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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香料贸易并不是因为欧洲殖民势力的到来才开始的。人们带着这些植物制品跨越千山万水已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印度各民族在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的沿线贸易中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公元前一千纪，印度和巴基斯坦北部（古代的北印度）是交流的枢纽，印度河—恒河平原上许多条连通南亚次大陆北部与孟加拉湾各港口的贸易路线都汇集于此（Nabhan，2014）。其他从北印度出发的贸易路线则一直向恒河延伸。孔雀王朝（前322—前185）覆灭之时，恒河已成为一条商贸要道。历史学家认为，印度的某些贸易路线是随着吠陀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从恒河地区向南亚各地的早期迁移而形成的（Walsh，2006）。历史学家还表示，势力范围覆盖印度北部和中亚南部的贵霜帝国（30—375）控制着北上的贸易路线，即后来的丝绸之路南线。这些彼此交错的贸易通道汇入丝绸之路的主脉，与从长安（今西安）前往喀布尔或马什哈德，从布哈拉、希瓦、木鹿、派肯特（Paykent）或撒马尔罕前往罗马或印度河的商队路线交汇。由于货物转手很快，一队商旅极少一次经过多座贸易城镇。在帕提亚帝国[1] 的贸易城镇巴尔米拉，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保存完好的纺织品。一片按中国样式纺织的丝绸碎片上描绘着葡萄收获的画面，背景中则出现了中亚商人和巴克特里亚双峰驼（Liu，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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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学家将目光聚焦在自东向西输送的、将上述地区与欧洲南部联系在一起的商品。在古罗马时期，贵霜商贩从克什米尔和范围更广的喜马拉雅山脉一带运来香料和宝石，这些香料包括云木香（Saussurea costus ，希腊语中κóστος/costus意为“来自东方的”）、芳香树胶和喜马拉雅匙叶甘松（Nardostachys jatamansi ）。绿松石来自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青金石则来自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克山。红海一带的许多商人是托勒密王朝时期在当地定居的古希腊人的后裔。贵霜帝国陷落后，丝绸之路南线落入小规模贸易网络和商业团体之手。来自今撒马尔罕地区的粟特人脱颖而出，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贸易群体。公元3世纪，萨珊帝国的子民取代帕提亚人成为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将贵霜势力逐出当地。贵霜人在4世纪又遭到笈多帝国（320—550）的进一步倾轧（Liu，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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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重点是陆上贸易路线，但随着商船开始横跨亚洲运输货物，贸易往来的频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香料之路最南边支线的海路终点是刺桐（今泉州）。在帖木儿完成对中亚（包括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伊朗、伊拉克和格鲁吉亚）的征服之后，刺桐的交通量在14世纪最后的25年达到了顶峰。帖木儿将都城定在撒马尔罕，他改变了贸易路线的政治氛围。在其去世（1405年2月18日）的前一年，帖木儿还在为东征做 打算，集结力量准备对东方的大明王朝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虽然这场征伐的主要目的没有实现，但它确实促使明朝不再倚重中亚来实现商业利益。当明朝将注意力转向南方的航海路线时，刺桐古城便成为新兴的贸易枢纽，在伊斯兰商人的主导下连接东亚与欧洲。据推测，马可·波罗曾在1292年游历刺桐。14世纪晚期，刺桐已有稳定的商船往来，船舶满载黑胡椒、桂皮、丁香、肉豆蔻核、肉豆蔻皮、四川花椒和檀香木，驶向遥远的西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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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植物学家加里·保罗·纳汉（Gary Paul Nabhan）对13世纪的刺桐航运细账进行了分析。账目中出现了芦荟、杏、蒌叶（Piper betle ）、香豆蔻、桂皮、肉桂、丁香、椰子、芫荽、孜然、龙血树脂、茴香、葫芦巴（Trigonella foenum-graecum ）、乳香、姜、绿豆蔻、榛子、大麻籽、没药、木犀属植物（Osmanthus sp.）、胡椒、松子、大黄、藏红花、檀香木、苏木（Biancaea sappan ）和八角（Nabha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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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香料之路对塑造各地特色饮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有理有据地说，在其北部的丝绸之路为丰富我们厨房中的食材做出的贡献更多。这些交流用的网络以指数级增加的速度变得密集，促使思想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而推动我们向信息时代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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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古代世界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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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不是一条单一的道路，甚至也不是一组确定的路线。我们最好将其视为一种在欧亚大陆上呈现出高度流动性 和交互性的、将天南海北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动态文化现象。