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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莲通常生长在西南亚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它很可能就是希罗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所记载的“莲花树”。另外，曾在《奥德赛》中登场、希罗多德也曾提及的令人迷醉的“落拓枣/忘忧果”（lotus fruit）可能也是经过渲染而被赋予神话色彩的枣莲。老普林尼所描述的罗马火神庙旁的神圣莲花树也像是枣莲。包括《古兰经》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和伊斯兰文献都有关于这种树木以及另一西南亚枣属植物叙利亚枣树（Z. spina-christi ）的记载，它们被统称为酸枣树[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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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世界各地的古代民族都将椰枣与干枣视为相似之物。南欧的古代文献将干枣称为中国枣，而中国古代文献则将椰枣干称为波斯枣（Laufer，1919；Schafer，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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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枣果实浑圆饱满，呈褐色，味甜，但出售的往往是经过干制的果实，外皮起皱呈红色。这种形态的枣很容易沿丝绸之路运输。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吐鲁番盆地，阿斯塔那唐代古墓群便出土了脱水的枣（Li 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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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树像灌木一样低矮，对水的需求量不高，而且耐得住寒冷干燥的冬季，因此非常适合在西南亚和中亚各地栽植。另一种 枣属植物在印度和南亚被种植，对霜冻的耐受力较差。中国北方多地至今仍有野生枣树生长，地方品种多达数百种。公元1世纪，文人墨客为今山西一带的枣园抒写了不少篇章，唐代文献甚至记载了以枣酿成的酒（Schafer，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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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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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数种人工栽植或野生的山楂属灌木或乔木，中亚还有另外几个品种。在公元前二千纪以前覆盖中亚大部分山麓地带的灌木林中，山楂树是十分常见的灌木或低矮乔木。现如今，它们在山麓过渡地带还有小部分残存。虽然山楂有刺，格外能耐受牲畜的咀嚼，但它们的生长范围局限于受牲畜觅食影响较小的肥沃山谷和地区。山楂树是少数几种能够承受中亚高密度放牧的木本植物之一，酸酸甜甜的山楂果（小红果）富含维生素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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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种山楂树已经被人类驯化，其中两种至今仍在种植：山楂（Crataegus pinnatifida ）和湖北山楂（C. hupehensis ）（Zeven and de Wet，1982）。山楂果经常裹上亮晶晶的糖浆做成糖葫芦，就像美国狂欢节上的糖苹果。中国各地的夜市上都能见到由山楂果做成的糖葫芦，在北京一带尤其常见。中亚的数座考古遗址都发现了山楂属（以及蔷薇属）植物的种子，比如哈萨克斯坦的图祖塞（前410—前150）（Spengler Ⅲ，Chang，and Tortellotte，2013）、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布拉克（900—1200）（Spengler Ⅲ et al.，2018），以及土库曼斯坦的阿吉库伊（约公元前1900）（Spengler Ⅲ et al.，2018）。哈萨克族牧民有在秋天采摘山楂果的传统；这些灌木也在大草原上生长，为生活在内亚的人们带来了营养丰富的时令美食（Dzhangaliev，Salova，and Turekhanova，2003；Levin and Potapov，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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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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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农业和畜牧业之后，中亚山麓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几何时，这一带的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矮 小的灌木林。在历史上，这些生有丰富野果的灌木林从阿尔泰山脉一直蔓延到帕米尔高原，对当地人的经济生活非常重要。准噶尔山地的灌木林以欧洲荚蒾（Viburnum opulus ）为主，天山冲积平原和河滨地带的灌木林则以沙棘为主。有好几种野玫瑰生长在七河地区和其他大部分生态区中。有两种沙枣，又称“俄罗斯橄榄”，遍布整个七河地区，并向南延伸到帕米尔高原，而且与蔷薇属植物一样，从高山林区一直到干旱的大草原边缘均有生长。沙枣在高山森林中更加多见，而尖果沙枣（E. oxycarpa ）则大量生长在山麓丘陵地带。几种树莓的分布范围基本相同，其中有4种曾是历史上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山区的传统民族所采收的果实（Dzhangaliev，Salova，and Turekhanova，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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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树林中生长着（或者曾经生长）几种野生樱桃树（李属和樱桃属的演化支），生活在哈萨克斯坦以及更北方的先民曾采收它们的果实（Dzhangaliev，Salova，and Turekhanova，2003；Levin and Potapov，1964；Seebohm，1882）。