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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个为期一天的规划工作者退省。可以是围绕某些主题（例如功能分区、城市规模、公众参与、交通系统，等等）的定期退省，也可以是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例如某功能分区的正误、某城市应有的规模、某公众参与的利弊、某交通系统的成败，等等）的临时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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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省的目的在好好想这些主题或问题的真相。举例来说，我在《柏拉图的“恒”》一文中谈到柯布西耶悟出直角是大自然的规律，成于垂直线与地平线的交叉，是建筑与城市规划空间秩序的基本原则。当然，他为此被英、美式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城市与规划学者们批判得体无完肤。这批人都推崇有机性（organic）的城市——城市的外观是不规则的多姿多彩，城市的内涵是多元化的复杂互动。他们会指出大自然里没有一个有机性的东西是直角的，一棵树的根、干、枝、叶没有一处有任何直角的迹象，柯布西耶简直是胡闹。但是，为什么不规则的大自然看起来是这么多姿多彩，而不是杂乱无章？因为我们总觉得在不规则底下好像是有章法的，大自然的多姿多彩反映这套章法。顺理成章——大自然的内涵就是这套章法中的理。多元互动是否就是大自然之理？这有待思考，并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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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附近有个大草坪，此中有一排大树，每一棵都是往东倾斜。你问一个大学教授为什么树是这样子，他会说因素很多，很复杂。你随便问一位当地的婆婆或过路的老乡，他会不用思考地告诉你：“因为地方空旷，西风强。”因为，对婆婆、老乡来说，“树干与地平应是直角”是个“清楚、分明”的不变恒律。知道这个“真相”之后，树往东斜的“事实”就好解释了。但假若没有“必然的直角”作为基础，什么解释都有可能，但又都不可靠。在现象世界里没有一棵树的外观是直角的（事实），但每一棵树的生长都是服从直角的（真相）。认识直角生长原则的必然性就可以追查任何一棵树态现象的偶然成因，如水流、风向、人工、坡度等。查得成因就可以解释树态，进而改变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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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章《奥古斯丁的“性恶”》中，我谈到西方法律化的功能分区是西方“性恶”文化的具体表现。这里，功能分区法律化是“事实”，而性恶文化可暂当作“真相”。我的演绎是这样的：功能分区法律化的假设是每个土地使用者都是自私的（性恶），不会自觉地考虑别人和自动地容忍别人。因此，真正的混合用途是不可能的。在崇尚个人与自由的社会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没有公认的准绳，更没有自发的忍让，所以最后还是把功能分区法律化，楚河汉界，以免麻烦（当然也有经济效率的论点，但重点仍在划清界限）。明白了西方功能分区法律化的“抑恶”真相，就可以更理性地去探讨这套制度有没有“扬善”（例如发挥邻里守望相助）的空间了。当然功能分区的“真相”未必如我所说，所以我上面用“暂当作真相”，但这个例子可以当作一个退省思考的示范。去思考真相是否真的如此。其实，城市的万千现象都可以启动我们去思考它们的本质以及它们之内和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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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退省那天。大清早，有关人等（人数可以是几个人到几十人）齐集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幽静之所。谁也不准迟到、早退，谁也不带手机、电脑（除了极少的工作组人员）。退省的主持人乃机构的最高负责人，由他以身作则，先宣布退省的首要规条：整天不准说话，没有讨论，更没有辩论，就算寒暄客套也只容微笑点头，吃饭时也不能交流。继而是请“退省主持人”（retreat master）以不超过一个小时去介绍他会如何探索这主题/问题的真相，聚焦于思路而非结论，旨在于启发而非批判。接着就是在“真理人人可辨、人人相通”的共识下各自“入静”，各自找合适自己的环境和姿态去启动“清晰和留心的思想”。除了不说话之外，还不准写、不准读，好使脑袋更能察觉“清晰和分明的理念”。两小时过后，也就是中饭前的半小时左右，各人分配纸笔，把对思考主题/问题真相的所得，以最简练的言辞，用最少的字数（不超过一两百个字）写下来，交给退省工作组。午饭后，所有小结都已经打印出来，贴在公示板上，供众人观看，但在午后不久就收起来，以免影响众人下午的静思。四时左右，各人按同样主题/问题再写小结，可以是上午所思的精炼，也可以是新的发现。小结之后，应是四点半左右。众人再齐集在一起，那时，想发言的有机会发言，但每人不超过5—10分钟，发言者太多（超过5—6个人）就抽签决定谁来发言。内容必须是有关主题/问题真相的辨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下，发言者只能讲自己的观感，不能发问、不用自辩，更不准互辩（发言不做记录）。发言的目的不在判决胜负、正误，在提升众人对主题/问题真相的各侧面、各层面的认识。六点前应“出静”。但工作组把两次小结整理，以最少篇幅做出总结，列举和阐述众人对主题/问题真相的辨认，不作注解、不加粉饰，并把所有小结以不记名的方式列为附件，作为未来思考的素材。这是智慧的汇集，不是辩证的判决，在退省结束的两三天内发给所有参与者。将来所有有关这主题/问题的辩论，都以此为权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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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退省对规划工作者的贡献会远超其成本。