从这一角度来看，它向北跨越阿尔泰山脉，远及西伯利亚和蒙古；它将来自非洲、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的货物运往北方；当然，它也将地中海和东亚及中亚连接起来（Christian，2000；Di Cosmo，2002；Hanks and Linduff （eds.），2009；Kuzmina，2008；Victor （ed.），2012）。这个将中亚置于古代世界中心的交流关系网看起来更像是放射状的轮毂，而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中亚先民像搬运工一般，将诸多新发明从中国运送到吐蕃、大夏、波斯、拜占庭、希腊、罗马和更远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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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错综复杂的系统或许起源于公元前二千纪游牧民族和农牧族群所使用的道路。纵观苏联学者对内亚的牲畜季节性迁移长达数十年的研究成果，E.库兹米娜（E. Kuzmina）指出，牧民翻山越岭时经过一些隘口，那里有水源和草料，坡度也不算陡峭。库兹明娜据此提出了这样的论断：“通过追溯这些道路最初的使用情况可以推断出，伟大的丝绸之路可能早在青铜时代就具备了雏形。”（Kuzmina，2008）这一观点在苏联考古资料中占据主流地位（Gorbunova，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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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Silk Road，更准确地说是德语中的“Seidenstrasse”）一词由探险家、地理学家兼历史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男爵（“一战”传奇飞行员“红男爵”的叔叔）在1877年正式提出。某些古籍中记载，丝绸起源于一片远在东方的未知之地，李希霍芬便据此提出了“丝绸之路”的名称。大卫·克里斯蒂安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更倾向于使用该名称的复数形态——Silk Roads，他们主张这个词源于德语中的复数名词Seidenstrasse（Christian，2000）。本书中使用单数形态，与约定俗成的用法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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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布哈拉紧靠古城墙的市场上出售的水果和蔬菜，2017年。在这些商贩所售卖的果实中，有许多早在2000年前便在这座城市里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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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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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一词的使用限定在非常狭窄的范围之内，但他对汉代以后连通欧亚大陆的更广泛的交流体系也很感兴趣，尤其是唐代将异域商品输入中华的贸易网（Richthofen，1877）。他发现，唐代已经存在相当活跃的商业网络系统。正如米华健（James Milward）所总结的：“将丝绸之路理解为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东西向道路或者其他类似的概念，这种观念非常狭隘，也不符合事实，事实是丝绸之路并非某一条‘道路’，而是将诸多商品集散连在一起的、纵横交错的道路 的集合。历史学家更愿意将丝绸之路视为一个网络，而不是单线条的道路。”（Millward，2013）与之类似，历史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指出：“丝绸之路有许多条，但它们的主干道都途经新疆，穿过内亚，再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及至古代世界。”（Renfrew，2014）数千年来，中亚人和他们的贸易网络塑造了现代世界的面貌。历史学家给他们的社会和文化贴上了许多标签，比如阿瓦尔人、辛梅里安人、于阗人、蒙古人、塞种人、萨尔马提亚人、斯基泰人（广义）、粟特人、吐火罗人、回鹘人、乌孙人、匈奴人和月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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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进一步表明，“丝绸之路”并非一蹴而就、突然出现，而是以游牧民族的季节性迁移路线和补给路线为基础逐渐形成的。俄国历史学家和丝绸之路学者纳塔利娅·戈尔布诺娃（Natalya Gorbunova）的看法是，丝绸之路是季节性迁徙的产物，尤其是在公元前一千纪晚期，随着中亚山区对马匹运输的依赖逐渐增加，丝绸之路的各条路线逐渐发展起来（Gorbunova，1993）。这样一来，公元后一千纪晚期骆驼商队的行进路线或许是游牧民族的绵羊和山羊在许多个世纪前开辟出来的道路。同样，放牧牦牛的藏民和突厥骑兵所戍守的隘口，在过去几千年里也是农牧民在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之间穿行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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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者当中日益壮大的观点，我对“丝绸之路”采取较为宽泛的定义，这一定义的内涵比人们熟悉的西方古典时代和东方汉代的长距离商队交流更为宽泛（Spengler Ⅲ，2015；Kuzmina，2008；Renfrew，2014）。关于丝绸之路的传统认识经过了浪漫想象的加工，人们设想这条路所依托的是有组织的政治势力，即帝国集团通过这条路上的长距离交流互通有无。按照这种观点，伟大的丝绸之路直到公元后的1000年里才逐渐成形，在内燃机问世的时代便宣告终结。然而，沿途的商队在现代世界依然存在。