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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雷图档《清漪园地盘图》，现藏国家图书馆。（来源：展板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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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张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清漪园地盘图》上也可以发现整个水系的贯通；当时整个园中水系是贯穿成整体的，这条水系向南与东宫门前金水桥下的水系接通后又继续向南流，直到位于文昌阁东南角的水闸下，然后流出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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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条水系后来出现阻断，在光绪时期，谐趣园湖中的水道已经与东宫门外水系出现隔绝，变成两段水系了。东宫门外影壁前的一段水道被称作月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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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何原因，在谐趣园中画的几张画都有些颜色偏暖，也许是心绪柔和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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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系上讲，颐和园中有五个湖，分别为：大湖、养水湖、西湖、后湖、谐趣园湖。一般游人很难游览的是养水湖和西湖。这次测绘点离住地较远的地点不仅有西堤上的六个古桥，还有位于养水湖南岸的畅观堂。这些测绘点距离文昌阁附近食堂和住地都很远，走陆路来回近一个小时，后来测绘老师与颐和园管理处协商，中午派一条机动船给这些同学送午餐；据团委小王讲，船走水路距离是近了，但也会遇到各种问题，由于测绘点附近没有人工码头，水岸附近又多水草，船上的螺旋桨一旦被水草缠住，船就不走了，有时距离岸上只有几米也靠不上去，很是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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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与测绘西堤六桥的同学聊天，得知他们每天去西堤也是走水路，先在十七孔桥以南的码头乘游船，坐到景明楼码头下船，可以节省许多体力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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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颐和园多次，但到畅观堂游览的次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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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阿龙要去畅观堂送测绘仪器。3点左右就随小王、小阎一起搭车过去，他们计划去那里拍照，我则想详细了解一下畅观堂的布局情况，有时间再画张画。汽车先沿着昆明湖路往南，然后转向西边的一条简易道路，拐了几次才开到颐和园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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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观堂的主体建筑位于一个五米左右的土丘上，土丘四周有用黄石堆砌的台阶和假山，四周和山上生长着杂树和花草，显得很清幽。在山下与王、阎二人分手，我去山上选点，他们去西湖附近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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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的主体建筑呈“U”字形，东面开敞，其他三面都有建筑，建筑之间用游廊相连。这组建筑在乾隆时期就有，那时清漪园没有西侧围墙，在建筑中既可以欣赏湖景，也可以看到附近农夫耕作，后一目的更强些。乾隆曾在这里召集大臣举行“观稼诗会”，兴盛一时。他在《畅观堂口号》一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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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观岂为观佳景，都在水田陆亩间。一雨油然生意勃，心诚慰更放应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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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在光绪十四年（1886）以后，为了加强宫苑的防卫，慈禧命人增修了围墙；目前颐和园的西侧已非大量农田，游人到此也已很难体会几百年前的意境。从史料上看，原来土山的东西两侧还有睇佳榭和怀新书屋，慈禧重修时未照原样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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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往北眺望，只看到眼前的大片芦苇和远处的西堤，由于雾气蒸腾，只能看到更远处的万寿山轮廓。如果仔细分辨，可以分辨出西堤上的镜桥，看到位于方拱桥身上的攒尖顶八角亭。在西堤六桥中，除了玉带桥的形式比较特殊外，其他的五座桥都具有一些相似性，都是在三折桥身上又加设有不同形式的桥亭，以重檐顶居多，有攒尖、歇山、卷棚等不同样式。尽管西堤是乾隆仿造杭州西湖上的苏堤建造，但比之苏堤桥梁的交通功能，这里的桥梁具有更多的点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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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镜桥是根据李白的诗句“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而命名，乾隆的诗咏则说明了“人在赏景，人在画中”的意境：若道湖光宛是镜，阿谁不是镜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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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主体建筑附近转了一圈，没有看到测绘的同学，也没有看到让我心动的景点，后来在土山与湖面之间的小路上选到视点：画面上可见三个建筑，与视线基本平行的有两栋，画面上方有一栋，中间有棵穿插上下的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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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坐的地点在一条小路的边上，但游人稀少，少量的背包客也是看一眼就走；只是这里靠近湖边，苍蝇和蚊虫很多，不时地在皮肤上涂抹些风油精才能坚持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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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到快收工时，有一个老师模样的中年女子和两个女学生从山路上下来，一名女孩借我画笔摆姿势拍照，同伴说：“把你留下给老师当书童吧！”另一人接道：“那还不是试用两天就退回来。”言辞有趣，如同《聊斋》中人物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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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点半以后随着阿龙的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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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车前在土丘的西侧拍照数张，此时，阳光照在黄石堆砌的石壁上，反射出一种迷人的金黄色；从下面仰视，隐约可见掩映在树木之间的畅观堂的屋顶。不由想起早年在游览蓟县盘山时填写的“满江红”后面几句：人皆去，尚存余景，日落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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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这几句词倒是和此时此地的场景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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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文革”以前，畅观堂就曾被充作一些“刀笔吏”的战场，《十个人的北京城》中就讲述了一个与这里有关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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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1955年的中国报刊，我们得承认，与别的批判相比，当时对梁思成的批判，还是很轻微的。当时，出现频率高的是“二胡”：胡风、胡适，还有一个梁漱溟。事实上，这种批判是50年代初的关于城墙存废问题讨论的延续。城墙已经被拆了不少，这个时候，批判的就是梁思成的思想和观念了。（实际上是批判梁思成提倡“大屋顶”的复古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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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参加过此事的人回忆起当时批判的大致过程：1955年，彭真（时任北京市长）负责管这件事，而当时中宣部理论教育处副处长于光远则具体负责这件事，在颐和园的畅观堂组织人写批判文章，不久就有了三十多篇批判文章。彭真拿到这些文章后，交给梁思成看，并没有登在报纸上。梁思成原来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没人能批评他，一下看到这么多文章批评他，觉得自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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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当时）对他说，如果你不放弃你的意见，我们就一篇一篇地发表这些批判文章。梁思成这时就承认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几十年后，于光远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认为：彭真这样做，是对的，这样，问题解决了，也没有批判到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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