首先，这些对规划原则最深层次探索的所得，是分辨好规划与坏规划的试金石。规划事业和工作者最大的困苦是规划的好坏好像没有客观的、理性的准则，规划的决定好像只能是当权者或当事者的主观武断。规划工作者的士气差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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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主观武断是人性，与当权者或非当权者无关，分别是自己的主观武断难自觉，别人的主观武断难忍受。解药不在权力的分配（因为权力永远是种相对的关系，有人有权就一定有人没有同样的权），而在真理的发扬（因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笛卡尔天赋理念的最大启发不在对真理的追求，而在真理“人人可辨、人人相通”的乐观心态和民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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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今对主观武断的强烈反感是来自一种怪异和扭曲的现代人心态。现代英语文明的经验主义强调人人有不同的官能经验，因此人人会有不同的道德价值；英语文明的个人主义强调人人有同样的政治地位，因此人人应有同样的道德自由。结合起来就是人人主观、人人自由。稍有常识的都会看出两者之间的矛盾；稍有经验的都会感受过两者之间的张力。这产生一种怪异的情况：我和别人都有绝对的道德自由；别人要尊重我的自由，我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尊重”指什么？是指如果我和别人有不同的道德价值（这是在经验主义下的必然之事），又如果不同的道德价值发生冲突（这是在个人主义下极可能之事），我的自由不能损害别人的自由，别人的自由不能损害我的自由。“损害”由谁判决？如果由我判决，别人一定不同意（不然早就没有冲突了）；如果由别人判决，我也一定不同意；如果由“某种社会权威”判决，我或别人都不会同意。这是经验主义（道德完全主观）和个人主义（个人绝对自由）的逻辑死结，因为它们过分强调人类自我保存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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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类还有与人共存的本性（见《阿奎那的“普世价值”》）。在社会的现实里，与人共存的本性仍未泯灭，大家仍会“觉得”道德不可能是完全主观的，个人自由不应该是绝对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不可能只是种政治权宜。但是，这两百年来，英语文明的经验主义、个人主义和建构在这些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确实正慢慢地完全支配了所有的社会与政治行为，一方面提供了空前的个人自由空间，另一方面破坏了人与人的共存空间。也就是小我膨胀，大我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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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的天赋理念被经验主义与个人主义开山的洛克力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真理是人人相通，道德价值也应会人人如是。那么，道德就有了普世性的原则了；任何离弃普世原则的个人自由就没有道德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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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您认为道德不可能完全主观，个人自由不应该绝对，又假如您认为起码有些道德原则（道德原则是真相，道德行为是现象）应该是普世的，您就有责任去发掘这些原则了。那么也就不妨试用笛卡尔的天赋理念心法。退省是天赋理念心法的实践：点燃理性的光芒去照亮人人的“主观”，启动民主的权威去压倒某些人的“武断”。规划事业就变得乐观，因为真理人人可辨、人人相通，因此规划的好坏是有踪可寻、有理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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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前说过，干规划必须相信会有未来，会比今天更好的未来。这个脱胎换骨的信念使规划有了使命感。但是，追求“更好的未来”需要我们定义什么是“好”。天赋理念提供一套求真的方法（也就是寻好的方法，因为真与好是永远一致的），帮助规划订立正确的方向，也就是以理性之光去引导规划的使命感。单从功利的层面上看，退省除了动员集体智慧去处理具体问题之外，还可以发扬规划工作的民主决策精神和鼓舞规划工作者上下一心的士气，是花费少、收获大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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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参与者应该多想少讲。现今的规划，特别是来自英语体系洛克式的经验主义的样板，都力主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公众参与下面有两个基本假设。（1）“公众”是指受规划工作（一般指专业的规划分析者、设计者）和决策（一般指官员和开发商）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的人群。