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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西安通讯电缆厂的石榴花纹银钗（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文物精华：金银器[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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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女子妆容复原：蛾眉，画花钿、面靥、斜红，头上着花钗，插梳、凤簪，戴金冠。模特：徐悦尔；化妆造型：纳兰美育，摄影：华徐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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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一支簪上还可分出两支簪首，相互缠绕舒展而出，也有拨形、扇形、花叶形和尖角形等各种造型，模拟同时插戴两簪的样子。西安韦曲韩家湾村一座晚唐壁画墓中，壁画仕女头上均对称簪戴二到四支扇面形或花边扇形饰，当为此类花簪，成对花簪出土时方向通常为横卧相对式，也符合壁画中的插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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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长兴下莘桥晚唐窖藏出土的四十七支银钗中有镂空缠枝花鸟纹银花钗四对八支，包括缠枝花双鸿雁纹、缠枝三凤石榴纹、缠枝球路双凤纹、缠枝单凤纹四种图式，均为凤鸟花草纹题材，两两成对。1967年在西安通讯电缆厂出土的石榴花纹银钗则属于双首花钗，《簪花仕女图》的仕女髻后侧所插便是一支双首金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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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单支使用普通直簪、折股钗，造型华丽的装饰性花簪钗多为成对、成组使用，这在敦煌晚唐、五代供养人壁画中很常见。敦煌莫高窟第九窟壁画中的一排晚唐女供养人，便有少则一对多则十支花钗组合的繁简插戴方式。出土情况也佐证了这一点，少数的未被扰动墓葬中，花簪钗均为成对出土，对称放置在墓主头骨两侧，每对题材相同，花纹方向相反，多为横向布局，可见应为横向或簪首斜向上插戴，一组内可有多对题材组合。陕西西安南郊“紫薇田园都市”工地唐墓曾出土一组五对完整的鎏金银簪，包括一对拨形素面簪、一对双首杏叶形簪，还有三对花鸟簪，分别为鸿雁卷草纹、鸳鸯卷草纹以及石榴花结绶带纹，囊括了晚唐流行的各种簪式和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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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戴时，先用若干对素折股钗、素簪固定安发，再将若干花钗两两相对直接插入发髻，展示缤纷精致的簪钗首。钗首花纹多为横卧式，可以根据纹样方向判断插戴方位和角度。鬓前两侧、中央、鬓后可插戴尺寸很大的梳篦，正中可插戴三角形钗，甚至还可在头顶戴复杂的凤鸟形饰或冠饰，颈部则流行挂各种繁简不等的璎珞，尤其是多串圆珠由大颗宝石分隔成多段的样式，豪华者坠饰可达四五圈，从脖颈一直围绕延至肩胸，完成一套华丽的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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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妆容之美 第四章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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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妆容之美 [:170033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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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妆容之美 宋：回归素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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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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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诸事，盛极而衰，妆容的发展也不例外。经过了魏晋的广收博取、大唐的发扬光大，中国女性在妆容修饰上一度体现出过度的自信与繁缛。不过，自两宋开始，中国女性的妆容审美再度回归淡雅，重回两汉时期的简约素朴，首饰头面却不期然地出现百花齐放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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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抑一扬和两宋的时代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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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宋代开始，女性的社会地位出现了极大的转折，两性关系从较为宽松走向严苛。为了防止唐末藩镇割据的重演、避免“女祸”和外戚乱政，宋代加强了集权统治，严禁后妃干政，同时为了防止武官权重，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大大加强了思想统治。两宋时期形成的“程朱理学”成了宋代官方的指导思想，继而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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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是儒家学说的新发展，其思想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对世俗生活影响最深的体现在道德层面，即“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道德原理，以不同方式论证儒家的道德原理具有内在的基础，以存天理、去人欲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2] 。在这里，理学家所提倡的“存天理，去人欲”，原本是提倡人们用普遍的道德法则“天理”，来克服那些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益的“人欲”。北宋理学家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本也是告诉人们人生中有比生命、生存更为宝贵的价值，那就是道德理想。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对程朱理学，尤其是对“失节事大”的偏执和狭隘理解，使得宋人形成了针对妇女的极为严酷的贞洁观，如反对寡妇再嫁。而为了维护女性的贞洁，使“男女有别”不仅体现在精神层面，也体现在身体层面，从宋代开始，社会对妇女肉身的约束逐渐强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妆容由前朝的浓艳招摇走向文静素朴，二是缠足开始流行，三是汉族女性开始穿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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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宋代社会风气淫靡，娼妓业也较前代有了极大的发展。在社会现实层面，程朱理学影响下的两性道德观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双重道德观，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冲突。男子一方面要女子自守贞节，一方面又在外嫖娼宿妓。出于正统的习俗和专制以及享乐的需要，有权有钱的男性需要同时努力造就两类女性：一类是传统家庭型妇女，严守贞操，传宗接代；一类则是大量充斥于歌楼妓馆的“风尘”“烟花”女子，满足男性的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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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淫靡之风的出现，也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北宋王朝是通过“和平兵变”建立起来的，前代末世之风并未受到大涤荡，唐末五代淫靡之气于是保留了下来。为了防止武官权重、笼络爪牙，宋太祖公开劝说功臣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因而，宋朝贵族官僚豪奢腐败，大肆纵欲，地方官吏“监司郡守，类耽于逸豫，宴会必用妓乐”（清金士銮《宋艳》）。更重要的是，宋代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土地制度从唐代“均田制”变为“租佃制”，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流入城市，卖儿卖女，客观上导致宋代婢妾娼妓盛行。再加上商业的迅速发展和都市生活的进一步世俗化，市井阶层和市民队伍迅速扩大，其中工商之民，特别是商贾们，成为都市生活中重要的阶层，这直接促进了妓业的繁荣。那些久离妻妾的商贾们有性的需要，同时也有足够的金钱买笑寻欢。一时间，宋代的都市如汴京、临安呈现空前的畸形繁荣，勾栏瓦肆、酒楼妓馆、舞榭歌台，竞逐繁华，这种盛况在《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以及众多的宋人笔记、诗词、话本中都有生动详细的描绘。再有，宋代的官吏选拔，更加注重科举出身的文士。在这一批世俗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不少是通儒经、信佛道、擅诗词的才子。他们喜爱与歌姬舞女们交往，诗酒唱和，相期相得。至于风流名士、文豪词客更是与歌妓舞女难解难分，连宋徽宗、宋理宗也有宠幸名妓的风流佳话。宋词之所以盛行，与妓业的兴盛是分不开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普遍认可特定阶层的女性以色相娱人，而色相是需要靠服饰来包装打造的，那么女性妆饰逐渐趋向繁缛与矫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不过，宋朝毕竟是一个以汉族人为主的王朝，浓艳另类的胡风已是前朝旧事，因此，宋代女性妆饰的繁缛主要体现在首饰上，在妆容修饰上始终比较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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