省只不过是换个场所，开个半日一天的讨论会而已。会上非但不会少讲，而且要人人发言，往往辩得脸红耳赤，哪有自省、沉思的机会。真真正正的退省应该是避世式的个人自省，无言式的静默沉思，为的是找表面现象底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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