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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在粟米中检测出这种改变并非易事，因为穗轴太细、太脆弱，无法在考古遗迹中保存下来。其他驯化的早期性状也踪迹难寻，比如分蘖（植物茎秆的分枝）数的减少。分蘖的减少使草本植株看上去不那么茂盛，更像是秸秆。此外，种子的尺寸整体上变得更大，每一穗（圆锥花序）上的谷粒数量也有所增加（de Wet，1995）。种子变大是较晚时期的粟才有的发展趋势，而较早的粟粒很难与其野生祖先狗尾草或其他狗尾草属植物相区别。从古代人类聚居地提取的古代遗存很难从植物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甄别，无论是区分粟与黍，还是将这两种驯化植物与各自的野生品系区分开来（Zohary，Hopf，and Wei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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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上述不确定因素，但显而易见的是，公元前一千纪晚期，粟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已广为人知。与黍一样，粟之所以能够被广泛传播并成为欧亚大陆农耕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很可能是集中灌溉得到普及的结 果（Miller，Spengler Ⅲ，and Frachetti，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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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粟成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夏季轮作作物之前，它在欧亚大陆可能早已为人所知。欧洲各地有多处断代在4000多年前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粟粒和更广泛意义上的狗尾草属植物的种子；不过，与早期黍的发现相似，这些报告的可靠性存疑（Hunt et al.，2008）。一份相对可靠的报告（出自我本人之手）记录了位于哈萨克斯坦东部山麓的塔斯巴斯遗址（Tasbas，约前1400）的情况（Spengler Ⅲ，Doumani，and Frachetti，2014）。该遗址仅出土了9粒残损的粟，而一同出土的其他谷物（包括易脱粒小麦、裸大麦和黍）则有数百粒之多。这些粟粒量少且残损，因此说服力略显不足；不过，鉴定结果得到了植硅体研究的支持（Doumani et al.，2015）。数据表明，塔斯巴斯的小规模农牧民在公元前二千纪中期已经在种植粟，但这种农作物的地位可能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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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粟的考古植物遗存在中亚和南亚的分布情况足以证明，粟在公元前一千纪已实现广泛种植。在位于安那托利亚中部的戈尔迪乌姆[12] 古城遗址，公元前一千纪的文化层中同时发现了黍和粟的遗存（Miller，2010）。阿契美尼德王朝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建造克孜勒捷帕要塞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纪中期，此地出土了全中亚至今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驯化粟的种子（包括穗轴）（Miller，Spengler Ⅲ，and Frachetti，2016）。这些遗存数量很多，包括2000多粒黍和1500粒粟（Wu，Miller，and Crabtree，2015）。年代在公元前410年至公元前150年的图祖塞（Tuzusai）古村也发现了这两种粟米的碳化遗存（Spengler Ⅲ，Chang，and Tortellotte，2013）。在西亚，位于土耳其东南部、年代在公元前708年的提勒霍尤克（Tille Hoyuk）发现了大量粟粒，共有15升左右（Nesbitt and Summer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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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一千纪后期，粟米种植已是初具规模的农业生产模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集中灌溉系统、巧妙的轮作周期以及 坎儿井（地下水渠）等新式灌溉技术的共同作用下，农作物生产过剩，推动了人口增长、领土扩张和手工业的进一步专业化。到公元第一千纪后期，夏季灌溉和轮作制度已成为西南亚和中亚的普遍做法（Watson，1983；Miller，Spengler Ⅲ，and Frachetti，2016）。这些农业创新也有利于其他新农作物的种植，包括棉花和品种日益丰富的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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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穇子，禾本科穇属。在中国各地有鸭脚粟、拳头粟、龙爪稷、龙爪粟、鸡爪粟、鸡爪谷、鹰爪粟、鸭爪稗、碱谷、非洲黍等俗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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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苔麸，禾本科画眉草属，又名埃塞俄比亚画眉草。苔麸（teff）一词来源于埃塞俄比亚闪族语词根“tff”，意为“丢失”（因为谷粒非常小）。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特语（Oromigna）和提松雷语（Tigrigna）中亦分别写作Tafi和Taf。——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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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轻加工食物和无加工食物的统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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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雅波德人（Iapydes，又写作Iapodes，Japodes；希腊文写作Ιάποδες）是生活在利本尼亚以北内陆地区的古代民族，主要活动范围在库帕河与乌纳河之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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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山南高卢（英文Cisalpine Gaul，拉丁文Gallia Cisalpina），又称内高卢或山内高卢，是指古罗马时代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脉之间由塞尔特侵略者居住的意大利北部地区。与山南高卢对应的是山北高卢（Gallia Narbonensis，亦称外高卢或山外高卢），即阿尔卑斯山以北，现今法国、比利时、荷兰与卢森堡一带，是另一群塞尔特人（高卢人）居住之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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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系和多系：如果一个分类群包含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所有后代，那么这个分类群就称为单系类群或单系群（monophyletic group）。