（2）“参与”是指被规划影响的公众自觉或被提醒他们是被欺骗、压迫的一群，因此他们主动或被邀去参与规划工作的决策。应运而生的就是专业的为民请命者（自荐或被邀的，去代表被欺骗、压迫的公众或部分公众去争取权利、讨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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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公众参与有其积极的一面，也就是动员集体的智慧去处理具体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早已变成赤裸裸的众人争利的擂台了。它的形式与内涵最终总落在辩论和谈判。辩论是争理，谈判是争利。此中，利是主，理是辅；有理就会得利。“真理越辩越明”变成争利的掩护和工具。其实，争与利都不是问题，只要它可以产生出“符合事实和真相的土地（空间）使用”，也就是“合理”的规划。要防止争利扭曲“合理”的规划（规划的真理）。若是“真理越辩越明”成为争利的掩护和工具，那就有问题了：（1）这种辩聚焦在求利而不在求理，不是以理去判决利的分配，而是以利去支配理的曲直，得出的往往是歪理。（2）这种求理是委托于能言善辩之辈。他们不可能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得出来的往往是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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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相信“合理”的规划应该建立在所有参与者的“合理”追求之上，那么我们需要的不是多辩，是多想。我在《阿奎那的“普世价值”》中提出了在土地开发纷争中，开发商和受影响居民可以互相以换位思考的角度去考虑对方的“合理”追求，作为谈判的起点。也就是在谈判之前书面交代出己对人、人对己的“合理”诉求。辩是难免的，但先辨后辩比不辨之辩较符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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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仆”，规划工作者和决策者的服务对象是人民。现今，人民已经分化为两类：开发受益者（包括开发商和消费者）、开发受损者（主要是原居民，也可以包括环保利益、文化遗产利益等等）。规划工作者和决策者处在夹缝中，社会舆论和开发受损者把他们看成开发受益者之一，或起码是站在开发利益一边，甚至为开发利益服务。在某种程度上确是如此。规划决策已是欲拒又迎地卷进了争利的漩涡，再没法理直气壮地说理了。在“规划就是政治”的大气候里，规划工作者与决策者对自己的角色是忠是奸开始迷惘了，对自己的立场是黑是白也开始模糊了。这是规划缺少了理性带来的权力魔障。要脱身于这个魔障，规划工作者和决策者要认识真正的公仆是为所有的人民服务——不分是为受益者或受损者服务。人民授予规划工作者与决策者职责与权力：职责是为全民塑造“合理”的土地（空间）使用（包括公平与效率并重，受益与受损平衡），权力是履行职责的工具。把权力下放有点不负责任，尤其是把权力下放给某一个利益群体（无论是受益者或受损者），更有“取宠”之嫌。理性地行使全体人民赋予的权力去为全体人民服务才是真正的公仆。当然这会堵了那些专业为民请命者的财路或仕途，但这也许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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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安大略省城乡事务委员会”（Ontario Municipal Board）之设，可供借镜。它的职责是审理城乡事务，特别是有关土地利用（规划），带有“法庭”（tribunal）的功能。它的前身是“铁路与城乡委员会”（Ontario Railway and Municipal Board），成立于1897年，职责是监管城乡政府的财政和当时各城乡之间疾速发展的运输系统。1932年才改为现在的名称。它独立于政府，直接向省议会（省的最高立法机构）负责。委员由省政府（省的最高行政机构）委任，任期三年，可无限连任。现今委员会名额约30人。委员资格主要是对城乡事务有充分的认识和经验（可以说是城乡事务的“智者”）。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处理规划的纠纷。规划纠纷若是无法在地方解决时，纠纷的一方（可以是地方政府、开发者或反对者，有时甚至是省政府的某一有关部门）可向委员会“上诉”（appeal）。委员会派员（按案情严重程度，选派1—3人）到当地听供。各方出席作供，也可以聘请专家，包括规划师和律师。但一切证供要以规划原则（包括总体规划和其他规划法定文件）为依据。政治考虑、商业利益考虑等都不会被听供委员接纳。委员会的决定是终决，并具法律效力。不服的只能向省政府请求复核，但省政府极少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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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该委员会处理的规划纠纷算是成功，与讼各方都愿意接受它的判决。部分原因是大家都知道纠纷诉于民事法庭会费时花钱，而且法官们大多数缺乏规划知识，判决很难捉摸。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委员会的政治与专业权威：（1）政治独立。委员任期独立于政府任期（当初还是终身制，现在也一般是连任），不受政府换届的影响。（2）财政独立。经费纳入省人大预算，不受政府财政干预。（3）法律权威。委员裁判是终决，具有法律效力。（4）知识权威。委员都有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得人信任。近年来有人批评它偏袒开发利益（有趣的是这些批评部分来自意图约束开发的地方政府）。批评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如何裁决都会影响某些利益，只有程序公正才可能消怨。一个办法是听供委员以抽签选出，那就谁也无话可说了。中国似乎也可以考虑成立类似的规划纠纷审决委员会。