哈萨克斯坦东部山脉的山麓上至少生长着7种山楂属植物；我们知道阿拉木图一带的人们会采收其中几种野生山楂的果实（Dzhangaliev，Salova，and Turekhanova，2003）。这些好似灌木的树木中最出名的还要数野苹果，以新疆野苹果（Malus sieversii ）和红肉苹果（M. niedzwetzkyana ）这两个山地品种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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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野果和坚果是重要的食物来源。早期俄罗斯和西欧探险家都曾提到当地人有在北方森林中采摘蔓越莓（可能是越橘欧洲荚蒾）的习惯（Seebohm，1882）。有些记载称，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人会收获小果红莓苔子（Vaccinium microcarpum ）和红莓苔子（又名越橘或狐莓，学名Vaccinium vitis-idaea ）（Dzhangaliev，Salova，and Turekhanova，2003）。生活在阿尔泰山区的人会采收红莓苔子（Levin and Potapov，1964；Seebohm，1882）。更北方的游牧民则会将采摘的黑果越橘生吃或煮食，或者与奶油或牛奶（鲜奶或发酵牛奶）混合在一起食用。有些探险家还描述了阿尔泰山区住民收集云莓（Rubus chamaemorus ）的情景（Seebohm，1882）。哈萨克斯坦境内有11种茶藨子属植物（Dzhangaliev，Salova，and Turekhanova，2003）；19世纪的人种学家注意到，当地人有采集红加仑 和黑加仑的习惯（Levin and Potapov，1964；Seebohm，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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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混杂各种灌木的树林可能曾经覆盖着克佩特山脉的大部分地带以及更遥远山区（比如伊朗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的山麓地带。灌木林中还混杂着野生开心果、野生扁桃树、沙枣树、山楂树和樱桃树。在塔吉克斯坦的萨拉子目，人类觅食的古代坚果和水果遗存中有刺山柑、朴树果、野生开心果、沙枣、樱桃、蔷薇果、沙棘和野生扁桃仁（Spengler Ⅲ and Willcox，2013）。哲通的植物大遗存组合中也有刺山柑（Harris，2010）。安纳乌（Miller，1999）和塔什布拉克（900—1200）的红铜时代文化层中均发现了野生朴树植物的果核碎片。阿吉库伊发现的山楂果核或许出自附近受到古人保护，甚至受其照料的山楂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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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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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山麓的野生树林里曾经遍布着数不清的坚果类果树。这些树林大多数已经消失。如今，山麓地带的主要植被是用于放牧的干燥草原。不过，往日树林遗留的后代仍在世界各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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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坚果包括扁桃仁（也有桃仁和杏仁）、开心果和胡桃。不过，诸如松子和栗子等其他坚果也有可能曾是丝绸之路沿线居民采收和种植的品种。从野外采集的松子至今仍是生活在欧亚大陆中部高海拔地区的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中国西部的市场上有数种松子出售；云南北部的市场上有两个品种格外突出：华山松和云南松。在黄河流域，公元前五千纪至前四千纪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松果外壳的碎片（Ho，1975）。名为白皮松的品种经常种植在庙宇周围，北京戒台寺的九龙松尤其享有盛名（Simoons，1990）。西藏东部的琼隆银城遗址（220—880）出土了云南松或油松的松果，我本人也参与了这一项目（d’Alpoim Guedes et al.，2014）。华山松的松果比较常见，可以在市场上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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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地中海东部和中部地区，人们常常采摘意大利松的松果。除此之外，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采摘的是西藏白皮松的果实，韩国采摘的是红松，蒙古采摘的则是新疆五针松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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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表明丝绸之路沿线曾栽种栗树。栗属植物大约有十数种，原产于北非、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地，无论在哪里生长，它们都能引起人类的注意。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很熟悉欧洲板栗，而美国的栗树品种现已濒临灭绝，只有圣诞歌曲中还保留着它们的痕迹。板栗在中国各地广为种植。尽管没有理由推定欧洲或亚洲栗属植物曾经穿越中亚的山地，但是在伟大的丝绸之路两端，栗属植物与人类的互动均有悠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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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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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果与腰果都是漆树科的成员，原产于西亚的漆树科黄连木属有6个品种，其中3种与人类的关系尤为密切：阿月浑子（Pistacia vera ）、笃耨香（P.terebinthus ）和尖叶黄连木（P. acuminate ）。