单系群中的所有物种只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而且它们是该祖先的所有后代。 如果一个分类群包含的成员来自两个或多个分支，且没有包含所有成员的最近共同祖先，那么这个分类群就称为多系类群或多系群（polyphyletic group）。换言之，该分类群中并不包含其所有成员的最近共同祖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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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磁山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村东约1公里处，东北依鼓山，距武安城17公里，距今约10300年，考古学上定名为“磁山文化”。磁山遗址共发掘灰坑468个，其中88个长方形窖穴底部堆积有粟灰，层厚0.3米至2米，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近2米以上。这一发现将中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磁山遗址粟的出土，提供了中国粟出土年代为最早的证据。——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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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物（primer）是指在核苷酸聚合作用起始时，刺激合成的一种具有特定核苷酸序列的大分子，一般是一小段单链DNA或RNA。——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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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更新世（Pleistocene），又称洪积世，时间跨度为2588000年前到11700年前，地质时代第四纪的早期，人类在这一时期出现。地球历史上的更新世和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大致相当。——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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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图瓦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属西伯利亚联邦管区管辖，首府为克孜勒。历史上属于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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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黍草的拉丁文是“panic”，而英文“恐慌”一词也是panic，二者拼写一致，故令英文读者困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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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戈尔迪乌姆（Gordion），古代弗里吉亚王国的首都。西方传说“谁能解开戈尔迪乌姆之结，就能成为亚细亚之王”中的戈尔迪乌姆即为此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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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5 稻米和其他古代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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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的故事：双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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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和“菜”是中餐的两大基本概念（Simoons，1990）。与阴阳二气一样，饭和菜并不对立，而是彼此互补。平衡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简而言之，“饭”即米饭，而“菜”则指搭配米饭的蔬菜和肉类。中国人认为，饭与菜的平衡是养身健体的不二法门——只有在餐厅里或宴席上，米饭才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家长总会要求孩子吃一定比例的主食。稻米在中国膳食理念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以至于广义上的“饭”成了“食物”的代称，“吃饭”就等于“用餐”（Anderson，1988）。如今，稻米是全球近一半人口稳定的食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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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稻米在古代中国的饮食习惯中同样重要，尤其是在南方的水稻种植区。在无法种植水稻的北方，冬小麦和粟米是最重要的农作物；西部高海拔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大麦。除这些地区之外，中国的大部分可耕地抑或专用于栽植水稻，抑或实行包含水稻的轮作制。在中国南部的亚热带气候区，一块土地每年可收获两次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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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稻米成为中餐的组成部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它直到上一个千纪才真正占据主要地位。宋代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稻米产量达到了之前的两三倍，致使粟米的地位有所下降（Anderson，2014）。农耕活动的密集化和农业工程建设是实现这一增长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一大因素或许是新稻米品种的引进：生长迅速且早熟的占城稻，起源于今属越南的占城国[1] 。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1011年，宋真宗（997—1022）派出的使者将占城稻引入长江流域（Anderson，1988）。引进占城稻之后，双季稻轮作在几乎整个中国南方得到普及。一季水稻收获之后，农民便立即开始播种下一季水稻。从理论上说，许多农民还会留出一小片种植各类蔬菜的小菜地。不过，由于占城稻的口感较差，在不太受干旱或生长周期等因素影响的中国南方，占城稻并未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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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作制产生了大量的粮食富余，为东亚帝国的建设提供了助力。然而，我们对轮作最早出现在何时以及史前时期的轮作情况知之甚少。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只有若干残篇存世的《氾胜之书》常被后世文献所引述，这本书介绍了汉代农业各方面的情况：冬小麦和粟米已普遍实行复种和轮作；潮湿地区进行垄作栽培（垄栽法）；稻田；播种前用骨汁对种子的处理（溲种法）等（Anderson，1988）。书中记载的许多实践后来都成了应对经济变革的必要手段，并最终通过政治改革得以确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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