“智者”定要多想，因此委员们应定期“退省”，思考规划原则的真理；听供的委员在判决前退省，寻找嵌在具体纠纷中的普世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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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规划工作者的自省、规划参与者的自省，甚至智者的引导都不能保证不争，更不能保证理性的城市、理性的城市规划。但是，如果我们多想一点，也许我们会少争一点，就算争也会对自己的所求多点理性，对别人的所求多点了解。多想一点不会差，追求共识一定好。天赋理念给我们希望，也给我们方法——真理可知，共识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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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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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不是空想者，他明白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物都彻底思考，但他鼓励我们绝不能放弃思考，他的“理性人”是个“现实的理想者”。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第一沉思”如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我绝不认为必须要认识得非常清楚、分明才去做，相反，我主张甚至用不着等。有时，我们必须在许多完全不认识和不可靠的事务中选择一个，并且在决定下来之后，就如同是经过可靠的和非常明显的理由选择出来的那样坚持下去。因为这是日常生活行动中办事的需要，只能如此。但是我们在进行真理的思考时，则不应该这样。”这把我们中国的“择善固执”倒过来，不是“先择善，后坚持”，而是“先坚持，但不忘反思”。这需要刚毅和谦虚，是个挑战性的组合。但笛卡尔给我们很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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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修身原则——“快乐”就是灵魂（思想）的安宁和满足，这安宁和满足牵涉到理性和意志之间的关系；理性的作用是理解，也就是真与伪的判断，意志的作用是对理解的东西表示同意和不同意、肯定和否定；理性的范围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有限，而意志的范围是广阔的，甚至是无限的，因为我们选择的自由是无限的。但意志往往被滥用超出理性的范围，所以往往就会出错。笛卡尔要求我们尽力去求知，来肯定正确的行动方针，如有需要，就应参考既定的法律和风俗。在方法上，他建议：（1）在分辨真、伪的时候一定要完全依靠理性。在清楚和分明的鉴别下，意志一定要同意理性。但有限的理性不足辨明一切，在未辨明之前，意志无须下判断。我们可以无限期地不做出决定，直到有充分和肯定的真知。（2）在分辨善、恶的时候，理性一定不够用，但行动仍要进行。在此情况下，应有的立场就是在实际生活中要不断思考真理，但不坚持要有清楚的真理才做出行动。从此引申出的最高德行就是：“我们的理性无须完全无误，只须我们的良心知道在最佳判断之下，果断地做出行动。”果断和坚定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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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认为最高道德是“慷慨”（generosity），一个慷慨的人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有智慧）和什么行为（因为他有德行）使他应该觉得自豪和自惭。最高的智慧会使他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他的，他真正拥有的只是自由去使用他所拥有的东西；最高的德行会使他感觉到自己内在的坚强和一贯的决心去慷慨地运用他拥有的东西。笛卡尔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来自他伦理观中最主要的一条：慷慨。慷慨非但是个人道德的理想，也是社会道德的理想。在笛卡尔的定义之下，一个慷慨的人会相信其他人都可以有跟他一样的智慧与德行，也就是都可以跟他一样的慷慨。这点，笛卡尔在早于康德的两百多年已找到了最高政治道德的端倪——理性的意志、自由的意志是泛人类的。真理不是越辩越明。笛卡尔摒除文人的“辩”癖，他在《谈谈方法》开宗明义地说他谈的是他个人的经验：“我的目的不是去教授一套每一个想正确引导自己理性的人都应当跟从的方法，而只是去说明我曾经如何去引导我自己的理性。为别人定下法则的人必比别人高明，就算犯极小的错误也应受责。但我不是这类人，不会像他们的招责。我发表这著作只是作为一个历史——可以说是一个寓言——你在其中或可发现一些值得模仿的东西；若是你同时发现一些你不应该跟从的东西，也不应怪责我。我希望我的奉献对某些人会有用，对任何人无损，而所有人亦会同意我是坦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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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坦白和谦虚，更使我想去试试他的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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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些由直觉发现的第一原则、第一原理、第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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