另一个品种乳香黄连木（Pistacia lentiscus ）则是乳香树脂的来源。开心果在西亚和地中海东部——尤其是在伊朗、阿富汗和北部的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广泛种植。中国史料显示，开心果（阿月浑子）在唐代传入中国（Simoons，1990）。斯特拉波称，当亚历山大大帝第一次进入大夏（中亚南部）时，他所看到的唯一一种树便是低矮的笃耨香树。泰奥弗拉斯托斯也提到过这则轶闻（Strabo，1924）。还有许多古典时期的作家提到，叙利亚或西南亚的部分地区生有笃耨香树，当地人会在野外采收这些树的坚果（Laufer，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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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中亚的阿月浑子是当今世界大名鼎鼎的商业品种。如果排除在伊朗的雅亚特佩（Tepe Yahya）遗址发现的两块果壳碎片，那么西南亚地区最早发现的阿月浑子遗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Miller，1999）。不过，贾尔库坦和古诺尔特佩（Miller，1999）的青铜时代遗址和塔吉克斯坦萨拉子目的红铜时代遗址都鉴定出开心果的遗存（Spengler Ⅲ and Willcox，2013）。本人在塔什布拉克也鉴定出开心果壳的碎片（Spengler Ⅲ et 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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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桃：国王的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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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对波斯胡桃或英国胡桃的遗传研究表明，胡桃与丝绸之路交织的历史可能像苹果的历史一样盘根错节。根据对花粉以及现代和历史分布记录的研究，明显可以看出，孤立的胡桃种群零星分布在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一带，在克佩特山脉等土壤逐渐荒漠化的地区则愈发稀少（Pollegioni et al.，2017）。经检测确认无误的最早胡桃壳遗存出自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山谷的坎尼什普拉（Kanispur，公元前3100年），反映了胡桃在中亚东部山麓地区的历史（Mani，2008）。近期一项研究表明，当前胡桃的遗传基因遍布全亚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在跨欧亚贸易路线上交流往来的结果。研究人员试图建立起语言学资料与种群遗传学之间的关联，他们认为语言的壁垒也标志着胡桃的遗传壁垒。换言之，共同的人类文化区域有利于胡桃遗传基因的融合（Pollegioni 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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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桃的分布范围从中国西部的山麓地带一直延伸到高加索地区（包括喀尔巴阡山脉，因此胡桃有时也被称为喀尔巴阡胡桃），中国还有许多其他野生胡桃属品种。中国和中亚的胡桃呈现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因为这里的胡桃通常从播种开始生长，不像欧洲那样采用扦插培植。亚洲胡桃往往比欧洲胡桃小很多、形状更圆，不过也有些果实呈硕大椭圆形的品种。亚洲胡桃的壳有脆有硬，有的光滑，有的粗糙。鉴于胡桃的基因与中国的某些 野生亲缘种相兼容，比如日本核桃（又称形核桃，Juglans ailantifolia），这种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归功于物种之间的基因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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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指出，胡桃只能在气候相对温和的北部地区生长，尤其是在山地（Miquel，1980）。在19世纪初探访俄国控制下的中亚时，亨利·兰斯戴尔注意到，泽拉夫尚河谷中有小片树木群聚成林，尤以野生朴树林和胡桃树林居多（Landsell，1885）。与之类似，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ser）在19世纪初也注意到，从伊朗北部一直蔓延到泽拉夫尚地区（Fraser，1825）的中亚山麓地带有胡桃林、开心果树林和扁桃树林。20世纪初，奥莱尔·斯坦因在中亚山脉向东延伸的地段发现了胡桃林，他在《古代和田》第1卷里谈到了中国西北绿洲种植胡桃树的情况（Stein，1907；Mirsky，1977）。中亚早期植物志记载，胡桃林在中海拔地区（1500米—2800米）繁荣生长，沿费尔干纳盆地周围的丘陵分布。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唐代墓室随葬品中发现了胡桃，与之一同陪葬的还有干枣、葡萄和梨（Li et al.，2013）。塔什布拉克遗址也出土了距今约1000年的胡桃壳碎片。公元1千纪初的伊朗切拉巴德盐矿中同样发现了胡桃壳碎片，还有至少1个完整的胡桃（Chehrābād Salt Mine Project，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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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和费尔干纳河谷发现的胡桃遗存是证明胡桃的基因沿文化之路交融的一个实例，正如遗传学家所言，这些坚果“意味着生活在塔什干和撒马尔罕之间的突厥社区曾经互易胡桃，而这片地带正是北丝绸之路的北部和中部路线的汇合之处”（Pollegioni et al.，2017）。研究人员主张，从阿契美尼德时期开始，跨越亚洲的贸易路线便对胡桃的传播和基因融合产生了直接的作用。如果上述观念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在漫长时光里对中亚山麓森林的干预可能在胡桃的驯化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使胡桃在古代亚洲广为传播，在各地为人类所 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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