著名的民族志学家和探险家欧文·拉铁摩尔在中亚旅行时曾与商旅并驾齐驱，在大漠中纵马扬鞭，他在《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一书中记述了这段经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在中国、蒙古、俄国和中亚游览过许多市场和集市（Lattimore，1928；Lattimore，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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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翻越狭窄的高山隘口走向远方，同时也将关于冶金、马匹繁育和骑马、纺织和工艺制造的先进知识与设备传播开来——还有宗教。他们随身携带的纺织品采用丝绸、羊毛、亚麻、大麻和棉等材质，在高大的重锤织机上纺织而成，这种织机可以织造出复杂的斜纹布和格纹布（Doumani et al.，2015）。他们的行囊中还有皮毛和毡布、经过切割和抛光的石质装饰品、瓷器和陶瓷艺术品、腌鱼、腌肉，以及晒干的奶酪、干果和发酵饮料——比如葡萄酒和马奶酒（马奶发酵而成）。他们传播的是语言、基因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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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技术和文化知识在丝绸之路沿线渗透时，其他知识也以丝绸之路作为传播的渠道。公元前130年，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覆灭是第一件在丝绸之路两端均有历史学家记载的历史 大事件（Christian，2000；Rogers，2007）。公元前109年至前91年，中国的传奇史学家司马迁及其同僚记录了汉使张骞奉命前往西域、试图与中亚人民结盟共御匈奴人的故事。身在中亚的张骞比其他中原人提早几年得知了希腊—巴克特里亚（Greco-Bactrion）王国灭亡一事，于是，这一历史事件也被司马迁记录下来（Qian，1993）。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古罗马史学家斯特拉波也在卷轴或木质写板上记录了这段已为中原人所知的中亚历史，而且，他很有可能参考了更早的史料，提到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崩溃和月氏在北方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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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公元1世纪，丝绸之路上已有贸易往来，并且已有配套的贸易规则和有组织的税收。公元前121年后不久，授命张骞远行的汉武帝将长城一直延伸到敦煌和玉门关，使玉门关成为汉朝最西端的军事要塞。玉门关遗址至今仍坐落在敦煌西北约80公里处（Hill，2009）。得益于屯兵之地的建立，商旅停驻的小城在中国西部（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带）形成了一条穿越祁连山脉、以长安为终点的通道（Liu，2010）。西部地区的汉朝戍卫塔楼内发现了写在木牍上的私人文档和军事文献。1900年左右，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从古老的契丹城门出发，在千佛洞附近的瞭望塔垃圾堆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文献。在这些由丝绳绑在一起的古籍中，有一份文献罗列了瞭望塔军官布置的各项杂务，包括屯田、种菜、开凿运河和修理农具等（Mirsky，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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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渗透带来了农业革新的浪潮，尤其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农业的革新促进了人口增长，为更密集的交流奠定了基础（Liu，2010）。公元前108年，汉朝征服楼兰，并在该地区建立起军事哨所。历史学家认为，汉军与当地人的融合使葡萄、梨、石榴和枣在汉朝内部得到了更好的普及（Anderson，2014）。然而事实上，是汉朝在中亚北部的扩张促进了中亚的食物向东方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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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卡拉库姆沙漠绿洲间的单峰驼群，土库曼斯坦，2010年。中亚现在很难再见到大型驼群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卡车和飞机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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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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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后的1000年里，丝绸之路开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386年，拓跋氏征服汉朝旧地，建立起国号为“魏”的王朝，这个史称北魏的政权对这片土地的松散统治一直持续到公元550年左右。来自北方的拓跋氏常被定性为游牧民族，他们与中亚人始终维持着紧密的文化联系和贸易往来。有些史学家认为，公元400年至500年左右是北方商道贸易往来最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孕育了唐朝精英阶层对异域商品的强烈渴求。在北魏亡国之前，北魏都城内设有一片专供外国人生活的区域（与后来的唐朝都城如出一辙），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的估算，这片区域生活着4万至5万名中亚人（Anderson，2014）。600年，唐朝海纳百川，洋溢着浓厚的多元文化氛围，市场上随处可见贩售美酒、水果、肉干和马匹的中亚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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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民要术》是介绍北魏时期从西域引进新食物的优秀古代文献之一，据说成书于544年，当时北魏已日暮西山。这部著作的作者是贾思勰，书中有好几章专门记述农事活动，除了介绍来自中亚的瓜类等农作物之外，还提到了石榴，这似乎是一种新引进的果实（Anderso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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